当几乎筋疲力尽的李宝昌又一次带人钻进废墟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一群法国人和丹麦人也自动地跟在他的身后，领头的竟是法国访华团60岁的团长蒙热。“我们也要去找日本人……”“不，不行！”李宝昌被这意外的情况弄得不知所措，“你们，快回去！”可是外宾们已经奔上了废墟。李宝昌通过翻译喊叫：“你们别参加！别参加！你们幸存下来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不能让你们再被砸伤！”几个年轻的外国人挣脱开拽住他们的手，已经跑到了中国人的前面。一位法国太太也跑了上来。她脱下自己的高跟皮鞋，塞在李宝昌的手里，又指指李宝昌被鲜血染红的赤裸的双脚。
所有的人回忆起来，都认为这是奇异而动人的一幕：在一片黑魆魆的废墟上，白种人、黄种人，自动地组成了一个救死扶伤的集体。他们身边是随时可能倒塌的断柱、残壁，他们头顶有晃动着的断梁；然而他们除了记着那几个濒死的生命，已经把一切都忘了。他们忘了伤痛，忘了时间，忘了地点，忘了国度。那一瞬间一切都模糊了。踮着一双法国高跟鞋的李宝昌在喊叫，在指挥。法国人、丹麦人、中国人在一起寻找日本人的踪影。人们最后发现：日本专家田所良一、武腾博贞已经遇难，身负重伤的须永芳幸也在送到唐山机场后死亡。7月28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决定派一架专机到唐山接运外国人。两辆汽车从宾馆风驰电掣般地驶向机场。像任何汽车在7月28日那天都会遇到的情形一样，它们在路上被成群的伤员截住了。司机面前是老人、孩子、重伤员……无数双求救的眼睛。“这是外宾，”司机嘴发涩，心发颤，“这里有受重伤的外宾。让我走吧。……”这就是我们善良而真挚的中国人民。
当他们听到“外宾”两个字时，那一片呼救声、叫骂声立时止息了。中华民族历来把礼仪看得重于一切，高于一切，世世代代继承了这种民族的风格。他们默默地退让开去。尽管那些被木棍支撑着的伤腿能挪动的每一步都痛得钻心，那些躺在板车内的被推开去的伤员的每一声呻吟都揪着亲人的心，他们还是让开了道路。这几十名外国人在机场同样受到了最高的礼遇：在饥饿的7月28日，他们得到了空军警卫连给他们送来的一人一小杯宝贵极了的米汤和一个又厚又硬的油饼。最后，他们穿着空军战士捐献的绿军装、蓝裤子和“老头布鞋”登上飞机。那一刻，他们哭了。他们拉着中国朋友沾血迹的手，一遍遍地问：“你们自己的家人不知怎么样？”“开滦矿工不知怎么样？”“还有他们，那些扮演小白兔的小朋友，他们现在在哪里呢？”这些外宾还没有忘记那些可爱的中国儿童，就像今天，唐山人民还在向我充满感情地谈起这些外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