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海，地震时55岁，赵各庄矿场班长。
毛东俭，地震时44岁，采掘组副组长。
王树礼，地震时27岁，采掘组组长。
王文友，地震时20岁，新工人。
李宝兴，地震时17岁，新工人。
被救出矿井的时间：1976年8月11日，地震后第15天。
1985年2月5日，我赴开滦赵各庄矿寻访地震时被救出来的最后的五位男子汉。赵各庄煤矿曾经爆发过有名的节振国抗日大暴动，最后的五个男子汉，前排左起：李宝兴，王树礼，陈树海，毛东俭，王文友这里似乎是出硬汉子的地方。那一天，我只见到了三位。王文友已调动工作，而最为人敬重的长者、老矿工陈树海刚刚病逝。在毛东俭家，我见到了当年的一张五人的合影照片，是他们由医疗队返回矿山时由新华社记者拍摄的。背景是井架，五人精神整齐地穿着全套矿工制服，矿帽、矿灯、宽宽的矿工腰带、齐膝的大胶靴，脖子上扎着雪白的毛巾。尽管获救不久，却不见有历经大难的模样。除了照片的收藏者毛东俭在摄像机前略显拘谨、紧张外，那四人竟个个显出英雄之气。陈树海，宽宽的脸，胡子拉碴，有一双令人信赖的热情的眼睛，笑意中透出深邃、凝重和几分严厉。正当年的壮汉子王树礼，叉着腿，标准的矿工形象，强悍而有力度。那两个当年的小家伙似乎都已忘了在井下软弱得哭鼻子的时候。尤其是小不点儿李宝兴，矿工服长及膝盖，竟也高高地昂起那颗硕大的脑袋，撑起一副瘦肩膀，挓挲开两只细胳膊，俨然一派壮士态。他太瘦太小，那全套的工作“行头”似乎都能把他压倒。他对我说：“我是顶父亲的职进矿山的。我喜爱矿山。”就是这样的五个人，在我的采访本中留下了风格独特的一页。
稍经整理的采访笔录：7月28日3∶42～18∶45
地震那会儿，我们爷儿五个正在靠近十道巷的零五九七掌掘进。问十道巷有多深？上千米吧。那天，陈树海是当班班长，他刚检查完我们班，嘱咐了声“要注意安全”就震了。我们正刨煤，听到了轰轰的响，抖得厉害，人都动弹不了。九道巷那儿煤面子干，落下来，一片尘土，看不见人。篮球那么粗的立柱都折断了。跑煤的眼儿也都堵死了。王树礼：是瓦斯爆炸？”老陈：别处爆炸也影响不到咱们这儿。”老王：是老顶来劲吧？”巷道里电没有了。喷尘水龙头也断水了。怎么办？得出去。往哪走？往上？往下？老陈有经验，他不同意往上走。他估计越往上塌得越凶；往下呢？下八米立槽，可到达二中巷，那是个运输巷道。我们五人开始掏“立槽”那儿全堵着煤。用锹没法使劲，就用矿工帽，一帽一帽地端。还只能一个人下去端，就让小李小王轮着干。也不知费了多大的劲儿，从早晨一直干到下午6点，立槽掏通了。让最瘦小的李宝兴下，他不敢，老陈一脚把他踹了下去。但他下去一看，运输巷也堵了。
下午6点40分的余震来了。掏了一天刚掏空的“立槽”又被上面下来的煤给堵死了。拼死拼活十几个小时，一下子前功尽弃！更怕人的，五盏灯灭了三盏！出不去了，出不去了！小王小李在呜呜地哭。毛东俭在一声声叹气。王树礼：老陈，怎么办？怎么办？咱们皮都没破，死了好冤……”老陈闷头坐着，什么话也不说。渴。累。害怕。非常绝望，非常绝望。尤其是两个小的，死活不动了。陈树海说话了：“咱们不能等死。往上去吧，只有一条路了。第一个目标，就是那个废运输巷——中巷。”我们听老陈的。大难临头了，得有个主心骨。他有经验，他是我们的活地图。轮班上。老陈指挥。轮着老毛和王树礼上了，用大锹“攉煤”，打通向上的“立槽”。
7月28日，赵各庄矿曾为这失踪的五名工人组织了大规模的搜寻。唐山市文联副主席、作家长正曾在报告文学《顶天立地的人》中这样写道：……7月28日上午8点钟，赵各庄矿采煤五区党支部书记赶到调度大楼的宣传台前，向矿抗震救灾指挥部报告：“在十道巷零五九掌七掘进的五名夜班工人，到现在还没上井！”当时，一直在现场指挥抢救井下工人脱险的矿党委书记马四，花白的头发早已被雨水打湿。他把叉在腰间的手掌猛力一挥：“马上派人去找！”采煤五区党支部立即组织人，跑步从四零六井口顺马路眼直奔井下而去。当他们来到十道巷的时候，发现通往零五九七的掌巷道由于严重垮顶，通道已被砖石堵塞。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呼喊，一次又一次地敲打金属支架，可是这一切都如同石沉大海，里边毫无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