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周恩来传》05章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h1><hr /> <p> 对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共产国际在7月时认为：“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 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在国际路线之下 工作的”。 </p><p> 共产国际不认为是路线错误。 </p><p> 周恩来、瞿秋白就是本着这一精神，回国来纠正错误的。 </p><p> 共产国际下属有一个东方部，部下分三个二级部，即远东部、中东部、近东部。 东方部部长名义上是库西宁，副部长有马基业尔、米夫等，米夫兼远东部部长，实 际上管中国党。周恩来回国，走的路线是先从莫斯科到柏林，然后乘坐从柏林去中 国东北的国际列车回国，在列车到达莫斯科站后，细心谨慎的周恩来，利用火车停 留的时间，同马基亚尔取得联系，再一次问他：国际的同志还有没有新的意见？ </p><p> 马基亚尔回答说，没有了，按照国际七月决定改正就行了。 </p><p>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七月决定办的，周恩来、瞿 秋白等贯彻得很好。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六届三中全会写了信，说：读了瞿秋 臼、周恩来、李立三的发言，李立三“完全正确地了解了白己的错误”，“党的路 线常常是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就没有两条路线，只是曾经在这条正确的路线 上有过不正确的倾向”。 </p><p> 可是，正当局面已经扭转，工作走向顺利的时候，共产国际看了李立三8月1日、 3日在政治局的讲话记录，十分恼怒，于是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升级，说它是“半托 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共产国际在10月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说是 “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 “这就是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p><p> 这样，六届三中全会就被放到了调和主义的地位，周恩来、瞿秋臼遭到了责难， 正确变成了错误。在中共中央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王明这个投机分子、野心家先 于中共中央知道了共产国际的精神，写了《两条路线底斗争》的小册子，形成宗派 来反对中央，使党内十分紊乱，在臼色恐怖环境中处于极危险的境地。毛泽东后来 说：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同王明合作，批评中国较正确的两位领导同志， 说他们是对立三冒险派的调和主义，硬把这两个人的威信压下去。 </p><p> 情况就是这样，他们要把王明等人扶上台，使中共中央置于共产国际的绝对控 制之下。为了改组中国党的领导，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曼努意斯基提出召开中共六 届四中全会，并派米夫来华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 </p><p> 周恩来、瞿秋白开始时曾进行申辩，说明三中全会是按共产国际的精神召开的。 后来看到情况已发展到中央破产、党内分裂的痛心局面，他们从照顾大局，相忍为 党出发，就不再辩解，接受国际决定，表示自己既已错误，应退出政治局，辞去中 央职务，希望过去曾反对过立三错误的各方面的人团结一起，来执行国际路线。由 于中共中央的工作离不开周恩来，他在党内的威信使他们不便抛开周恩来，他的辞 职未获允准。周恩来服从组织决定，继续工作下去。处于万分痛苦中的周恩来，从 大局出发，忍辱负重，维护了党的统一和生存。 </p><p> 1931年1月7日，米夫主持下在上海秘密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周恩 来、瞿秋白被置于“被告”席上，事实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周恩来被继续留任， 实际上是处于留职察看的境地，处境十分艰难。但为了党的统一，使大家认识在党 内斗争中清除派别观念的重要性，他在发言中仍然坦率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处在 困难时期，现在要加紧将它恢复与健全，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 或是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 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他尽量保护干部，维持党的元气。 </p><p> 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为米夫、王明所控制，接着就向各根据地派出“钦差大 臣”，中央向外派出一个人都要由米夫布置。在中共中央内部，王明压制周恩来。 周恩来曾经向远东局诉说，但是王明有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后台，他的诉说毫无效果。 周恩来极力保持住他所领导的中央军委、特科和交通机关，不使王明派人打进来。 例如王明曾经要派一个黄埔生黄第红到中央军委工作，而这个人实际上暗中已同蒋 介石勾搭上。周恩来通过情报系统截到了黄第红给蒋介石的效忠信，拿给王明看， 王明才没有话说。 </p><p> 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在南京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 部调查科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得知后立即派人报告中央。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果断 地采取紧急措施，安全转移了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全部机构， 国民党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计划落了空。接着，躲住在周恩来寓所的 向忠发，不听周恩来的劝告，擅自外出，被国民党逮捕。周恩来正在设法营救，却 得到消息说向忠发已经叛变。周恩来冒险到自己的寓所去观察联络信号，断定向忠 发已经带人来搜查过，赶紧离开。从此，周恩来再难在上海秘密工作下去了。 </p><p>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坐船经广东省的汕头、大埔，转到福建永 定继续航行，于下旬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p><p> 这时，王明已经先周恩来于10月间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行前，王明曾经对周 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只管政府的工作。周恩来离上海前，中共临时中央 负责人博古又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是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管政 府，朱德管军事。这都是说，不要毛泽东管军事。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纠正了 当时苏区存在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军事方面，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 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中央苏区要“占取 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毛泽东找周恩来谈了在苏区打寨子的必要，而不 应打大城市，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说明红军目前攻 打中心城市有困难。 </p><p> 临时中央回电说，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途择一个城市攻打。 </p><p> 接到回电，周恩来只好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会议决定打赣州。毛泽 东表示反对，但多数通过。2月4日至3月7日，红军打赣州，久攻不克，在国民党军 大量增援的情况下，只好撤回。 </p><p> 自此以后，周恩来不顾临时中央的交代，一直主张毛泽东不应离开军事的领导， 而且对他言听计从。3月30日，率红军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提议南下攻 打福建的漳州、泉州，打开局面。4月初，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 会议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会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 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4月10日，红军攻占龙岩。20日，攻占漳州，歼灭 国民党守军张贞部约四个团，俘1600人，缴获大量物资。 </p><p>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没有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意图办事，使临时中央感到十分 不满。4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 部的信》，信中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目前 苏区极端重要的任务是“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和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 5月20日．临时中央点名批评周恩来，说伍豪同志到苏区后，虽然“在某些工作上有 相当的转变”，但是“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 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临时中央在信中要他们夺取一二 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p><p> 对此，周恩来不得不作出检讨，而在军事行动上仍听取毛泽东的意见。7月21日 起，他到前方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随红军行动。他和朱德、王稼祥不赞成 中央局要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提议，建议以毛泽东为总政委。他和毛泽 东、朱德、王稼祥一起反对在后方的中央局要红军攻永丰城的意见，主张部队在宜 黄、乐安、南丰一带争取群众，发展苏区、布置战场。造成更有利于与敌人决战的 条件。这一争论，发展到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 </p><p> 10月上句，召开宁都会议。会上，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领导成员打着临时 中央指示的招牌，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在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提出以准 备为中心的主张”。强调“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这种“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 主要危险”。周恩来等都受到了批评。集中受到批评的是毛泽东。他们还提出要把 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 在发言中检查了在前方的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肯定“后方中央局同 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他维护了毛泽东。他提出：“泽东积年的 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他“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 见，对战争有帮助”。周恩来坚持毛泽东应当留在红军中工作，为此提出了两种解 决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 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种办法，都与原来情况相似，因为周 恩来原来是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随军行动，对军事行动方针是具有决定权的。参 加会议的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 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自己则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就不赞 成后一种办法。结果是会议通过了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这样， 中共临时中央不要毛泽东管军事的意图，这时候终于实现了。 </p><p> 周恩来和朱德继续领导红一方面军在前方作战。1932年底，国民党军组织对中 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围剿”军分左、中、右三路，其 中由蒋介石嫡系十二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约16万人，陈诚为总指挥。 红一方面军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军， 总兵力约7万人。红军采取集中兵方，击敌中路的方针，经过黄陂、草台冈两仗，歼 灭蒋介石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敌1万亲人，胜利地打破了“围剿”。并且创造了红 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 </p><p>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人中央苏区。从此，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 工作。9月，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 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国剿”初期，周恩来曾经就作战方针和战役部署 问题与博古、李德等人进行过多次争论，触怒了博古、李德。11月20日，陈铭枢、 蒋光诵、蔡廷锴、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反对蒋介石，蒋介石调“围剿”军入闽 对付他们。12月13日，周恩来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建议调红军主力入闽与国民党主 力决战。李德等不同意红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却将红军主力进攻国民党军构筑的 堡垒线。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将周恩来、朱德调回后方，取消“前 方总部”，并入中革军委机关。周恩来、朱德失去了军事指挥权。红军实际上由博 古、李德指挥。周恩来曾经说自己到后方后，“李德成了总司令，我连参谋长都不 如，只是一个参谋处长”。广昌战役后成立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主 要是管军事，而且是徒有形式，实际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 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错误造成的结果， 是丧失革命根据地，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p><p>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共有8万余人，到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 只剩下约3万多人。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有利于蒋介石的堵截，红军损失不小。蒋 介石要在湘江东岸消灭红军的企图未能实现，就在红军原定计划北去湘西的路上， 集中十几万兵力，布下了一个口袋，而这时博古、李德却仍命令红军按原计划去湘 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为向敌人 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于是就有通道会议。 </p><p>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有毛泽东、张闻天、 王稼祥、周恩来、李德等参加。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 但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原计划进军。18日，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 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张，通过了毛泽 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不去湘西。这次会议的决议，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是 长征路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博古、李德所犯错误的否定，是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转 危为安迈出的第一步。周恩来是会议的主持者，做出了重要贡献。会后，剥夺了李 德对红军的指挥权。 </p><p>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清算了王明“左”倾路 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会上，周恩来和与会的绝 大多数人都同意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明确了红军战略战术上的是非．指出博古、 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上由朱德、 周恩来指挥，“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中央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p><p>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红 军四渡赤水。在渡乌江前，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团， 指挥军事。接着，红军南渡乌江，又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 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胜利，并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p><p> 中央红军在长证过程中，发生两件大事，一件是召开了遵义会议，另一件显中 共中央和张国焘的北上和南下之争。 </p><p>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夹金山、达维之 间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这时，南面是蒋系薛岳部 队紧追；东面是众多的四川地方部队，派系庞杂，但与红军为敌是一致的；北面是 胡宗南部队驻守松潘等地阻拦，但兵力尚未集结，西面是人迹罕至的高山地区。红 军会合后，兵力10多万，下一步向何处，是关键问题。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两河口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阐述了在松潘、理 县、茂州一带不利于红军久驻，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并指出向南 不可能，敌人已占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也不可能，敌人已在东面集结130个团兵力； 向西条件更难，只有北上才是出路。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包括张国焘在内，都同 意这个意见。但是会后，张国焘以种种借口，拖延北上。8月上旬开始，周恩来积劳 成疾。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作报告，报告仍坚持北上方针， 红军主力要北出洮河流域，取得甘陕广大地区。这以后，张国焘发展到企图危害中 央的地步，中共中央决定率红一、红三军立即北上。到哈达铺后，中共中央得知陕 北有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军，有革命根据地存在，决定率红军落脚陕北。 </p><p> 实践证明，北上是正确的。红一、三军到达陕北，和当地红军会合后，进行了 东征和西征。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7月这10个月中，红军扩大了130％，缴获枪支 7000多枝，筹得抗日经费40多万元，攻下县城7座，扩大苏区90余万公里。革命根据 地的面积扩大到东西长1200余里，南北600余里，南抵陕西耀县，西南至泾川、长武， 西抵甘肃庆阳，西北达靖边，东达黄河，北过长城与蒙古族取得联系，陕南游击队 也十分活跃。 </p><p>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在陕西甘泉县下寺湾召开，研究常委分工问题。 张闻天主张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只负责组织局不管军事。这次，是毛泽 东挽留周恩来仍作军事工作。毛泽东提出，军委主席由周恩来担任，自己可以当副 的。周恩来说，自己是愿意从事军事工作的，但军事领导应以毛泽东为主。毛泽东 又说，关于军事领导，指挥军事，恩来都是较通的。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 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还负责组织局的工作。 </p><p> 从此，周恩来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和军委主席毛泽东，数十年间在军事上始 终亲密合作。 </p> <script><!-- getPageBottom(); --></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