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周恩来传》04章 中共中央工作实际上的主要主持者</h1><hr /> <p>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周恩来参与领导了中共”六大”的召开，担任大会的秘书长。会上，他被选为中央 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和向忠发、苏兆征、 蔡和森、项英一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常委分工，周恩 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 长。 </p><p> 向忠发主要因为是工人出身，在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被推选为 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会主席。但他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六大” 后，新的中共中央的工作计划，是由周恩来起草提出的。在这以后的大约两年多时 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当然，除了向忠发外，中共中 央常委还有其他同志和后来增补的李立三。说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 从他在六大后的中央内所起的实际作用看，是明显的。 </p><p>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解决了当时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存亡和革命发展的若干个关 键问题。 </p><p> （一）1928年，周恩来最早提出了思想建党的问题。 </p><p> 在党的建设上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大革命 失败后，必须整顿和重新建设党。蒋介石、汪精卫反共，大批共产党员坚贞不屈， 牺牲在昨日朋友、今日敌人的屠刀下，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形势转变关头消极动摇， 甚至叛变投敌。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但要从组织上改造和建设，而且必须从思想上 加强无产阶级的坚强的斗争意志。另一方面，斗争的实际使党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 变，就是从城市转向农村，革命的武装割据已经开始，大批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 涌入了革命队伍。到1928年11月，党员成分中已有75%是农民。对于他们，组织上吸 收入党了，同时必须看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党内的发展和影响，存在着如何 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问题。1928年11月11日，周恩来写出中 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的第四部分。他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精神指出：“全党 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党“要加强无产阶级 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纽织，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p><p> 几乎同时，毛泽东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大批农 民进入红军和革命队伍，加上中国农村的封建落后和各种复杂的矛盾，使得他在11 月25日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 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 要错误的。”两个巨人，一个在白区，一个在苏区；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地方，所 见相同。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共产国际领导担心中 国党在农村离开工人阶级太远时，周恩来得以回答说：党在农村，经长期斗争锻炼 和正确领导，也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 </p><p> 着重从思想上重新建设共产党，同时也要在组织上整顿和建设共产党。从汪精 卫叛变革命后的一年半之中，在白色恐怖压迫之下，中共各省组织几经破坏，干部 牺牲不计其数，而自首告密叛变的事也由南而北渐渐遍及全国各级党部。党的组织 日益脱离群众、隔绝社会，上级机关尢多形成空架子。因此，周恩来提出，领导同 志应当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整顿 地方工作的程序，应先从中心区域做起；党员要重在质量的选择，要在一个地方有 了几个建全的支部后，再成立地方党部，要避免空架子机关的毛病。 </p><p> （二）周恩来处理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见个重要组织中的问题，首先是中共顺 直省委问题。 </p><p> 顺直指的是北京（顺天府）和河北（直隶省）。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设有顺直 省委。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省委内部出现了混乱。这问题不很 快解决，不但北方工作不能发展，而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转变。所以，“顺直 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六大”前，蔡和森曾经代表中共 中央去顺直巡视，但是未能用教育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解决问题，反而带着个人意 气与成见，结果反而造成顺直党组织的分裂，出现了保南第二省委。“六大”后， 在国内主持中央工作的常委将顺直问题移交给了新的中央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0月4日开会讨论了顺直问题，并于12日作出《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发出《中 央告顺直同志书》。会后，陈潭秋奉命到顺直巡视，看到党员头脑中仍充满了国共 合作时代的旧观念，组织路线与工作方法仍是“八七”会议前那一套，极端民主化 倾向比较普遍，经济问题纠缠不清，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很少自觉地开展工作。他 与刘少奇、韩连惠决定暂时停止省委职权，井停止京东四县的活动。陈谭秋到中共 中央汇报后，中央不同意停止省委职权的作法，要他返天津传达中央指示。陈潭秋 传达后，刘少奇、韩连惠于11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不同意。17日，陈潭秋向 中央报告说恢复省委职权事实上无可能，主张由中央直接改组省委常委会。27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中央解决顺直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方法有不足之处，陈潭秋、 刘少奇在顺直工作中有取消主义观念，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错误，决定派周恩来 去巡视。 </p><p> 12月11日，周恩来到天津。他先后参加省委、区委、支部会议，召开谈话会， 听取各方意见，本着“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的方针，多方地做 工作。在这基础上，召开省委常委会，说服大家接受中央意见；并在党刊《出路》 上发表文章，针对认为“顺直党的旧基础已经落伍了，腐烂了”的看法，指出：旧 基础不是完全要不得，也不须立即解散，“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 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来继续不断的改造顺直的党，逐渐 的产主新的斗争”。文章还分析了极端民主化与民主集中制、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 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12月22日，周恩来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 作政治报告，提出这次会议的总方针是贯彻“六大”决议，争取群众，发动斗争， 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陈潭秋、刘少奇也作了报告。会议按中央决定恢复了省委 职权，改组了省委常委会和京东党组织，挽救了顺直的中共组织。 </p><p> （三）解决江苏省委问题。 </p><p> 正当周恩来在北方处理中共顺直省委问题的时候，在上海，1929年1月3日，向 忠发、李立三等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出了一个乱子。他们作出决定，要由中 央来兼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1月11日前后，周恩来从天津回到上海后，从李维汉那 里得知这个消息，感到不妥，立即找向忠发、李立三谈话，要政治局重新讨论。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周思来在会上提出中央兼江苏省委的作法是危险的：1． 这样做必然会削弱中央对全国的政治领导；2．这并不是中央进行群众工作的好方法； 3．这样会妨碍中央本身的工作；4．会使处在白区地下的中央的秘密工作增加许多 危险。他主张加强江苏工作而不是代替中共江苏省委。 </p><p>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设在上海，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是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共 中央1月3日的决定，已经引起了江苏省委的强烈反对，省委召集上海各区的党委书 记开会，进行宣传反对中央。14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周恩来终于说服了向 忠发、李立三放弃兼江苏省委的意见。同时，他也反对中共江苏省委的上述举动。 他说：中国党已经有了“六大”的正确路线，现在欠缺的是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与 领导。如果地方的同志不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工作路线上来同中央讨论问题， 而从个人不正确的倾向上来反对中央，这是一条死路。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教育全 党的一个机会，也是改造党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江苏问题既然发生了，中 央当然不要害怕，而要坚决斗争，用积极的意见来号召全党和江苏同志。从1月16日 到24日，周恩来和向忠发、项英连日出席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的中共江苏省委会 议，来解决省委与中央对立的问题，终于使省委在19日的会上，作出决议，承认自 己的错误。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鉴于江苏省委已经接受批评，承认错误，决定只 对省委进行改组。2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江苏省委会议，宣布中央的决 定，并指出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目前党内并没有原则上不同的派别。对中央的 缺点错误，省委可以讨论，但应当在符合组织原则的范围内，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 江苏省委的问题顺利解决了。 </p><p> 经过中共“六大”后一年来思想上、组织上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终于摆脱了削 弱涣散的状态，达到重新巩固与一致，党的工作、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 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都开始有了新的进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全国许多 地方纷纷建立和发展。 </p><p> （四）解决了红四军的问题。 </p><p> 1929年6月，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对于一些重要 原则问题，朱德、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争论，未能统一认识。会议选举了前委会，陈 毅为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之后，陈毅按照中共中央指 示秘密到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并报告工作。在陈毅未到之前，周恩来起 草了《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8月21日），阐明了红军建设的一些原则问题。 8月29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以及朱、毛之 间争论的洋细汇报。会上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对红 四军工作的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 </p><p>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早就有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1月27日他为中共 中央起草的给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信中，就曾指出“琼崖的工作可加紧造成一割据的 局面”。他在主持军委工作中对于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从政策上、人力上、 物力上给予了尽可能作到的支援。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事部、中央组织部，派出了 徐向前、邓小平、张云逸等很多批军事、政治领导干部，到各地加强红军和根据地 的工作。在中央军事会议期间，周恩来和陈毅多次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 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井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 记。后来，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精神，代中央起草了9月28日的《中 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信经周恩来审定，由陈毅带回根据地。 信中提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发展方向与战略，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 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并对红军与群众、 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等，都作了指示。信中 批评了朱德、毛泽东在工作中的缺点，要他们和前委注意纠正，要前委恢复朱、毛 在群众中的信仰，团结全体同志向敌人斗争。 </p><p> 陈毅回去后，11月26日，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四军前 委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 况，为大会起草决议案，陈毅也参加了。这就是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 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成为此后红军和中国共 产党的建设的重要文件。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委，要各地红军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 验。 </p><p> 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发展到62700多人，编为13个军，分布在鄂、豫、皖、 浙、赣、桂、粤、闽8省127个县，并且在豫、苏、皖，赣、浙、闽、鄂、湘、粤、 桂10省的162县有游击活动。全国党员发展到10万人。在城市中，到1929年，全国产 业支部已发展到100多个，并向革命根据地输送了许多干部和物资。 </p><p> （五）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 </p><p> 1930年3月，周恩来离上海去莫斯科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向共产 国际汇报中国党的工作，同时处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间的一些分歧 问题。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李立三的报告，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 了统治地位。 </p><p> 这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要搞盲目暴动，其中最重要的是 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且要求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攻大城市。 李立三提出：南京兵暴是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起点，组织南京兵暴必须与组织上海 总同盟罢工同时并进，然后武汉暴动紧接着爆发，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幻想能够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p><p> 在李立三“左”倾错误指导下各地发生的盲动，使得这两年健全、发展起来的 中共组织和革命工人队伍遭受很大的损失，各地红军和根据地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 损失。 </p><p> 周恩来是反对盲目暴动的。他认为“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 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现在的时期是从各个的工人运动与农民战争 转到总的革命进攻，转到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民主专政而斗争的 一个过渡时期”。他针对李立三的一味反右倾，指出也要反对“左”倾的盲动情绪。 </p><p> 共产国际研究了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认为李立三有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 搞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只要政治罢工不要经济罢工等谱误，“一个严重的错 误，就是决定在好几个城市中实行武装暴动”。周恩来、翟秋白参加了讨论。共产 国际于1930年7月作出决定，要周恩来、瞿秋自回中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p><p> 8月19日，周恩来先回到上海，他采取思想上说服教育、工作上稳步纠正的办法， 对李立三不排斥，以同志式态度一起讨论和改正。他通过个别谈话和召开政治局会 议，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来纠 正错误。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信，其中提出要停止武汉、南京暴 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恢复被李立三取消了的党、团、工会的独立领导机构和组织 系统。这样，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一些主要错误，就开始纠正。然后，9月2 4日至28日，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会 上先后作《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李立三 作了自我批评。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对 于停止执行立三路线起了积极的作用。会议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 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 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p><p> 周恩来。瞿秋白稳当妥帖地使中国共产党转好了这个大弯子，纠正了错误，端 正了方向，形成了团结合作的气氛。 </p><p> 两年多时间中，在严峻的白区秘密工作条件下，周恩来正确地解决了上面这些 关键性的问题。他不愧是这一阶段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上的主要主持者。从中国共 产党的“六大”到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基本上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革 命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 </p> <script><!-- getPageBottom(); --></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