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终于来到了。
这一年正是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这一年，在我国编年史上堪称是伟大的年代之一。在这一年之内，不，几个月之中，甚至数日间，形势变化之大，恰似天翻地覆，明建国近三百年之定局为之巨变。历史公平地给每个人特别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提供了新的机遇，生死浮沉，荣辱升降，无不决于瞬息之间。
新年伊始，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建中央政权机构，以牛金星为天佑殿大学士，位列丞相；以宋献策为军师。增置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使、从政、统会、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书写房等官。以五等爵大封功臣。《明史》，“流贼”，卷309，7693页。李自成建国改元，标志着农民军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向腐朽的明政权发起最后的攻击。
事实正是这样。正月初八日，李自成统率百万大军自西安出发，东渡黄河，分两路向北京进军：一出山西，经太原、宁武、大同、宣化等地，趋居庸关；一出河南，经卫辉、彰德诸府，入河北，经邢台、河间，趋保定。然后，两路大军会师于北京。
农民军势如破竹，进展迅速，“近逼畿甸”，对明政权来说，已到了“危机存亡之秋”。《流寇志》，卷9，13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李自成在进军途中，不断散发讨明檄文，并向明兵部转送通牒，表明农民军誓与明政权决战的严正立场。《石匮书》，卷第一，《烈帝本纪》，34页。这一切，都使明统治集团十分震惊。崇祯忧虑至深，临朝时，对诸臣不住地叹气，说：“卿等能无分忧哉！”《明史纪事本末》，“甲申之变”，卷79，1369页。明廷无饷，“内帑如洗，一毫无措”，而“民穷财尽”。《流寇志》，卷9，137页。兵不足用、不堪用。崇祯向他的大臣们说出的这番话，确实说明了这个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崇祯正计无所出时，忽然将三桂的父亲吴襄调京候用。吴襄得旨，于十七年正月初，即携带家眷进京。表面看，是因为“秦寇势迫，调襄入京协守”钱：《甲申传信录》，卷8，139页。。实际上还有更深的一层原因。在调吴襄进京之前，他作为“废将”已退休在家，闲居数年，连“俸廪”也给取消了。崇祯十六年十一月，经蓟辽总督王永吉代为请求，崇祯批准“给吴襄俸廪”《崇祯长编》，卷1，34页。。这次把吴襄调进京，授予提督御营的要职，显然是重用。崇祯看得明白，吴三桂手握重兵，关外防务全依赖此人，为笼络他，不能不重用其父。三桂的亲属故旧多已降清，也难保三桂不受其诱劝，随时可能被招降。崇祯把其父及家属升调北京供职，实则也有拘为人质之深意，以此来稳住和牵制三桂，绝其降清之念。应该说，崇祯的这一策略，对三桂至少在心理上能产生某种影响。
崇祯调吴襄进京，无补于大局的好转。相反，整个局势继续迅速败坏下去。崇祯和他的大臣们已苦于拿不出一项切实可行的对策，每天君臣问答，章疏不少，议论纷纷，不过是坐而论道，纸上谈兵，各持己见，相互扯皮，敷衍塞责。其中，有个官左中允的李明睿秘密提出：“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都城南迁，事关国家根本，崇祯虽早有此意，又担心遭群臣反对。及至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果持异议，也就不了了之。《流寇志》，卷9，136页、141页。这时，崇祯便想到可否调守边将士进关防堵农民起义军。他一想到此事也难，说：“此时兵在关门，大将俱在各边，调遣甚难，奈何？”李明睿表示：“关门兵不可尽撤，各边大将不可轻调。”他建议就近京八府处招募兵员。然而，在“府库殚竭”的情况下，招募又谈何容易！《流寇志》，卷9，137页。
招兵困难重重，而现有的明兵在各个战场上几乎都不是农民军的对手，败报不断从前线传来，使崇祯日益陷入绝望之中。他反复思量，谁能担任抵御农民军的重任。于是，他猛然想起了吴三桂，年轻有为，身任边疆要职已多年，积有实战经验，若将此人调来，一定不会辜负他的委任。崇祯的想法，不失为一个补救措施。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十九日，正式提出这个想法，向大臣们征询意见。谁也不否认吴三桂在当时总兵这一层高级将领中享有颇高的声望，人们皆称“三桂敢战”，他所率领的辽兵号为关门“劲旅”。《绥寇纪略补遗》（上），33页。调他进关征剿农民军，应当承认，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此事本来是不会有争议的。但是，与崇祯的愿望相反，围绕调三桂一事，却又引出了一场纷争。崇祯这个人，虚荣心很强，总怕大臣们揭短，特别是出了问题时，他会把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办事大臣的身上。为了保全个人的尊严，不惜陷人于死。他妄杀兵部尚书陈新甲即是一例。在明兵被农民军打得丢盔卸甲时，他曾打算与清兵议和，以便腾出力量对付农民军。此事只有他与兵部尚书陈新甲知道，崇祯特嘱他秘密进行，惟恐大臣们知道要受到攻击。岂料陈新甲做事疏忽，明跟清议和的事很快张扬出去。大臣们以跟“虏”谈和为耻，群起而攻击陈新甲，纷纷质询是否有此事？如有，就是“陈新甲主和辱国”［明］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191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崇祯很恼火，严厉指责新甲，而新甲不服，不但不认错，还自以为有功。崇祯怒不可遏，批准把他处死。《明史·陈新甲传》，卷257，6639页。可怜的陈新甲竟做了崇祯的替罪羊。这是崇祯十五年的事，人们记忆犹新。
目前，在调三桂进关的问题上，他又耍此手段。他很清楚，把三桂及其精兵调进关，也就等于把宁远放弃给清兵，他怕落个不战而弃祖宗土地的罪名，企图把“弃地”的责任推诿给诸臣共同承担。他委婉地说，此次只调三桂和五千精兵，关外“余兵尚多”，尚可维持局面，但又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蒋德璟：《悫书》，卷11。转引自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下同。崇祯一席话，就把这样的大事轻轻推给了诸臣，让他们承担“弃地”的后果责任。调三桂所部，关系宁远是否放弃，直接涉及国家安危。崇祯当断不断，却有意推卸责任。诸臣多久历朝廷，深知崇祯的心术，谁肯自取杀身之祸！他们便唱高调来应付，巧妙地把责任再推给崇祯。首辅陈演冠冕堂皇地声称：“一寸山河一寸金，锦州告急，宁（远）兵万不可调。”寸土也不能丢弃，表示不同意撤宁远。［明］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219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参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24，“闻警求去”。转引自《明末农民战争史》。《明史·陈演传》，卷253，6547页；《庭闻录》，卷1，2页。他也明白，维护而不是丢弃国家土地到任何时候也不致有罪。因此，他明里称赞崇祯的主意可取，暗里又婉转塞责。如他说：“第关（山海关）宁（远）迫切神京，所系尤重。三桂兵五千为奴（指清兵）所畏，不独宁远恃之，关门亦恃之。虽缓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壮。倘一旦调去，其余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如“万一差错，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机，臣等促膝密商，意皆如此，实未敢轻议也”。最后，他诚惶诚恐地表示：“臣等迂愚无当，诚不敢以封疆尝试，伏乞圣裁。”刚提升为兵部尚书的张缙彦一句话点中要害：“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可是他并没有“决”出个所以然来，崇祯无法，不得不说出他的决定：“收守关（山海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以上见蒋德璟：《悫书》，卷11；参见《庭闻录》，卷1，2页。崇祯做出了决定，陈演仍不肯承担责任，又召集阁臣们会议，浮议一通，不敢说真话，有主张不可调的，有持两可的，有主张南迁的，意见歧出，莫衷一是，不过敷衍崇祯的谕旨而已。陈演故意拖延，继续把责任下推：“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山海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急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问题又返回到崇祯手里，他无可奈何，只得又下达谕旨：“差官前去，及取回奏。”《春明梦余录》，卷24。形势变得越来越紧迫，刻不容缓，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毫无责任感，上下推诿，直把责任推给了在外各督抚，等把他们的意见收拢上来，又要误去多少时间！这岂不是误了国家大事！
一晃二十多天过去了，调三桂的事还没定下来。而农民军已于二月八日攻下山西首府太原。消息传来，“京师为之震动”。边镇各督抚得到征求撤宁远意见的谕旨，也在慎重考虑。蓟辽总督王永吉抓住杨鹗的胳膊，叹了口气说：“上（崇祯）倚吾蓟门一旅，今所调习整练者几何？而可以御贼计，莫若搬关外四城而守关。召吴帅三桂之兵亟入，以卫京师。都下公卿莫肯先发，吾两人于责无所诿，其何可以不请！”杨鹗说：“对！”极表赞成，就以两人的名义写给崇祯一份奏疏，建议请撤关外四城。《绥寇纪略补遗》（上），36页。《三垣笔记》载2月8日王承吉上疏撤宁远。他们认为，“前后屯失守，宁远孤悬二百里外，四面阻敌，防御极难，且寇氛日迫，三辅震惊，宜撤宁远，令吴三桂统边兵守山海关，即京师有警，关门之援可旦夕而至也。”《庭闻录》，卷1，1页。参见《明季北略》，卷20，368页。他们指出：“不独宁远军民欲入关内以图存，即山海军民，亦欲借宁远兵力以自助。请敕镇臣吴三桂料理。”《三垣笔记附识中》，219页。
崇祯将王永吉的奏疏出示给阁臣陈演、魏澡德等人。陈演、魏澡德惊疑，不敢表示意见，却又提出：此议应征求各抚镇将的意见后再定夺。他们私下窃议：“上有急，故行其计，即事定以‘弃地’杀我辈，且奈何？”一语道破了崇祯为人猜忌之深，难怪陈、魏等大臣如此胆怯。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争辩说：“此何时而可顾后患！”《绥寇纪略补遗》（上），36页。参见《明史·吴麟征传》，卷266，6858页。他表示完全同意王永吉的建议。崇祯征询陈、魏意见不得结果，又在德政殿召集科道九卿诸臣会议，讨论撤宁远的事。在众多臣僚中，只有大学士范景文、倪元路、朱元俊等少数几个人支持王永吉的意见，而吴麟征辩论尤为激烈。他说：“宁远当徙与否，该抚镇当于皇上密议之，而辅枢二臣与皇上密议之，委之盈庭，谁执其咎？然臣请任少咎矣。嗟乎，自有封疆之难，死法死敌者比比，而朝廷曾不之惜，则夫裹革沙场、横尸西市者，皆赍志而未瞑目者也。宁远一镇(指三桂)一抚，皆当今人杰，臣有三思，不觉汗泪俱下。”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220页。阁部议久不决，他又进一步申明撤宁远势在必行：“宁远孤城，其势必弃。今日弃之为弃地，明日弃之为弃人。弃地已不可，弃地兼弃人更不可。吴三桂勇将宜收用，（不可）委之敌人。今寇旦夕至，若使来捍京师，一举两得。”他要求六科共同署名，但他们相互推诿。麟征气极，独自署名，将这一奏疏交崇祯，但崇祯却扣留了奏疏，不批示，不下发。《明史·吴麟征传》，卷268，6858页。接着，麟征又补充一疏，写道：“边臣不可令有惧心，尤不可令有死心。臣读三桂疏，言切情危，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有惧心，始以裹尸自任，终为父弟乞恩，臣知其有死心。今寇势方张，不早徙近，捍卫京师，何所恃乎！”《庭闻录》，卷1，2页。参见《三垣笔记附识中》。
从吴麟征的奏疏中，我们才得知三桂已给崇祯上过奏章，言词恳切，透露出他孤守宁远的恐惧心情，如奉命坚守到底，势必一死，却也不敢明确说出撤宁远的意见，有“不忍言之意”，立誓效死疆场，马革裹尸，为此，他向崇祯为他的父亲和弟弟乞恩，给予格外关照。很明显，三桂的陈述，已暗示了他主张撤宁远之意。《明季北略》，卷20，368页。
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不能不认识到撤宁远辽兵，集结于山海关至北京近郊一带，是惟一可取之策。吴麟征的疏言，已清楚地阐明撤宁远、调三桂守关的极端重要性。可是，廷臣们囿于以往成见，不知通权达变，以“弃地”为耻，而不顾形势已发生大变，根本不考虑农民军正日益而迅速地逼近京师所造成的严重危机，更出于惟恐得罪于崇祯的明哲保身的私心，顽固反对弃宁远，对吴麟征的疏言完全不予理睬。这时，陈、魏等人又想出一招，建议崇祯召见三桂父吴襄，征求弃宁远、守关门之议。二月十二日《崇祯长编》，卷2，75页，记召见吴襄为二月十六日（乙亥），《平寇志》，卷8，183页及《国榷》，卷100，6025页，记为二月十二日（辛未），今从此说。，崇祯在中左门召见户兵两部和吴襄，征询“弃地守关策”。
吴襄明确而坚定地说：“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
崇祯明知他害怕承担“弃地”的责任，忙解释说：“此朕为国家大计，非谓卿父子弃地也。”话又转到三桂能否对付农民军：“贼势甚迫，料卿子方略足以制之乎？”
吴襄胸有成竹地说：“臣揣贼据秦晋未必来，即来亦遣先驱尝我耳。若逆闯（指李自成）自送死，臣子必生擒之以献陛下！”
崇祯听吴襄说得如此轻松，不禁笑了，说：“逆闯已百万，卿何言之易？”
吴襄分辩说：“贼声言百万，实不过数万耳。中原乌合，未遇边兵交手战。”他指斥以往诸将所率之兵皆无战斗力，遇农民军非溃即降，以五千人往，就等于给对方增加五千人；以一万人往，则又增加一万人，遂使农民军越聚越多，势力愈加壮大；相反，明兵势力越发衰落下去。他又说，如今农民军屡胜而骄，是因为没有遇到强劲的对手。他向崇祯保证：“若以臣子之兵当之，直成擒耳！”
崇祯便询问他们父子的兵力：“卿父子之兵几何？”
吴襄忙顿首请罪：“臣罪万死！臣兵按册八万，核其实，三万余人，非几粮不足以养一兵。此各边通弊，不自关门始也。”
崇祯又问：“此三万人皆骁勇敢战乎？”
吴襄说：“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
崇祯很惊讶：“三千人何以当贼百万。”
“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臣能得其死力。”
话题由兵数转到粮饷：“需饷几何？”
“百万！”
崇祯一听“百万”，不禁吓了一跳。忙惊问：“即论三万（人），何用多饷？”
“百万犹少言之也。三千人在外，皆有数百金（亩？）庄田，今舍之入内，给何地屯种？额饷少十四（个）月，作何法请补？关外尚有六百万生灵，委之非算，今驱以同入（关），用何道安插？推此而论，百万（两）恐不足以济，臣何敢妄言！”
吴襄算了这笔“百万”账，崇祯也只好认了，但一想国库空虚，如何能拿出百万两？不禁面带凄色，说：“国库止有七万金，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二三十万耳。”《绥寇纪略补遗》（卷上），36~37页。
吴襄这番议论，竟是信口开河，大话连篇，崇祯却被他说动了心。这些年来，官兵越剿杀，农民军仍不见减少，却日益发展，官军也越败得惨，不可收拾。吴襄所列举官军败绩，不足以对付农民军，多少也道出了些实情。另一方面，吴氏父子所领“边兵”毕竟没同农民军作过战，他吹嘘他的儿子三桂敢战，能擒住李自成，这肯定会给崇祯留下深刻印象。但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撤宁远援京师，吴襄作了否定的回答，弄得崇祯又没了主意。
尽管崇祯已有撤宁远的想法，也得到了京外许多督抚的赞成，但以陈演、魏澡德为首的廷臣们仍抱定“弃地非策”的主见《流寇志》，卷9，149页。，声明：“无故弃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就是怕崇祯事后以“弃地”论罪，所以咬定不能撤。《明史·吴麟征传》，卷268，6858页。参见《明史纪事本末》，卷79，1375页。议撤宁远足足折腾了一个多月，由于阁臣们反对，崇祯自己也不愿承担“弃地”的责任，就把这件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给压下去了。
误了宝贵的时间，失去了良机，京师终于无可挽救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农民军已兵临宣府城下，正向京师逼近。宣府距京师五六百里，指日可达。告急文书传来，举朝惊慌。崇祯召集文武大臣、科、道各官，问“战守之策”。诸臣默默无语。崇祯叹了口气，愤愤地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耳！”说完，拂袖而起，恨恨地离座而去。《石匮书后集》，卷1，36页。
随着形势的急速恶化，京城内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有一起谣言，说吴三桂投降了清朝。廷臣不胜惊惧，崇祯急忙询问吴襄，核实此事。吴襄很肯定地说：“三桂忠孝，必不至此。”经此解释，崇祯和廷臣才放下心来。《明季北略》，卷24，“流寇大略”；参见《国榷》，卷100，6065页。
面对极其危险的局势，廷臣们仍无一言可进。京外督抚大都认为撤宁远援京师为便，崇祯这才后悔不用吴麟征之议，赶急把扣留的奏疏发下，决定弃宁远以卫京师。为了挽救覆亡的命运，他不惜用重赏、高爵位来激励将士用命。三月四日，崇祯手诏赐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与三桂同封的还有左良玉、唐通、黄得功，皆封伯，后又补封刘泽清为“平东伯”。另给刘良佐等二十余员将官晋级。
六日，崇祯下令弃宁远，征召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入京“勤王”。《流寇志》，卷9，152页，参见《明史纪事本末》，卷97，1379页。崇祯发出征召全国兵马“勤王”，却几乎无人响应。刘泽清谎报坠马，脚受伤，借故不奉诏。吴三桂、王永吉等离北京远，何时发兵，尚不得而知。只有唐通部离北京近，率八千人马先到北京。这真是杯水车薪，怎能救得了明朝的危亡！况且唐通其人“口辩无勇略”，也是无济于事的。《明史·曹变蛟传》，卷272，6981页。崇祯视之如救星，当即给予重赏，封“定西伯”。唐通慷慨激昂，表示不辱君命。不料他与监军太监杜之秩率部赴居庸关防堵农民军时，投降了李自成，居庸关不守而破。此关是北京的门户，农民军一无阻挡地直趋北京。
崇祯直到农民军已临近北京门户才下令撤宁远，征召吴三桂等入援，可惜为时太晚了。明政权已亡在旦夕！
吴三桂一直焦急地在等待撤宁远的命令。他先得到赐封的喜讯，当然感到高兴。他以33岁之盛年得封平西伯，这在他的仕途上无疑又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此刻，他确是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然而，在他短暂的兴奋之后，不能不想到，崇祯这次破格优赏意味着什么，他凭自己多年的经验，意识到崇祯慷慨加封必有用自己之处。再深入一层想一想，他感到形势变得严重起来，已到了十分危机的程度，否则，崇祯怎么会突然把“平西伯”的赐封加到自己身上？他身居辽东，封号不加“平辽”、“征辽”字样，却加了“平西”两字，这不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准备打西边的农民军吗？果然，崇祯特使太监谢文举星夜驰至宁远，向他下达了征召“勤王”的旨意。三桂当即拜诏，感激皇恩浩荡，不敢怠慢，立刻部署撤离事宜。与此同时，王永吉奉命出关，督率关外宁远军民入关。
吴三桂所部精兵四万，辽民七八万，“皆耐搏战，而夷丁突骑数千，尤骁悍”徐鼐：《小腆纪年》，卷4，45页。。如果仅是撤军，自然容易，但还要撤走当地百姓，就麻烦多了。三桂生长于辽东，他的部属也多系辽东人。由于长期同清兵仇杀，一旦失去辽兵和三桂的保护，处境可想而知。所以，辽民和士兵家属不愿留在宁远。三桂也不能不为他的部属着想，便决定把宁远及其附近的兵民全部迁入关内。尽管形势紧急，刻不容缓，他“迁延不即行，简阅步骑”，为准备撤退仍耽搁了数日佚名：《四王合传·吴三桂传》，载《荆驼逸史》。。撤离诸事完毕，约在三月初十日或稍后，三桂率军民五十万众明清官方文献及私人著述，多记为百姓50万，此数显然夸大。《国榷》，卷100，6040页载：“三桂徙二十万众。”此说近似。又，撤离宁远时间，史无记载，以三月六日下达撤宁远令计之，可知正式撤离时间当在十日稍后。，遗弃明朝苦心经营近两百年的宁远孤城，向山海关进发。百姓离家乡随军逃难，妇幼老少啼号，拥塞于道，每天行路不过五十里。此时，三桂如急国家所急，本来可以选出精锐，亲率他们兼程疾驰，就像当年袁崇焕驰赴北京解后金兵之围那样，是能够早日抵达北京的。可是，他仅以部分步骑兵先入关，他自率精兵殿后《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35页。，随百姓缓缓行进，看来他并不急于进兵。如为护卫百姓安全，免遭清兵袭击，不能疾行，也不无道理。事实并非如此。清兵破了中后所等三城，很快撤军，没有占领。因为中后所三城处于山海关与宁远之间，清朝担心腹背受敌，宁可弃城而不守，仅对宁远施加军事压力，时加侦探。这次宁远军民撤离，一路上没有受到清军的阻击或拦截，任其离去。事后才得知，防守锦州的清将艾度礼等从“逃人”口中获悉：“宁远一带，人心震恐，闻风而遁。”至三月十六日才将这一消息传达到沈阳，当即决定“修整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初大举进讨”《清世祖实录》，卷3，21页。，可见清朝在得知吴军撤离宁远后，并没有追击或拦截他进关的企图，也没有立即夺取宁远的企图，而是作为准备，等到四月时再进兵。因此，可以认为，三桂颇有意拖延时间，不愿意捷足先登，他宁愿让其他各镇兵先行北京与农民军一战，而后坐收渔人之利，既保全了自己的实力不受大损失，又得与各镇总兵分享“勤王”之功。从宁远至山海关两百里，骑兵日行可达一百余里，如日夜兼程，一日夜便可到达山海关。三桂并没有这样做，在路上行了五天左右，迟至十六日才入关，而农民军先头部队已过昌平，进入北京郊外。三桂还是不急于进京，特向朝廷兵部“请马一万，安歇家口五日”各史书均载吴三桂率宁远军民于3月16日入关，但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2“关宁调援纪事”，记为三月十三日，又指出三桂要求“安歇家口五日”，救京师“遂无及矣”。。救兵如救火，崇祯虽心急如焚，又有何办法！
吴三桂与宁远军民进了山海关，总兵高第接应，将百姓分驻在山海关附近昌黎、乐亭、滦州、开平等各州县。他“犹豫不进”，又迫于君命难违，只得率所部继续向北京进兵。《明史·流贼》，卷309，8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三月二十日，抵丰润，恰与李自成派来攻滦州的降将唐通、白广恩遭遇。三桂挥军将他们击败，收降八千人。《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35页。
北京已于前一天即十九日被农民军攻破，崇祯走投无路，登煤山，吊死于寿皇亭下。
这的确是历史上一大悲剧。倘若及时把吴三桂及各边镇劲卒悍将调到北京，至少会延缓悲剧的发生。事情就坏在那些掌实权的阁臣一再贻误时机，崇祯优柔寡断，刚愎自用，重用太监指挥守城，自取灭亡。崇祯至死也不承认自己有失误，还发出“文臣人人可杀”的切齿痛恨。这遗恨不过换来后人的几声叹息罢了。
北京失陷的消息，很快传来。吴三桂在震惊之余，感到进京“勤王”已无实际意义，便拨转马头，回师山海关。《明季北略》，卷20，368页。至此，三桂“勤王”无功而终。何去何从，三桂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