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岳州决战，是关系吴三桂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之战，清朝能否最后消灭吴三桂，重新统一全国，也取决于此战。长、岳之战，无论对谁，都具有战略意义。
长岳大战，从其酝酿、准备，到爆发，确是经历了数年之久……
吴三桂占领湖南后，就以常德、长沙、岳州、湘潭、衡州为战略据点，又以长沙、岳州
为战略重点，派驻重兵精锐，各达七万余人。特派他的侄儿吴应期守岳州，抗拒江北荆州清军；大将马宝等守长沙、萍乡、醴陵，以拒江西清军。后以衡州为都城，其心腹大将女婿胡国柱、夏国相及吴国贵等皆聚守衡州。三桂不时地前往长沙坐镇，以坚其将士守御之志。
岳州位湖南东北部，北隔长江，与湖北相望，占据着战略位置。长沙是吴军的粮食基地，岳州等处粮饷“全赖长沙水陆运送”，吴水军所需鸟机船也在长沙制造。《清圣祖实录》，卷48，9页。岳州与长沙互为依存，皆不可失。三桂对长、岳两城一直时刻给予关注，以两处恃洞庭湖与湘江之险，有水陆之便，设水师、列象阵，与陆军相配合，配备大量火器、火药，掘重壕，挖陷坑，设木桩，构筑坚固工事，护卫全城。三桂以一切可用的手段来不断加强长、岳的防御，自视为固若金汤，坚不可摧。三桂不欲北进，以湖南为其根本，而欲固守湖南，必死守住长沙、岳州！
圣祖则派重兵守荆州，并以荆州、襄阳、宜昌、武昌等处为重点，厚集兵力，迅速沿长江布防，阻止吴军渡江北上。当三桂驻足湖南后，圣祖很快看清了三桂的战略意图，指示：“岳州，长沙势如两足，此蹶则彼不能独立。”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十六年二月丁卯。他特别重视岳州，说：此城是“湖南咽喉要地，必此处恢复，则长沙、荆州之兵始能前进”《东华录》，康熙十七年七月巳末。。早在康熙十三年六月，他就命令将军根特巴图鲁、前锋统领舒恕等率兵由江西袁州取长沙，令兵部部署大军取岳州。《平定三逆方略》，卷7，5~6页。至十二月，督令大将军贝勒尚善等“速取岳州”，指示说：“若克复岳州，则人心自定，稍有迟缓，恐所在动摇，倍多可虞，贝勒等何日决战，宜审机决策，以期必得。”要求尚善就夺取岳州事赶快定议，向他报告。《平定三逆方略》，卷7，6~7页。
战事的发展，很快证明，欲速则不达。圣祖急于同吴军决战，速取长沙、岳州，未免求胜心切，操之过急。虽说他的见解完全正确，但脱离实际，因此决战之日迟迟未到，却是一拖再拖。实际情况是，他所用的皇族贵胄无实战经验，临敌怯懦不敢战，八旗兵久不参战，一时还不适应突然到来的战争。再说清兵力不足，大批援军未到，粮饷未集，无法同人数众多的吴军相匹敌。吴军正处极盛之时，兵锋锐不可当。如当时按圣祖之策进行决战，恐怕只能招致失败，遭到更大损失。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此后，圣祖反复向前线统帅阐述他的战略意图，始终以攻取长沙、岳州为重点，不时地催促他们发动进攻。到决战前，除了康熙十三年七月发动了一次进攻岳州的战斗，略有小胜，迟至康熙十五年三月九日，大将军贝勒尚善率水陆大军攻岳州，其舟师进入洞庭湖。吴水军拥数百只，横列南浔、君山等处迎战，被清军击败，君山落入清军之手，逼岳州城下，击退来援的吴军，获吴水军船五十只。十八日，顺承郡王勒尔锦与诸大臣统率满洲、蒙古、汉军、绿旗兵数万出发，至文村，渡过长江，吴军人数少，弃营走，在石首虎渡口焚毁吴军二营，水师逼太平街泊营。二十七日，与吴军激战于丰州（丰县）太平街，击溃吴军。是时，吴军皆调援长沙。岳州一带兵力单弱，如清军乘势猛攻，可收长驱直进之效。但清军渡江后，迁延不进，又不力扼虎渡口，给吴军以可乘之机。三桂很快从松滋调来援军，勒尔锦惊慌，弃太平街不守，又以暑天为借口，急忙率部退保荆州，尚善水师也未能断吴军饷道，江湖之险，又为吴军所据有。《平定三逆方略》，卷22，6页、8页；卷23，6~7页。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清兵对岳州发动过二次进攻，终因岳州防守坚固，都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无功退还。这期间，长沙处于腹地，清兵尚无力量去进攻它。直到发动对岳州的进攻之前，圣祖首先发动了对长沙的进攻。康熙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安亲王岳乐统率大军攻克了萍乡和临近的醴陵，长沙近在眼前。圣祖指示：“乘胜直取湖南”，进取长沙。他料定三桂必增调援兵守长沙，他处兵力不足，可乘隙速攻岳州。不意勒尔锦等在岳州城下失利，没能实现圣祖的作战计划。圣祖只好又改变计划，命令尚善分兵由通城（湖北，今仍名）陆路增援，会合岳乐攻长沙。尚善委派副都统阿进泰率八旗骁骑兵八百名、蒙古与绿旗兵各五百名共一千八百名，于四月二十六日从通城出发，前往长沙。《清圣祖实录》，卷60，18页。
在勒尔锦等人率水陆清军渡江击岳州时，岳乐大军已于康熙十五年三月一日自江西进逼长沙。与此同时，另一支清军正围吉安。三桂已从松滋率诸悍将至长沙增援，他的意图是先败岳乐军，然后援吉安。有一个叫梁质人的，自江西吉安来长沙请援兵。三桂把他留下来，说：“你于壁上观看我军容，回去后告诉东方诸豪杰。”
岳乐军扎营于长沙东，官山的后面。官山在长沙与浏阳（今仍名）之间。自城北铁佛寺后布阵，至城西南，成半圆形，分兵十九路，绵延数十里。三桂军出城西布阵，给营岳麓山，横亘数十里，军容之盛，为近古所未见！三桂欲亲自同安亲王岳乐决战，诸将苦苦劝住，都表示誓死奋战。三桂坐在谯楼上，亲自观战，并命梁质人也立于城上，亲眼看看吴军将如何击败清军。
战斗开始了。三桂大将王绪先决阵，冲入清兵营中。清军合围，把王绪部数千人围了数重。吴军的旗帜已淹没在数万清军的包围中，也听不到击鼓鸣金声。城上人都大惊失色，三桂也很惊慌，以为王绪和他的部众全部覆没。正在惊疑不定，忽听火枪连发，就像骤急的鼓声，白刃排空，涛翻雪舞，呼声动天地，只见清骑兵纷纷坠马，王绪和他的将士奋力冲突，锐不可当，没有敢抵挡的。三桂的侄儿吴应正、大将马宝、夏国相等一齐冲出搏战。正酣战中，应正忽中流矢落马，夏国相力战，把他救起归营，清军趁势追至城下，忽然冲出一队巨象，把清军的阵势冲垮，冲到前面的清骑兵都被象群踩倒在巨掌之下。清军见势不妙，纷纷败退。原来，三桂事先在城下设下埋伏，一群四十余头大象伏于山冈下，如清军冲来，即让大象出击。清军没有提防，吃了大亏。这场血战，持续到中午，天忽降大雨，双方各收军而退。三桂本意气吞官山，先以十九路对阵，余军驻岳麓，如前军不胜，后军继之，必平官山清军而后已。不料应正受伤，天又下大雨，三桂只好下令收军回城据守。应正伤重，不治而死。
此战，双方投入兵力达十余万，吴军三路得胜，其余杀伤相当。清军失利，不敢进攻，便扎营掘壕，与吴军相持。以上详见《庭闻录》，卷5，《广阳杂记》，卷2，77~78页。此战不见载于《清圣祖实录》。大概它不愿把清军的失败载入档案，故漏载。前两书记载此次战况内容基本相同，个别地方略有差异。《广阳杂记》载清将穆占参加此役，误。考穆占自陕西调来湖南长沙，是在康熙十六年二月三日，故知他不可能参与此役。又，该书载吴三桂侄儿吴应贵于战役中战死，《庭闻录》写作吴应正，今从之。
据岳乐报告：清军于四月开始围困长沙。实际上，并没有围住。一是兵力不足，无法把长沙七万吴军围困起来；二是三桂把大批战船调来长沙，占有水上作战的优势，而清军连一条船也没有，岂能破敌！
从康熙十三年至十七年上半年，圣祖不停地调兵遣将，持续不断地加强进攻岳州与长沙的作战能力。
为破长沙、岳州，清军最需要的是船。圣祖马上指示，把攻岳州的沙船调到长沙，并命人就地伐木造船，由偏沅巡抚韩世琦率所部赴长沙，帮助料理地方事务。《清圣祖实录》，卷61，1页。圣祖批准动用国库银二十万两，充作犒兵与造船的费用。《清圣祖实录》，卷62，2页。十六年正月，命从京口发沙唬船六十只，随带炮械、水手、夫役，量配官兵护送至岳州。另外，安徽巡抚靳辅奉命送船，加上京口的六十只，已足一百只之数，送至岳乐军中。《平定三逆方略》，卷28，5~6页。康熙十六年六月，命江宁巡抚督造乌船，限期务于八月内造成，送往岳州。《平定三逆方略》，卷31，2页。三桂凭江湖之险，广积战船，致使清军久攻不下。圣祖据前线报告，清军船只仍不足用，于九月又下令增造战舰乌船六十只、沙船二百只。特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江南同督抚“速行督造”。《平定三逆方略》，卷32，13~14页。至康熙十七年三月，已增造乌船一百只、沙船四百三十八只，《清圣祖实录》，卷72，16页。加上岳州原有乌船，已“多于贼数倍”。七月，圣祖说：岳州“贼船仅四十余，我船甚多”《清圣祖实录》，卷72，8页；卷75，22页。。
水路进攻靠船，陆路进军靠马。清军南下日久，战马多有倒毙，急需补充大量马匹，圣祖对此所需，有求必应。康熙十五年十一月，指示理藩院从外藩蒙古所献马匹中拨足一千九百匹，调往岳州等处。《平定三逆方略》，卷27，4页。十二月，指示兵部，从每佐领下各选肥马四匹，量拨八旗官兵护送到长沙。《平定三逆方略》，卷27，14~15页。十六年三月，他又动员王、贝勒以下文武各官“可酌量捐马”，再从内厩拨马一千匹，送赴长沙。《平定三逆方略》，卷29，6页。在此之前，即二月二十六日，尚善已拨福州蒙古、绿旗兵一千余人由岳州护送三千匹马到长沙。三月八日，行至七星台，被吴伏兵袭击，三千匹马全被夺去。圣祖闻讯，不胜愤怒，指示“待事平之日，从重议罪”！《平定三逆方略》，卷29，12~13页。四月，圣祖又从京师补发给长沙战马四千余匹，拨新铸红衣炮二十门，令兵、工两部派人送至南昌。经袁州，护送到长沙。《平定三逆方略》，卷29，10页，卷30，1~2页。
战马多来自蒙古。自战争爆发以来，蒙古诸部王公贵族争献马匹“助军”。康熙十六年八月的一天，圣祖对议政王大臣们说，“外藩蒙古王等捐马甚多”。没说具体数目，显见为数不少。为保证战争的胜利，如同选择兖州为适中之地，储备军队一样，特选取江西邻近湖北、湖南、广东为“适中之地”，一次就拨五千匹战马，发往江西南昌蓄养，以待不时之需。同时再从兵部选取该部喂养马和营驿马两千匹发往武昌备用。《平定三逆方略》，卷32，2~3页。江南非产马之地，所需战马都得从京师发来，如不事先发到这里储备，到急需时，因道路遥远，不能马上发到。圣祖于事先作好储备，随用随调。圣祖虑事周详，而且富有预见，由此亦见一斑！
圣祖决心打赢这场战争，必欲夺取长沙，岳州而后已。他除了源源不断地供应前线军需，又陆续从其他战场增调军队，投入长、岳两处。当图海一平定陕西、甘肃，圣祖马上下令，停止征剿汉中与兴安叛军，以便把主力投入到主要战场，指令图海统率精兵赴湖南助剿三桂。图海以陕甘初定，不宜离开，推荐勇将署前锋统领穆占，实授都统之职，佩“征南将军”印，统领原拨给陕西每佐领骑兵五人、再增拨每位领护军二人，简选新降的总兵官王好问所属精兵两千，还有现在湖南的瑚什巴等所率每佐领兵一人，都交付穆占统率，速赴湖南。
其兵数约在万人以上。《平定三逆方略》，卷26，5~6页。穆占奉命疾行，于康熙十五年十二月抵荆州，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又增拨在荆州的满洲、汉军、边外蒙古、绿旗兵共六千余人，率领赴岳州、长沙。次年正月十一日抵岳州，二十二日由岳州赴长沙。《平定三逆方略》，卷28，4~5页。
同年二月初，调都统鄂鼐，付以“讨逆将军印”，令其统率舟师赴岳州。《平定三道方略》，卷28，7~8页。
经屡次征调，清兵在长沙及其邻近地区已聚结约十万人马，与吴军人数大致相当，略占优势。
清分布在岳州、长沙等地战马、舟船、火器与人马已齐备。圣祖屡下命令，催促向岳州、长沙发动进攻。康熙十六年五月三日，清舟师入洞庭湖，将军鄂鼐率大军驾驶战船二百余只，直越吴船，进取君山（今仍名，位岳阳西侧，洞庭湖中），吴军水师出动迎战。双方连续激战数日，清军仍不能突破吴军湖上防线，被迫撤退。《平定三逆方略》，卷30，6页。这次水战，再次证明岳州吴军防守相当严密，清军仍不得尺寸之功！
吴三桂很清楚清军的意图，必取长沙、岳州。此两城相依为命，彼此互为依赖。他明白，如失掉长沙，岳州饷道断绝，孤悬无助，势难自立；如失岳州，清军就会水陆齐进，势如破竹，长沙不能久存。因此，每当长、岳两处受到清兵进攻，他就不惜从别处调来大批援兵，倾全力保固两城。他采取的另一战略是，以重兵出击，攻取了醴陵，窥测萍乡，断岳乐军的后路，迫使清军从长沙撤出应援，以减轻清军对长沙的军事压力。另遣一军攻取吉安，占据江西与湖南的门户。
圣祖识破三桂的用意，一再指令恢复醴陵、吉安，固守萍乡。双方在这几个战略要地展开了反复的争夺。三桂又派精兵取广东韶州、广西桂林，目的是诱使清分兵各处，并保固湖南的后路。他的这一战略，已使清兵疲于奔命，不得不从长沙分出一部分八旗兵应援。穆占奉命赴乐昌等处，以断进犯韶州叛军的后路。岳乐则分出一部兵力防守刚刚收复的醴陵。《平定三逆方略》，卷32，4页、6页。战马不停地奔驰、战斗，急需休整，穆占获准率部到袁州养马二十五天，《平定三逆方略》，卷33，1~2页。然后即奉命剿灭正在逃跑中的三桂大将韩大任。清兵已分散各战场，不能集结兵力攻长沙和岳州。岳乐请求增派能战斗的绿旗兵，先取岳州，再由水路进兵逼长沙。但绿旗兵已无可调之兵，只得暂时放弃取长、岳，分兵取长沙以南的湘潭。《平定三逆方略》，卷34，4页。
从康熙十五年到十七年，双方的战斗日趋激烈，特别是在康熙十七年上半年，争夺尤为酷烈。清军进入湖南东部与东南部，连夺茶陵、攸兴等十二座县城，又在东北部夺了平江、湘阴。康熙十七年三月，穆占部则攻下郴州（郴县）、永兴（今仍名），以数万的兵力由永兴北上直取耒阳（今仍名）进逼衡州。
吴三桂正在衡州，急命骁将马宝率部迎战，他行至永兴北六十里，在盐沙岭设伏以待。清军毫无察觉，大队人马进入谷口，吴军伏兵四起，谷口被堵住，在岭上安设火器，猛烈轰击。清兵进退不得，又不得驰驱，无法还击，听任吴军攻杀。吴军大获全胜。清军万余人被歼，都统宜理布、统领哈克三被击毙。吴军追至永兴，晚上渡过耒水，在永兴城下扎营，虚张声势，仅以少部立营，而以大队人马潜袭郴州。驻营城外河南岸的清军大营被攻陷，前锋统领硕岱、副都统托岱失利，退至郴州城，硕岱撤往永兴去了。清军两度失利，圣祖大为震惊，甚至下令逮捕硕岱等将官，余怒稍息，又改为仍留原任，立功赎罪。以上详见《广阳杂记》，卷2，110页；《清圣祖实录》，卷74，15~16页；《逆臣传·吴三桂传》，卷2。
吴军在一些战役中获胜，暂时缓解日益危机的局势，但总的趋势不容丝毫乐观。吴三桂作为总指挥，以其军事实践经验，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目前的严峻形势。他不能高枕无忧。他愤于诸将征战不利，虽年近七十，或冒酷暑，或顶寒风，来往于各战场，亲自调兵遣将，有时亲临战场，指挥对清军的作战。失去吉安后，清顺承郡王勒尔锦率大军直逼近长沙五里山下营。三桂愤极，亲自临阵督战，没有成功，自家兵溃，往城里逃。清军追赶不舍。幸亏在越城埋伏了六头大象，纵之出城，清兵连同战马惊恐，不敢上前，慌忙退却。吴军士气已低落，连三桂指挥也无济于事，照样损兵折将，他的女婿卫朴即死于此次战斗。《平滇始末》，5页。这二三年来，他北至松滋，窥视江北；回师长沙，率其部属解围，“死守湖南”。康熙十六年四月，他率众去衡州，《平定三逆方略》，卷30，4页。部署作战；九月，他已到了湘潭，部署进攻两广；《平定三逆方略》，卷32，8页。十一月，又去了衡州，直到死在这里……
三桂奔波于各战略据点之间，虽奏效一时，却无回天之力。吴军形势，如江河日下，不可能重振雄风了！
表面上，岳州、长沙防御坚固，似乎是无懈可击。然而，大规模的清军的一天紧似一天的逼近，吴军在军事上一连串失败，给三桂的将领们、广大士兵的心灵上笼罩了一层阴影，他们各怀心事，情绪低落。这正是产生猜忌的土壤，而猜忌一经产生，进而引为内讧，就会
进一步瓦解自身的组织。守岳州的大将吴应期是三桂的亲侄，起兵时，谋士方光琛就提醒三桂：“吴应期妄自尊大，夏国相轻浮浅露，此二人必不可重用。”三桂点头，表示同意。《平吴录》，7页。事实上，三桂还是用人惟亲，把最重要的岳州交给他防守，依为固守湖南的“屏蔽”。三桂做了长期固守湖南的打算，在岳州积蓄了大量粮食，备有三年的储积，以防万一。平时，这些粮食是不许动用的。在荆州与岳州相持时期，跟清军不相攻战，两地商贾互相出入，甚至各设关抽税，用以佐助军需。当时，荆州米价一两一石，湖南银贱，只有三钱的价格。荆州盐贱，一钱一包，而湖南贵至三钱一包。两地商人议定，以五包盐换一石米。吴应期贪婪，以为用三钱之米换一两五钱之盐，是一桩奇利的买卖，便倾仓倒换，所得银两尽入私囊。应发军饷不足，随意克扣。有一个姓王的总兵极力劝阻，应期大怒，欲除掉他。王总兵害怕，密带三百人投了清朝。前文说到，有个叫林兴珠的大将，他原是郑成功部下，久在海上，精通水上作战。后来，他跟杜辉一起投诚清朝，镇守辰、沅。三桂进兵湖南时。他们都降了吴，三桂以他俩为帅，率水师守洞庭湖。他们督造海上用的鸟船，出入洪波大浪，如履平地，大小铳炮布列船的左右首尾，遇敌攻击，无不击溃。他们扼守布袋口，清兵寸步不得入。应期自视权重位宠，对林兴珠傲慢无礼，兴珠不那么驯服，两人关系紧张。应期向三桂进谗言，妄加心怀不轨的罪名，三桂下了一道命令，把兴珠调到湘江，让杜辉守布袋口。兴珠大为不满，与湘阴县知县合谋投清。这位知县因得罪马宝，时有性命之忧，两人想法不谋而合。他们准备搬移家口时，事情败露，仓皇中只身渡江投了清营。开始，清将以其家属未带，不免怀疑。很快侦知兴珠的儿子被杀，妻子发往云南，这才对他大加信任，封赐侯爵。兴珠愤激家属被害，必欲报仇，把岳州城内外防御情况全部泄露，献计献策，帮助清军破岳州。《平滇始末》。杜辉因一次兵败，只身潜入湖底逃回，引起应期怀疑。杜辉有一子在清军中，暗派人至父前，叫他想法脱离吴军归清朝。此事泄露，应期不由分说，就把杜辉和同谋者都杀掉了，杜的部将黄明出逃降清。《逆臣传·吴三桂传》；参见《平吴录》、《清圣祖实录》，卷78，19页。岳乐等针对吴军内部互相猜疑，屡设反间计，应期不辨真假，抓住假证即杀，引起部属惶惶不安，人人自危。岳州城内外的百姓痛恨吴应期，编出民谣传唱：“吴应期，吴应期，杀了你献康熙！”《平吴录》。他们切齿痛恨他，诅咒他，盼他早日灭亡！
清兵围长沙，断其饷道后，岳州失去了粮食供应，城内原储粮食已被应期倒卖出很多，剩下的粮食很快被几万军队用尽，粮食一断，饥荒立即来临，挨饿的兵士想法逃出，没逃出的，也奄奄待毙……
清军在实行军事进攻的同时，不断地展开政治攻势，向三桂的将士和被占地区的百姓发出告示，陈说形势，公布朝廷招降政策，指明出路。身在前线的“安远靖寇大将军”尚善经常用他个人的名义，或指名给三桂的部属，或给岳州、长沙的兵士与百姓发出布告。拿康熙十五年二月他写给马宝、高得捷的信来说吧，他在评述三桂和吴军内部情况的一段这样写道：“吴三桂凡窃据之地，即挖深沟，插马签。抱头缩颈，惟恐大军进剿，乃专务诡诈，往往以败为胜，虚张声势，蛊惑人心，想两将军亦熟闻而厌薄之矣。兼之昏聩，残年奄奄待毙，逆侄逆婿尤凶暴不仁，性多猜忌，行将祸起萧墙，此必溃之势也。……三桂困守一隅，如蜗牛升壁，涎沫一尽，立见枯死，人情瓦解，逆胆已寒，正两将军立功报国之日，事在反掌之间。……”《文献丛编增刊》，“清三藩史料”6，501页。这里面免不了有些夸大的成分，或眼下尚无之事，也煞有介事，但他指出三桂的末路趋势的确如此。
清军统帅给三桂官兵的布告，其主旨是鼓励他们尽早叛归清朝，或临阵斩杀叛军头目来献，或交战时“能按兵不动，暗相照应，此功亦为不小”，都“从优爵赏”，如执迷不悟，一旦荡平，必“骈首就戮”处死。《文献丛编增刊》，“清三藩史料”6，501页。
给岳州百姓的布告，是通告清军不日就取岳州，严禁将粮米盐薪接济吴军，一经拿获，所犯村庄全部处死，妻子分旗为奴。如吴军官弁前来需索百姓，即拿获清军前，不许隐匿。《文献丛编增刊》，“清三藩史料”6，501页。这是威胁百姓不得给予吴军以任何支持。还有一项内容的布告，即安抚当地百姓，当清兵到来时，不必惊慌逃避，各安居乐业，免致田园抛荒，妻子离散。告诫他们速“剃发归诚”，免得清军进兵时，不辨真伪，遭意外横祸。《文献丛编增刊》，“清三藩史料”6，502~503页。如此等等。
当吴军处于鼎盛之时，清统帅部的诸如此类的布告和招抚，只能被对方视为无稽之谈，不会引动多少人的心。可是，当形势急转直下，人们都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就不能不认真对待清统帅部的劝诱和招抚，是否有道理，是否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始悔前事之非，极欲寻找新的出路，因而清统帅部的政治攻势才产生出更大的影响力。
清军统帅部还及时地利用已被招抚或主动投诚的原吴军将官做典型人物，以他们的实际
向吴军劝说更有说服力。康熙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刚投清不久已受封“建义侯”的林兴珠，就以侯爵的身份，发布告示，以自己现身说法，鼓动人们投降清朝。
他写道，当年他守辰州，三桂兼程突逼城下，他的士卒解体，孤城无援。他想到，徒死无益，不如忍辱以图后举。五年以来，无日不以杀贼立功为念。接着，他对三桂于三月在衡州即位予以愤怒声讨，指斥三桂“恶贯满盈，天人共愤”。他不能与鸟兽“一日同居”，故“捐弃妻子毅然渡湘（江）”，早已把家置之度外。以下，他更具体说明三桂已是穷途末路，亡在旦夕。岳州的吴应期被围日久，旦暮就擒，广西的吴世琮孤军深入，自投陷阱；刘之复告急于彝陵；吴国贵牵制于虎渡口；高启隆久困于长沙。三桂纠集余烬，谬作困兽之计，日复败亡逃窜，退守耒阳。三桂所有之众，已屈指可数：彝陵之兵不过五千，松滋、虎渡、石首未满万人，岳州水陆多可万五千人，其余如长沙数千，湘潭几百，渌口寥寥千余，衡州合数伪将军之众，不满两万，广西兼孙延龄之兵也不过万余。通盘计算，兵力不足以当“天朝”一旗之旅，况且处处告溃，被创一年，开三年的税征，民不聊生，每月给五百钱，兵无宿饱，今日事势已成瓦解。他号召被胁的将士、百姓，当此“逆贼”危机之秋，正当立功自新之良机，或擒斩“老贼”（指三桂），“以膺分茅之宠”，或“剪其羽翼，率众输诚”，或投献郡邑，纳土来归，“皆当荣封侯爵”。最后，他总结上述情况，指出：“小固不可以敌大，弱固不可以敌强，况三桂以逆犯顺，以臣背主，其亡固可以翘足待也。”在布告署明年月日之后，又补充一句：你们久有斩吴应期之心，倘能杀此贼来投，定不失公侯之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1385号。以此补充句来看，这份布告，显系草稿，在取得清军统帅同意后，再抄写传布出去。
林兴珠所说的这些话，并不都是实话，如说他违心降吴、自愿“捐弃”妻子投清等情节，与事实不符。再如说到各处吴军目前兵数，大大压缩数字，实际上，吴军还没到如此穷绝的地步。这些都无关宏旨，举凡政治斗争的需要，不过达到宣传的目的，人们不必去追究事实的真伪。但他的布告是写在康熙十七年八月，吴军确已处于败亡前夕，因此，他指出的吴军危机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
清朝的政治攻势，增大了吴军内部的离心力，据林兴珠所提供的吴军内情，“逆贼俱无固志”《清圣祖实录》，卷72，22~23页。；又据投奔清朝的吴将诉说，吴应期“残忍擅杀，遂致人心解体，望风归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1679号。。据当时报道：继林兴珠叛逃后，还有岳州的吴军总兵官陈华、李超等投诚，其后，“陆续投诚”的络绎不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1679号。克取岳州的条件与时机已趋于成熟。
林兴珠于康熙十七年三月降清后，立即献破岳州之策。他根据清军船只甚多，提出分一半船只停泊君山，以断常德之道，余船泊香炉峡、扁山、布袋口诸处，沿九贡山陆路立营，截断长沙、衡州之道，可阻塞岳州吴军陆上交通。即使城内有粮米，而薪刍器用必致乏绝，可不战而使之毙命。安亲王岳乐将此水陆部署向圣祖报告，当即批准，特别嘱咐：水陆大军进攻岳州，既克之日，乘虚速取常德、澧州等城，“勿令贼得为备”《清圣祖实录》，卷73，14~15页。。
清军即按上述方针迅速布置，并于五月十八日由“安远靖寇大将军”尚善、湖广总督蔡毓荣、提督桑格等统帅水师，浩浩荡荡驶入洞庭湖，发起对岳州的总进攻。数日来，与吴军水师对抗，大小十余战，屡挫吴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1682号。六月三日黎明，吴水师乘风而来，攻击柳林嘴、君山两处清军水师。清军各路兵船一齐出动，分道迎击，用炮不断击沉吴船，擒斩吴将官兵丁，终将其进攻打退。《清圣祖实录》，卷74，10页。
在发起总攻前夕，清统帅部加紧做瓦解岳州吴军的工作，争取更多的将官兵丁投诚，这样，可减少进攻的对抗力量。他们“大书告示，广布皇仁，更屡次密书悬置高脚庙地方”，向据守此地的吴水师将官陈碧等人“晓以大义”。他们还叫陈华、李超等已降的将领直接到城前，“高声传喻”清朝对他们的政策。陈碧认真考虑后，决定投诚。同时又有吴军兵士及家属一千余口背吴投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1679号。
至康熙十七年七月，清水路围岳州，而九贵山尚未驻兵，吴军仍能往来此地，以通樵采。圣祖派到岳州清军营中督察军事的詹事宜昌阿报告说：如岳州不下，长沙无船可用，而荆州清兵也不能渡江。应固守长沙、荆州，调余兵困岳州，使之内外不得通，断其樵采，吴军困穷，约十月内外，似可克复。圣祖指示：岳州为湖南咽喉要地，必恢复此地，围攻长沙及荆州的兵始能前进。大将军顺承郡王所部兵数不少，攻取岳州，“事关紧要”，再增兵助围，原调江西的陕西兵攻赴岳州、河南巡抚董国兴可遣标下兵一千五百人、安徽巡抚徐国相遣标下兵五百人，令贤能官统领，都赴岳州，还有原军四千人也同往岳州。此诸路兵抵达，可于九贵山设一营，只要有机可乘，即进兵攻取。《清圣祖实录》，卷76，6~7页。
尽管圣祖在岳州原集兵力达到六七万人，备船数百只，军需山积，粮饷也足，可是岳州迟迟不下。至八月，圣祖看到诸将军“破贼无期”，又担心满兵不耐水土，因而挫折锐气，再也按捺不住，说：“今日之事，岳州最要，不可不速行攻取。”提出他要亲统六师，“躬行伐罪”。但议政王会议不赞成圣祖亲征，极力劝阻。《清圣祖实录》，卷76，6~7页。这反映了圣祖对他所遣将领不用力攻战的不满情绪，等了几年，还未见攻取岳州的行动，他已等得不耐烦了！圣祖正欲亲征岳州，忽然传来吴三桂已死的消息，才改变主意，取消亲征之议
，指示前线各将军：吴三桂已死，“贼必内变”，各路大军要乘时分路进剿。他下达指示，新代行刚死去的大将军尚善的贝勒察尼等人，“务水陆夹击，速取岳州”《清圣祖实录》，卷76，16页。。
清军从五月进入洞庭湖，至九月初，已达三月余，小战屡次，吴军未受大挫，也不敢倾巢出战，而清军仍没有把城紧紧围住。问题是，清将领临战怯懦，不敢迎战。九月初，一队吴军乘船仅二十余只，赴湘阴取粮米和火药，所经清副都统德业立和提督周卜世的防区，有船一百三十只，竟不敢攻击，任其出入！圣祖得报，将二人革职留任，效力赎罪。将军鄂内总统军师，身为主将，却用“庸懦之徒”，致误大事，待事平之日，“从重议处”。《清圣祖实录》，卷77，12页。
十月二十二日，吴水师将军巴养元、姜义等人率船二百五十艘，进攻陆石口，被清军击败；二十九日，清军进击岳州，破吴军万余。吴军出击目的，是打通道路，取得粮食支援。九月初吴军取粮成功，据降人说，取到的粮食也仅能支持到十一月。《平定三逆方略》，卷78，8页。在圣祖的严督下，清水陆加紧对岳州的围困。十一月初旬，湖水干涸，清军移泊大小布袋口，继续以水陆围困，绝岳州粮饷。湖广总督预先购买了数千根木头，打桩做牌，拦截上流，防吴水军出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1682号。岳州城内粮食来源已绝。十一月初，岳州吴军水师倾巢出动，意在疏通粮道，进攻柳林嘴，激战不已。另有一支五千吴军从陆上进攻，从高家庙渡口进攻陆石口营，清军奋力阻击。《清圣祖实录》，卷78，8页。清军在湖上“频频出战”，炮多损坏。“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察尼要求增发江南子母等炮一千。在高家庙、君山陆地设营，应调荆州水师营总兵张忠及其标下兵赴岳。圣祖一概应允。洞庭湖每年至冬季水量减少，干涸，部分湖段露出陆地，不能行船。清军以水陆相接，湖水干涸，兵营彼此隔绝，兵力又感不足。察尼请求增兵。议政王不同意，而圣祖为攻取岳州，仍然同意。指示将岳乐增援永兴的兵每佐领出二名可撤到岳州，长沙方面战事稍缓，可发每佐领兵二三人增岳州，江西总督董卫国标下官兵可选调二千五百人，就近由铜鼓经武昌，赴岳州，立营于要地，都听察尼指挥。《清圣祖实录》，卷78，10页。董卫国表示，他愿率标兵五千，再调江西各营兵数千援岳。圣祖嘉许。《清圣祖实录》，卷78，20页。此次续调兵计一万八千人。《清圣祖实录》，卷79，4页、7页。看来，圣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把各处兵力倾注于岳州一地，以求全胜！至此，清兵集结岳州已达十万左右。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中，三桂遣援兵救岳，“势甚猖獗”，见清军水陆封锁严密，“不能飞渡”，于是败回，“而岳逆在城饥馑日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1682号。据随军的官员宜昌阿报告，清军已截获吴应期与各处往来的文书。内容都是呼叫救兵、运送粮饷。说明岳州城粮食已断，从岳州“相继归诚”的吴将士也证实了绝粮的悲惨境况。《清圣祖实录》，卷78，20页。吴军将士继续潜逃投清，至年底，岳州城内吴军游击刘鹏等文武官员七十五人接受招抚，投奔了清营。《清圣祖实录》，卷79，3页。
吴应期所属将士大量叛逃，他的军事力量正在迅速地土崩瓦解。他感到再也支撑不下去了，也不能束手就擒，惟一的办法，只有逃跑。康熙十八年正月十八日，天还没亮，已约降的叛军官兵及家口数千有余，分乘乌船十余只，小船三十余只，在前去接引的清将引导下，开到高脚庙一带登岸，事先清兵已在岸上站队迎接。同一天归降的，还有吴军总兵官王度冲、将军陈珀等，各率舟师来降。到晚上时，只见城内四处起火，“贼众沸腾”。原来吴应期于下午四五时率余部约有数万人出城，丢弃岳州，向东南方向逃遁。清军急忙追逐二百余里，因没携带炊具而还军。次日，即十九日晨，蔡毓荣、桑格等率清军浩浩荡荡开进岳州城。
岳州这座坚城，在吴军坚守下，历时五年，终被清军收复。圣祖在报捷奏章上批道：招降伪将，“恢复岳州府城知道了，兵部知道”以上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1682号、1679号，参见《清圣祖实录》，卷79，7~8页。。虽说件喜事，圣祖并不那么高兴。因为他数年来一直关注此城的收复，而他的将领们迟迟不进兵，致使这个胜利来得太迟了。他也明白，投入这么多兵力、没有攻下城，而是叛军主动撤离，竟让吴应期携众逃跑了，不过是得了座叛军“所弃之空城”罢了。为此，圣祖大为恼火，斥责贝勒察尼失计，《清圣祖实录》，卷79，16页。圣祖说的“失计”，是指察尼这些将领不懂军事，让吴应期率数万人在眼皮底下安然逃跑了！这支有生力量没有被歼灭，势必加强其他战略据点的防御，将给清军的下步行动造成很大困难。话虽是这么说，毕竟得到了一个战略要地。正如他曾指出的，长沙与岳州恰似两足，若断其一足，吴三桂就不能自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岳州之得，对全局的影响是重大的。所以，圣祖从心里还是感到安慰。他“特赋长歌，以舒其怀”：
这首诗写于收复岳州之后，详述吴三桂发生叛乱和朝廷征讨的经过，描写了八旗将士奋勇作战，捷报频传的生动情景。诗中也透露出作为帝王的圣祖，对百姓遭受战争灾难的同情。全诗洋溢着喜悦的心情和夺取全胜的坚定信念。感慨激昂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战局的发展，果如诗中所预料，吴军退出岳州，恰似海水退潮，不可抑止。长岳决战，只决于岳州，而全局迎刃而解。岳州之战，敲响了吴氏政权的丧钟，以此为开端，便开始了吴军大溃退。直至最后彻底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