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1641年）初，明清在辽西的交战频繁不歇，日趋激烈，终于导致明清兴亡史上又一次大战——松山决战的爆发。
这次大战，首先由清太宗皇太极发起。自从天启初年袁崇焕构筑宁、锦防线，迫使清兵不得长驱直进，在大、小凌河之间徘徊不前长达十余年，严重阻碍了清朝同明朝的争衡。皇太极曾屡次企图打破明军的防御，但没有成功。他获得的惟一战果是在天聪五年（1631年）围攻下大凌河城（今辽宁锦西县），便再没有取得尺寸进展。锦州与宁远这两座如坚不可摧的堡垒横亘在清军通向山海关的辽西走廊的咽喉之地。这使皇太极喟然叹息，而莫可奈何。但是，皇太极在其他战线取得了巨大胜利，他东征朝鲜，使之臣服；西讨强大的蒙古察哈尔部，使之俯首听命。皇太极以十余年的奋战使清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明朝正遭遇“三百年来未有之饥荒，父子相食”《明清史料》首本第1本，25页。，民不聊生，铤而走险，纷纷揭竿而起，汇入到农民战争的洪流之中。明朝被李自成、张献忠等为领袖的农民军打得焦头烂额，难以喘息；在关外，清兵咄咄逼人的进攻使它陷入深深的困境，只有勉强挣扎，却无还击之力。庞然大物的明朝内外交困，一天天垮下去，迅速走向没落，而整个形势对清政权空前有利。清谋臣们不禁欢呼：“今四方咸归，后患已绝，既无内顾之忧……试看南朝（指明）君臣将相，谁是敌手！”《天聪朝臣工奏仪》，卷下，“陈锦请攻北京及甄别人才奏”。这些话不无自我夸耀的成分。但总的来说，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形势的明显变化。
皇太极正确地估量了明清双方的力量，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决心打破明清在辽西的长期僵持状态，对明的新的强大进攻就从首当其冲的锦州开始。崇德五年（崇祯十三年，1640年）春，他采取第一个步骤，就是在义州筑城，屯田，积粮饷，作为向锦州进兵的基地，然后向锦州进逼。到崇德六年（崇祯十四年，1641年）三月，清兵严密包围了锦州，“填壕毁堑，声援断绝”《明史·丘民仰传》，卷261，6769页。。
清兵进居义州，筑城屯田时，锦州告急，已引起明朝统治集团严重警惕，及至逐步逼锦、围锦，他们不禁感到惊慌。这时，他们才看清对方的战略意图，不仅要夺得锦州，还要谋取战略要地松山。有人指出：“松（山）城与锦（州）相隔十八里，奴贼离锦五六里下营，即近在松城左右，今锦城濠栅已成，奴众精骑尽绕松城，势虽困锦，实乃伺松。”《明清史料》乙编，296页。兵部认为，清兵此举，“是又困大凌（河）故智也”，便紧急指令蓟辽总督洪承畴“设计解围”。《明清史料》乙编，298~299页。
崇祯十三年五月上旬，洪承畴奉命出山海关，驻宁远，指挥各路兵马援锦。三桂是援锦大将之一。洪承畴首先召集三桂和前屯卫总兵王廷臣、玉田总兵曹变蛟、蓟镇总兵白广恩，议破围锦之敌。然后，洪承畴亲至锦州外围军事要地松山，相度地势，察看清军态势，感到明朝兵力尚嫌不足，请求增加兵力，应达15万。十二月，经阁臣会议，崇祯批准，同意增兵。于是，增调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山海关总兵马科等四员战将，各率所部援锦。加上前四总兵，共为八镇总兵，合兵力10万、马4万、骡1万。还不足15万之数，朝廷又做了番努力，最大限度续增至13万而止。令各镇总兵“刻期出关”，速会兵于宁远。《国榷》，卷97，5884页。
吴三桂作为八大镇将之一，应召率部参加援锦解围。这八员大将，“仅白广恩、马科、吴三桂敢战”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1481页，参见《国榷》，卷97，5898页。。论战斗力，也以三桂的辽东兵为强悍善战。他率兵2万，按自己独特的治军办法进行组织：从中选出精锐骑兵1000，以50骑为一队，共分20队，每队设一领骑官，计20名。他把这20名领骑官姓名分别书写在20只竹签上，插在自己的靴筒上，遇到紧急情况，便信手从靴筒中取出一签，呼叫某领骑官，该领骑官即统领本骑队，跟随他冲突决阵，“无往不利”。孙旭：《平吴录》。的确，年仅29岁的吴三桂统率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称得上明兵中一支精锐的部队。难怪统帅洪承畴认定三桂与白广恩、马科三员勇将可独当一面，其余五将只有合力，不宜单独采取军事行动。
崇祯十四年（1641年）四月下旬，洪承畴挥师进至松山与杏山之间，除唐通，其余七镇总兵各率部分路移军至松山城附近的东西石门，皆照分定营次，分别旗色，摆开阵势：在离松山南数里的地方，自南向北布列车、步、火器营，以骑兵组成两翼：在西石门，吴三桂部居左翼之首，按顺序，以下是王廷臣与杨国柱部；在东石门，曹变蛟部居右翼之首，以下则是白广恩、马科部。而王朴部居两翼之间，与右翼相连接。
围锦的清步兵已部署在锦州与松山之间的乳峰山上，占据着有利的地势，而在东西石门屯聚精骑约两万，各埋伏于周围待战，其战略意图是，伏击前头增援的明兵。
四月二十五日，明清双方在乳峰山上山下，东西石门处，展开了一场激战。
明七镇各挑选精锐步兵，携弓箭、枪炮，分别从山下东西两翼向山上的清兵发起进攻，山上的清军居高下击。明“兵心甚壮”，冒着如雨点般的矢石奋勇登山进击，抢占近台高处，放炮张旗帜，大批明兵勇气倍增，喊声震天，拼命冲锋，被围在锦州城内的明兵听到枪炮与呐喊声，知道援兵已到，祖大寿即挥军出城南门外，摆列营阵，与援兵遥相呼应，形成了内外夹击清兵的态势。当明兵抢上山与清步兵搏战时，山下埋伏的清骑兵先自西石门冲出七八千，居左翼的三桂等率部迎战，“鼓锐当先”，直冲十余次，“兵气强劲”，阵斩清骑兵十人，挫败了清骑兵的攻击。它原欲以精锐骑兵将明兵阵势冲垮，不料明“马步官兵拒战甚猛”，因而没有得势。在东石门，有明炮兵营，居东山险要处轰击，有力地配合了步兵的进攻。关于此役经过，详见《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11~312页。
清兵攻击不成，便用牛车推运红衣大炮30门，从东西两面向明兵轰击，明兵炮营不甘示弱，奋力与之对射。战斗持续到傍晚，清兵被迫退却。清方承认此次战斗“失利”。
这是松山决战前的一次接触战。明七镇出动兵员约6万。又据明方报道，清骑兵2万，加上乳峰山上的步兵，总共约3万余人，但双方实际上投入的兵力并不多。故伤亡还不算严重。来自明兵前线的报告，说在阵上斩杀清兵首级只有20人，还生擒1人。明伤亡颇重，据洪承畴统计：阵亡738人，不同程度的轻重伤员793人，被击毙的马骡达657匹。据《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11页，“蓟辽督师洪承畴揭帖”统计。清将济尔哈朗称：斩首明兵2000级，《清太宗实录》，卷55，29页。与事实不尽相符。但明兵处于进攻一方，又是在山下“从下仰攻，最难着力”，同时还受清炮火攻击，其伤亡肯定要大于清兵。
战斗结束后，洪承畴将有功人员向朝廷呈报。他把吴三桂列为首功，称颂说：“吴三桂英略独擅，两年来，以廉勇振饬辽兵，战气倍尝，此番斩获功多。”他请求给予加升一级。三桂此次斩首清兵10级，内有头目1人，居各镇第一，获战利品也不少。部下伤亡也比起其他各镇较轻，计阵亡38人，重伤38人，轻伤48人，营马被射毙较多，达134匹。比较之下，三桂战功还是显著的。《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12页。
松山东西石门之战，明兵以较大的代价获取小胜，并没有达到解锦州之围的目的。洪承畴意识到恶战还在后头，他向朝廷表示：“大敌在前，兵凶战危，解围救锦，时刻难缓，死者方埋，伤者未起。半月之内，即再督决战，用纾锦州之急。”《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12页。
主帅洪承畴决心如此之大，可他所信赖的吴三桂竟在即将爆发的决战中当了逃兵……
洪承畴原主“持久之策”，即“且战且守”，稳扎稳打，拖住清兵，使其欲战不能，粮饷不继，逼它“自困”，然后明兵一鼓而击败。但主管军事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以旷日持久，靡费粮饷为由，力主速战速决，竟责备他出关“用师年余，费粮饷数十万，而锦围未解，内地又困”，怎能对得起皇上的信赖与朝中文武重望！《国榷》，卷97，5898~5899页。不仅如此，他还极力说服崇祯皇帝支持他的战略，令洪承畴“刻期进兵”；同时，他又分任马绍愉、张若麒为兵部职方主事、职方郎中，“出关赞画”军事，督促洪与清兵决战。承畴无奈，被迫放弃自己的方略，于崇祯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正式誓师援锦，二十八日进兵，次日，抵松山城《国榷》，卷97，5901页。，统八镇大军倾注于松山“孤危之地”《国榷》，卷97，5899页、5908页。。自八月二日，洪承畴乘明兵锐气，连连发动进攻。宣府总兵杨国柱战死，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替。这些进攻虽然“未能奏凯”，已给清军造成重大压力，并使它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失利。《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27页。战场形势的发展，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战迫在眉睫。
清太宗正为清军连续受挫而焦急，及至得到洪承畴率大军援锦的消息，心急如焚，便倾国中之兵，亲临前线指挥。疾驰六昼夜，于七月十九日到达松山附近的戚家堡。他察看地势后，当机立断，指挥精兵从王宝山、壮镇台、寨儿山、长岭山、刘喜屯、向阴屯、灰窑山，至南海口一线下营，并指令将士就地挖壕，仅一天工夫，就掘壕三重，每道壕深八尺，宽丈余，“断绝松山要路”，顿时切断了明军饷道，将明八镇兵围于松山城附近。《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27页。清太宗为防明兵突围逃脱，派兵围杏山，使明溃兵不得入城。自塔山南至海边，北至山岭，以及宁远北的连山，“一切去路，俱遣兵邀截，又分兵各路截守”《清太宗实录》，卷57，31页。。清太宗这一番部署，已把明军置于全歼的绝境。
洪承畴发现清兵掘壕断饷道，颇感惊慌，当天（十九日）晚上，召集各镇总兵官紧急会商破敌之策。最后，决定明天与清兵交战，以突破其围困。
二十日，各镇兵一齐出动，与清兵大战，激战一天，胜负未分，明兵仍然没有闯出包围。
二十一日，各镇步骑兵再次发动进攻。但是，清兵拼命拦截，明兵“终不能闯壕”。《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27页。
当时，明兵只携三日行粮，眼见饷道被断，粮食吃尽，人心惶惶。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洪承畴别无选择，只有同清兵速战，才能摆脱困境。八月二十一日晚，他召集八大将，决定作战方略，要求他们：“各敕励本部力斗，予身执桴鼓以从事，解围在此一举。”但诸将忧虑粮饷不足，主张暂回宁远补充给养，以图再战。议论纷纷，未有结果。兵部尚书陈新甲派来的心腹张若麒支持诸将回宁远取粮饷的意见。这实际上是撤军，“大敌当前，岂有退师就饷之理”！一下子便涣散了将士的斗志。洪承畴深知闯出包围实非易事，但还是鼓励说：“虽粮尽被围，应明告吏卒：守亦死，不战亦死，如战或可死中求生，不佞决意孤注，明日望诸君悉力。”《国榷》，卷97，5904页，参见《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1488页。
会议结束时，天已经黑了。洪承畴把诸将送走，各自回营作突围的准备。
吴三桂颇有心术，回营即与将士商量突围办法。有一新降的蒙古人献计说：“敌兵诡计极多，小路必严兵堵截，大路当设备稍宽，宜从大路。”看来这位久居清政权中的蒙古人十分熟悉清用兵的特点，这就是中国兵书上所说的：实者虚之；虚者实之。人们一般心理，以为在大路上必设重兵，而小路不会设兵或少设兵。清太宗恰是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反其道而行之，在不引人注意的小路或地方埋伏重兵。吴三桂做出了正确的判断，用蒙古降人之计，决定从大路突围。无名氏撰：《吴三桂纪略》，载《辛巳丛编》。正在这时，忽听明兵各营人马嘈杂，打破了夜空的沉寂，火把晃动，构成了零乱的颗颗光点。原来，怯懦的大同总兵王朴为保全性命，不顾军令，回营便率本部人马首先乘夜突围逃跑。其他各镇总兵官一看形势不好，谁也不愿被消灭，惟恐落后，仓皇争先拔营，顿时一片混乱。三桂既不想尽节，也不想束手待毙，一听各营要逃，亦不怠慢，当即传令本部人马起行，直奔大路杀出。
清太宗料到明兵粮绝，很可能乘夜逃跑，早作了截击的准备。黑夜中，明兵“且战且闯，各兵散乱，黑夜难认”，不辨方向，互相拥挤，自相践踏。当突进至壕边，遭到严阵以待的清兵的迎头截砍，死伤累累，而掉进壕堑里的不计其数。《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27页。大批明兵无法突围，被压缩到南海边，适遇涨潮，都让无情的潮水席卷而去。
吴三桂从大路杀出，直奔杏山城。果如所料，清太宗布置兵力，大都在小路邀集明兵，而大路兵力不多，只有他与文武随从三四百人守卫营帐。虽然盛设旌旗、帐幙，却无重要将领。清太宗见吴兵来势凶猛，无力狙截，下令说：“归兵莫遇，纵之可也。”还赞叹：“吴三桂果是汉子！得此人归降，天下唾手可得矣。”《吴三桂纪略》。据清朝官方记载，清太宗埋伏在杏山路的兵，是蒙古固山额真库鲁克达尔汉阿赖和察哈尔毛海各率所部拦击逃向杏山的明兵。命他们不许远追。《清太宗实录》，卷56，23页。清太宗任命的这两员并不重要的将领和少量兵力不足以抵挡吴兵，三桂乘其虚，终于闯过拦击，奔入杏山城。在逃跑中，自顾逃命，连印信也顾不得拿，为清军所得，显见惊慌到何等程度！《清太宗实录》，卷60，6页。先逃的王朴也逃来此城。其他将领如唐通、马科、白广恩、李辅明等相继逃出重围。鼓吹决战的张若麒等临战惊慌，逃至小凌河口，从海上驾舟逃向宁远去了。曹变蛟、王廷臣突围不成，退回松山城，与洪承畴固守。
清太宗继续部署兵力聚歼明残兵余众。八月二十四日，他命内大臣宗室锡翰、国戚多尔济两员骁将率济席哈、车尔布、巴兰及精兵250人、蒙古翁牛特、四子部落都尔拜率兵250，分别埋伏于杏山明兵逃走必经之地的高桥（锦州西南、属锦西县）大路和桑噶尔寨堡，另派甲喇率京隋荪、格尔泰、郎球等战将率三旗精锐护军150人协助堵截三桂兵。太宗所派满蒙八旗兵数量不多，但皆多精锐，其将领也都是骁将，足以击败已成惊弓之鸟的明残兵败将。当天，杏山明兵1000人自城中逃出，遇到清伏兵，迎头痛击，明兵死伤甚多。太宗闻讯，亲自赶到高桥东，指授方略。指示如明兵自杏山逃出，尾随追击，不得使明兵入城。为加强兵力，又派多罗贝勒罗洛宏、固山贝子博洛、内大臣图尔格等以每旗精兵20名及正白旗护军、翁牛特兵、锡翰、多尔济兵，统由善战的名将多罗贝勒多铎指挥，继续设伏以待杏山明逃兵。
吴三桂、王朴已感到杏山岌岌可危，不宜久留，便于二十六日率部出城逃跑。埋伏杏山西的清兵立即迎战，将明兵截入大路追击。三桂与王朴“且战且退”《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28页。，向高桥逃去。清将多铎一声号令，伏兵四起，迎面截住，而后面清兵紧追不舍。三桂、王朴与明兵手足无措，无心恋战，急欲夺路逃跑。清兵奋力攻击，明兵大败，四处溃逃。清兵边追边攻击，到傍晚，已将桑噶尔寨至海一线列兵固守，严密封锁。三桂、王朴率残部乘夜逃跑，兵士死伤殆尽，三桂与王朴以个人的高超的武功，拼着性命侥幸冲出重重堵截，仅以身免，逃到了宁远。《清太宗实录》，卷57，27~29页。。据宁前道石凤台向朝廷密报：三桂的“兵丁尚多，还能整搠兵马，誓拯封疆”。《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28页。
三桂等逃离杏山后，城里还有数千明兵，他们已成惊弓之鸟，或千人，或数百，或几十人，分股逃窜，都被埋伏的清兵所歼灭。《清太宗实录》，卷57，29页。
这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战，短短几天，清兵大获全胜，歼灭明兵53783人，获马7440余匹、骆驼66峰、甲胄9346副，而被海水淹死的明兵“浮尸漂荡，多如雁鹜”《清太宗实录》，卷57，29页。。其余溃兵散勇，都逃向了宁远，被三桂收留起来。由于明兵惨败，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四城连失，明辽东骁将祖大寿举城投降，致使“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国榷》，卷97，5905页。此役之严重后果，已直接危及大明江山之安危。明朝连失关外四城，已使稳固的宁锦防线处于瓦解之中。朝廷得此消息，“京师大震”。按例，朝廷要追究丧地之责。三桂同其他各镇将不能逃脱责任。但出乎意料的是，大约在八月末，崇祯却给三桂加升提督职衔，指示他“收残转败”，把各镇残兵败卒总归三桂收拾集中，“上紧整顿，徐图再举”《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28~329页。。祖泽溥等“首请大彰法纪，以振肃将来”《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60页。。受到惩处的是王朴，以临阵“首逃”之罪被逮捕，法司开庭审讯。这种不公平的处置引起朝廷舆论哗然。御史郝晋发言：“六镇（指已逃活命的马科、李辅明、白广恩、吴三桂、王朴、唐通。另二镇总兵曹变蛟、王廷臣死守松山没逃，后城破被杀）罪同，皆宜死。”他认为，六镇总兵都应按逃罪处死，而朝廷只问罪王朴，却不追论其余五人之罪是不公平的。郝晋对此大为不满，特别提到，“三桂实辽左之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书陈新甲复议，向崇祯提出处理意见：只斩王朴，勒令马科立军令状，再有失误必处死。三桂失地，也应斩首，但姑念其守宁远有功，可与李辅明、白广恩、唐通等贬秩，充为事官。《明史·曹变蛟传》，卷272，6979页。崇祯帝批准，于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五月十九日将王朴处决。《国榷》，卷98，5927页。三桂仅受到降级处分，仍守宁远。职方郎中张若麒受到朝野谴责，要求重处，迟至八月末逮捕处以死刑；十一月，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给予削籍的处分。《国榷》，卷98，5940页、5949页。
吴三桂自投身行伍以来，一向以“敢战”而著称，他显著的军功和飞速晋升，已成为朝廷内外军事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晋升为总兵，独掌一方帅印，已说明朝廷对他的器重。这次援锦他又是八大将之一，实为一员主将。照以往的表现，三桂必能冲锋决战，再立功勋。出人意料的是，在至关重要的闯围战斗中，他并没有认真地进行拼战厮杀，当王朴先逃时，他竟随其后，逃之夭夭。他的决战勇气顿然消失，霎时，他对大明的忠心也不复存在。这一点，他连曹变蛟、王廷臣都不如。他们坚持与洪承畴同命运，没有逃跑，与之同守孤城松山。三桂却置他的老师洪承畴于不顾，自率所部拣大路先逃至杏山，再逃至宁远。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可以说明其不可告人的内心的材料。但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即三桂为保全自身性命，也为了保存他与父亲辛苦积聚的军事力量，不惜一逃。也就是说，他不愿在这次不能取得胜利的决战中消耗或消灭自己的实力。在他的将士中，其骨干将士都是他的亲丁家将充任的，这一部分人可以说是他的私人武装力量。自明初以来，凡辽东将帅无不有自己的家丁任军职。三桂自然不能例外。据其父吴襄说，他们父子有家丁将士三千余人。这些家丁都效命于吴家父子，听其指挥。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往往依赖他们出力。不用说，不论哪一位将帅都不会愿意自己的亲丁家将被消灭。事实上，在松山大战中，他的亲丁家将保存独多，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三桂“不战而逃”，不会出于别的原因，只能是为保存实力而不惜一逃。他作为一个后起的军阀，当然懂得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否则，失去实力，也就失去了他力求保持的地位。
朝廷不追究他的死罪，予以宽大，绝不是随意作出的，这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吴氏在辽东已占据要津，是地方的一大实力派。继松山之败，祖大寿降清，在这里除了吴氏父子已无更合适的人选为朝廷固守这块残土。显然，朝廷不敢得罪吴氏，因吴氏父子尚有可利用的价值，朝廷中有吴氏的靠山，为其开脱，也不无作用。对比之下，王朴的地位，没有吴三桂那么重要，他所得军功不显，名曰总兵，但在朝廷中并无实际影响。他在关系明朝危亡的松山决战中，带头逃跑，搅乱军心，以致各镇将纷纷效尤。王朴的行径恶劣，罪在不赦。按律处斩，人们无足惜。当然，也不能把所有败将都处死。问题是，独斩王朴，而其他各帅只给以降级的象征性处分，这就看出三桂等人与王朴在朝廷心目中的悬差的地位了。后来的事变，恰恰证明此次战败对三桂的前程丝毫没有影响，相反，继续得到晋升。
不管怎么说，吴三桂做了松山决战的一员逃将。这在他为明效忠的历史上是一页并不光彩的记录。也许因为这一逃，保全了身家性命与实力，历史却在不久的将来给了他一个机遇，使他成了明清兴亡大事变中的举世瞩目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