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中，已有吴、耿两藩先后叛变，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还按兵不动，他的动向如何，不能不引起朝廷的密切关注。
圣祖在撤藩前，曾断言：“撤亦反，不撤亦反。”这就不对了。事实是，尚藩并没有反。书中前已交代，在圣祖批准可喜撤藩时，他言行一致，赶紧打点行装，准备搬迁。三桂叛乱之始，圣祖采取紧急措施，下令停撤。可喜遵从令旨，守在广州待命。叛乱迅速波及广东后，他奋起投入平吴剿耿的斗争，始终保持臣节，故谓之“平南守节”。
吴三桂起兵之际，分别遣使福建、广东，策动两藩同反。三桂非常需要他们的支持，有了他们的参加，他将如虎添翼，适可以横行天下。他知道，朝廷撤藩之举，都伤害了他们的共同利益，所以他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三家的想法会一致的。他自信，只要他带头起兵，振臂一呼，就会得到耿、尚两藩的支持。用他的话说，无须向广东、福建进兵，只须派一个善于辞令的人前去游说，就会成功。他的料想只兑现了一部分，只有耿精忠响应他的动员，而他始料不及的是，尚可喜断然拒绝参加叛乱。康熙十三年四月，他把吴三桂的来使二人和约他起兵的“逆书”一并解往北京，报告给朝廷，圣祖当即批示，予以嘉奖，通知兵部，等事平之后，再行重赏。《清圣祖实录》，卷47，9页。在广西孙延龄、福建耿精忠公开叛乱后，可喜再次表明态度，跟他们划清界限。孙延龄在布告四方的檄文中，有“三藩并变”，之语，有意把尚可喜牵连进去。可喜与耿精忠是儿女亲家。耿精忠是可喜长子之信的妻兄，可喜次子尚之孝之女又是耿精忠的儿媳。《文献丛编增刊》（一），“平南王尚可喜奏”，126页。由于这种关系，他感到有必要上疏加以澄清。他写道：“孙延龄伪檄有‘三藩并变’之语，闽省又倏告变。臣与耿精忠本系姻娅，不能不踧踖于中。窃臣叨王爵，年已七十有余，虽至愚极陋，岂肯向逆贼求功名富贵乎？惟知捐躯矢志，竭力保固岭南，以表臣始终之诚。”《清圣祖实录》，卷47，4页；参见《贰臣传·尚可喜传》甲中，35页。
圣祖览奏，大为感动。在四方叛乱的浪潮席卷全国之际，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坚守南疆，不为三桂煽惑所动，又与亲戚耿氏划清界限，实为难得，圣祖感到欣慰之至，提笔写下了如下赞扬之词：
王累朝勋旧，惟笃忠贞，朕心久已洞悉。近复屡摅猷略，保固疆，厥功甚茂。览奏，披历悃忱，深为可嘉，著益殚心料理，相机剿御，以副朕倚任之意。
他又对兵部官员说：
平南王尚可喜奏请调遣官兵保固疆圉，忠诚显著，深为可嘉。两广一应军机调遣，及固守地方事宜，著尚可喜与总督金光祖同心同力，务酌万全而行。《清圣祖实录》，卷47，5页。
圣祖给予尚可喜完全的信任，把两广军务全部委托他掌理，也就放心了。
吴、耿叛乱，使可喜忧心忡忡，他最担心的是，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不足以应付紧急事变。他决心让他的一个儿子袭封他的王爵，主持军事，他可以从中进行具体指导。照理说，他的长子尚之信应当袭封。之信，字德符，号白，生于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他已经39岁。之信“生而神勇，嗜酒不拘细行。临阵遇危，瞋目一呼，千人俱废，故终身无劲敌”。他19岁奉父命，入侍世祖之侧，直到康熙十年，父亲可喜以年老多病，奏请皇帝批准之信回广东管理王事。他酗酒恶习未除，常凌虐藩下人员，可喜很厌恶他。《尚氏宗谱》，卷2，“大房”（尚之信）。参见《逆臣传·尚之信传》，卷2，1页。在考虑谁来继承王爵时，可喜的心腹谋士金光进言：“俺（安）答公（指之信，“安达”号为皇帝所赐）刚而多虚，勇而寡仁，若以嗣位，必不利于国家，请废他，立次子之孝。”钮琇：《觚剩》，卷8，“粤觚”（下）。可喜也怕他拥兵权重，招惹灾祸。他听从了金光的建议，决定把王爵传给次子之孝。康熙十三年四月，可喜向朝廷奏言：
太宗皇帝时，袭职之子，不论年长，必选才能。今臣年逾七十，若不早决于生前，窃恐偾辕于异日。臣察众子中惟次子都统尚之孝，律己端慎，驭下宽厚，可继臣职，至于军机战守缓急事宜，臣虽衰老，不能驰驱，然一日尚存，当尽一日之心，指挥调度，断不至有误封疆也。《平定三逆方略》，卷5，5~6页。
在一般情况下，朝廷不会同意。我们还记得，可喜在请求撤藩时，曾提出，让长子之信袭王爵，留镇广东，他回辽东养老。朝中王大臣会议，以未有此“先例”而不允准。此次可喜又提出把王爵让给次子之孝袭封，他当“太上王”，圣祖却异乎寻常地马上同意。这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当此变乱之秋，圣祖非常需要可喜保固广东，牵制三桂，这对朝廷平叛极为有利。他听从了可喜的请求，以示笼络。
可喜任贤不任长，把王位让给了之孝，引起了之信的极大愤懑，招致兄弟之间矛盾尖锐，家庭不和，产生了严重后果。此是后话。再说之孝为人到底是厚道些，他知道其兄之信不满，竟不敢承袭王爵，要求辞掉。七月，广东巡抚刘秉权出面周旋，他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章，说尚之孝请辞王爵，他的意见，如今“诸逆”鸱张，大兵进剿之时，平南王尚可喜精神强健，应令他照旧管事，等事平之后，再令之孝袭爵。议政王大臣会议，经圣祖批示同意。《清圣祖实录》，卷43，18页。
广东位于广西与福建之间，北与湖南、江西相邻。孙延龄、耿精忠已叛，而三桂军集结湖南境内，这就使尚可喜处于叛乱势力的包围之中。当他得知三桂派遣两万人马屯扎黄沙河时，立即向朝廷报告，如果“孙吴二逆合兵一处，则势益猖獗”，他请求就近调拨援兵，速来广东会同他一起剿灭“孙逆”。《平定三逆方略》，卷5，16页。
圣祖命副都统根特巴图鲁、席布等，速率所部官兵“急赴广东”，同尚可喜商酌行事《清圣祖实录》，卷47，14页。。同时，又指示可喜会同两广总督金光祖对付广西孙延龄，相度形势，有可剿之机，即可进剿。
在尚可喜的支持下，广东的局势还维持着稳定。可是，为时不久，就传来了发生叛乱的消息：广东潮州（今潮安）总兵官刘进忠于康熙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公开举兵叛乱。刘进忠是辽阳（辽宁辽阳市）人，原是明总兵官马得功部下，顺治二年随得功在芜湖迎降清军。后随军征福建，升为靖南王下左路镇标副将。到康熙三年，升任福建中路总兵官。八年，又调到广东潮州任职。他跟耿藩早已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一听说耿藩有变，便跃跃欲试。他先派心腹杨希震赴福州，与精忠联络，以献潮州土地为条件，给他将军的名号。精忠大喜，满口同意。于是，刘进忠就在潮州城内密谋发动叛乱。此事被驻在城内的续顺公沈端侦知，就与游击李成功、张善继密商对付刘进忠。四月二十日，双方爆发了武装冲突，在城内展开了巷战。沈端兵败被俘，李成功等被杀。精忠已派漳浦总兵官刘炎统兵应援，二十三日，刘进忠把福建军迎送了潮州城，兵势大振。刘进忠把沈端和他的家口、兵丁都移到了福建。《八旗通志·沈志祥传》（初集），卷176，4264~4265页。精忠授刘进忠为“宁粤将军”。《逆臣传·刘进忠传》，卷2，43~44页。
刘进忠叛乱，是发生在尚可喜所辖的广东境内，他及时向朝廷作了报告。
圣祖对可喜的忠诚，真是感动至极！他指示兵部：“平南王尚可喜，累朝勋旧，久镇疆，劳绩茂著。自吴逆叛后，尤能笃守忠贞，殚心筹划，屡抒谋略，保固疆圉。事平之日，从优议叙。”他许诺可喜将士都将得到从优奖赏。他让兵部尽速转达他的恩典。《清圣祖实录》，卷47，24页。
刘进忠把耿藩的闽军引进广东，直接危及到广东的安全。可喜派次子都统尚之孝统兵讨刘进忠，屡挫叛军。康熙十三年七月，次第收复了程乡、邻近福建的镇平（蕉岭）和邻近江西的平远（今平远附近）等县。《清圣祖实录》，卷48，19页、26页。可喜子副都统尚之节自程乡间道入福建，沿途恢复了大埔县（广东大埔北），抵达三河坝，《清圣祖实录》，卷49，17页。迅速逼近潮州。十月，可喜属下总兵官王国栋在潮州城下同刘进忠部与郑氏军的联军激战，三战三捷。《清圣祖实录》，卷50，10页。十一月，之节进兵潮州府，攻下东津笔架山、洗马桥等地方。巡抚刘秉权、王国栋等攻破潮州城南凤凰州木城两座、击毙都督金河臣等，歼灭叛军五千余人。副将何九衢恢复潮州府澄海县（今仍名）。《清圣祖实录》，卷50，18页。
在尚可喜的总指挥下，他的两个儿子和诸将连战连捷，刘进忠、耿精忠及台湾郑氏军屡屡受挫。可喜同耿藩断绝亲戚关系，向他发起了进攻，可谓大义灭亲，赢得了圣祖的进一步信任。这年十月，圣祖命令广东文武将吏都听平南王尚可喜节制。他对议政王诸臣说：自三桂叛逆以来，可喜为国抒忠，功绩茂著。当此广州军兴之际，凡总督、巡抚、提督以下各将吏都要听从可喜调遣，此后补授文武官员也皆由可喜选补奏报。至于一切调遣兵马及招抚事宜亦听可喜酌行。《平定三逆方略》，卷10，5~6页。圣祖把广东全权交给了可喜，掌管一切军政事务。可喜因撤藩而失掉的特权在这紧急时刻又被恢复！对比之下，三桂由荣宠地位跌落到地下，而原先居三桂之下的可喜，其地位直线上升。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月，又一件特殊的荣宠降临到他的身上：圣祖为表彰和奖励尚可喜对朝廷忠诚不贰，特命晋爵亲王！他指示吏部、礼部说：
平南王尚可喜航海归诚，勋猷懋著。太宗文皇帝嘉其劳绩，特赐王封，及定鼎燕京，复能殚竭忠忱，襄大业。世祖章皇帝知其夙笃忠贞，畀以疆重任，镇守粤东，海氛宁静，百姓安。近因吴三桂耿精忠等叛逆，该藩益励忠纯，克抒伟略，悉心筹划，数建肤功，朕甚嘉焉。事平优叙，屡有谕旨。前奏年老任重，请以其子尚之孝承袭王爵，已允所请。今思该藩累朝勋旧，功著封疆，宜锡殊荣，以酬懋绩。平南王尚可喜著进封平南亲王，即令其子尚之孝袭封。尚可喜以亲王品级顶带支俸，示朕优眷之意。广东文武事务，著尚可喜照旧料理，其亲王之宝，亦暂行掌管。尚之孝统兵在潮（州），著给予大将军印。应行封典，尔部即遵谕行。《清圣祖实录》，卷52，5~6页。
吴三桂亲王爵被削除后，尚可喜是汉人惟一得此最高爵位的人。可喜父子同时晋爵，事后给之孝加“平南大将军”，而且又在可喜在世之时，已指定之孝袭封，这都是破例之举。圣祖不吝最高之赏，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以此鼓励尚氏父子继续效力于朝廷，这对平定三桂之乱具有重要意义。
尚可喜父子得到朝廷的特殊礼遇，更加拼力征剿。但他的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广东日益严重的局势，以刘进忠为首，在广东掀起武装叛乱，使广东全省人心不稳，流言四布，隐藏在山中的“土寇”，乘机煽乱，其中也不乏反抗清朝及地方官吏残暴统治的起义。广东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且大有蔓延之势。据尚可喜闰五月疏报：饶平（广东与福建西面临界之处，今广东饶平北）失守，“逆贼”朱缵率部众屯湖寮、廖昙等屯白堠（两地均在广东大埔梅潭河畔），“劫掠村寨”；连州（广东连县，今为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地区的大镬、古楼山、小水坪、石马坪等处，有李化龙、沈九珠等聚众据守；甚至连省城广州所属的龙门（今仍名）、增城（今仍名）、从化（今仍名），以及惠州的博罗（今仍名）、河源（今仍名）、长宁（新丰）等县，一向是“土贼”活动和隐匿之处，现在也趁机聚众公开活动，“恣行剽掠”，进犯龙门。在碣石、白沙湖等沿海地方也有“贼众”的武装活动。可喜调兵遣将，剿不胜剿。
广东的形势在继续恶化。尚之孝统师围潮州，刘进忠负城顽抗，连战连败，清军如及时破城，对平复全省的形势是有利的。不料，惊慌失措的刘进忠求救于台湾的郑经，郑派大将刘国轩、赵得胜、总兵何佑率众万余来救。之孝部因众寡不敌，退至普宁（今普宁北）。接着，六月又有高州（今仍名）总兵祖泽清叛变。以上详见《八旗通志·尚可喜传》（初集），卷183，4373页。祖泽清是原明朝著名的锦州总兵官祖大寿的第四子。大寿一家于崇德六年降清。康熙六年，泽清由参领晋升为广东高、雷、廉总兵。《逆臣传·祖泽清传》，卷2，22页。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父，祖泽清与三桂是姑舅表兄弟。他们有这一层亲属关系，所以泽清叛清并投靠了三桂。招引来广西叛将马雄、董重民、李廷栋、王洪勋、郭义等将军，有部众数万，连续攻陷雷、廉、德庆、开建、电白诸郡县，尚部官兵屡战失利，叛军直抵新会、潮州。郑将刘国轩与刘进忠合军，于春节除夕，攻破可喜的普宁大营，乘胜追至惠州的博罗。《八旗通志·尚可喜传》（初集），卷183，4373页。新会与博罗（今仍名）是广州的外围地区，叛军一举占领，使省城广州受到严重威胁。
可喜连章告急，亟请援兵。康熙十五年正月，他在一份告急的奏疏中说：“臣病日剧，寇在门庭。臣子尚之孝又在潮（州），臣躯恐有不测，则粤省渐至危急，请遣威望大臣，星驰抵粤，以资弹压。”
二月一日，圣祖批示：
今览王奏称年老渐衰，身婴疴疾，请遣大臣经理广东事务，具见王实心为国，计虑周详。朕与王情同父子，谊同手足。览疏未竟，朕心恻然。但王属官兵，驻镇日久，地方宁谧，措置咸宜，军民依赖，若别遣大臣前往，恐该省之事，一时未能周知，所关匪细。王可于诸子中，择才略素优者遣赴潮州，整理军务，大将军平南王尚之孝回省城，侍王左右，捍卫封守，王其加意调护，期于平复，以慰朕忧虑眷念至意。《清圣祖实录》，卷59，16~17页。
此时，叛乱蔓延，正向广州逼近，而可喜恰在病中，之孝又远在潮州，广州空虚，他焦虑煎熬，计无所出，惟请朝廷另遣大臣主持广东事务。他这一片为国之心，再一次打动了圣祖，不禁说出“情同父子，谊同手足”这番感情至深的话来，对他的病情和处境，给予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在广东危难日益加重的情况下，圣祖对他表示了极大的信任，鼓励他选择其中一子赴潮州，替换之孝回广州，“捍卫封守”。
圣祖的批示刚发走，可喜又上告急奏章：叛将马雄、董重民等，乘高、雷叛变，“益肆猖獗”。一部分满汉官兵已退驻肇庆；尚之孝所率官兵在潮州叛将刘进忠与郑军的压力下，都已退至惠州。可喜呼吁援兵“兼程”前来广东。还在正月初十日，圣祖已下令从江西兵中抽调精锐，由副都统额赫纳统领前赴广东救援。圣祖得到这份告急后，指示兵部，令额赫纳“倍道速进”。《清圣祖实录》，卷59，17~18页。
时隔几天，可喜又告急：叛军进攻惠州、肇庆诸城，“省会危急”。
圣祖已感到事态严重，紧急发出指示：“粤省要地，倘部踈失，为害不小。”他再加派援军，令驻山东兖州的部分骑兵和蒙古兵七百名调赴江宁（南京），而现驻江宁的每佐领骁骑兵一名、蒙古兵六百名、及驻防徽州、池州的满洲、蒙古兵七百名，总计约三千余名，数量不多，却是精锐，由“平寇将军”哈尔哈齐统率驰赴广东。圣祖严令：“如有稽迟，坐以失误军机之罪。”《清圣祖实录》，卷59，23页。
圣祖的谕旨还没到广东，援兵正在调遣中，广东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吴三桂调遣军队加紧对广东进攻，矛头指向肇庆而逼临广州。肇庆离广州不过二百里左右，骑兵疾驰不足一天可至。尤其严重的是，尚可喜所辖总兵官苗文秀、副将吴启镇、游击李有才等相继叛变，更加剧了广州危在旦夕。《平定三逆方略》，卷23，4页；参见《清圣祖实录》，卷60，14页。三桂的意图，无非一是逼尚可喜投降；二是如不降，就以武力解决，占领广东全省。能否夺取广东，对他至关重要。因为广东邻接广西、湖南、福建三省，而吴兵已进至湖南，广东足以构成三桂北进的后顾之忧，因此他急于拿下广东，志在必得！
由于刘进忠、祖泽清等重要将领先后叛变，引来台湾郑经军队与广西叛军，三桂从中配合督战，很短时间，“粤东十郡，竟失其四”。而广州“省会一区，亡在目前，人情汹汹，俱无固志”。可喜年老多病，心中焦急如焚，病情继续加重。他屡次告急请兵，迟迟未到，他自感无力抵御，疾病使他不能理事，又不甘心叛变，决心以死报国。他在府中后楼准备了薪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将自焚殉节。《尚氏宗谱》，卷2，“大房”。
吴三桂对可喜加紧了进攻，一面施加军事压力，目的是继续逼迫可喜投降；一面则利用尚氏家族中父子、兄弟之间的矛盾，派人游说之信，千方百计收买他，诱使其投降。三桂答应事成后，封之信为王，世守广东。《平滇始末》，3页。的确，之信作为长子却没能袭爵，很恼怒他的父亲，嫉妒弟弟之孝，一肚子怨气。《庭闻录》，卷5，8页。参见《国朝嗜献类征初编》，“尚之信传”，卷276，5页。他在北京入侍十余年，很受宠爱，但在袭爵这个问题上，朝廷首先是圣祖皇帝都不替他说话，竟然同意了父亲把王位让给二弟之孝的要求，心中愤愤不平。在给父亲晋爵亲王、之孝加“大将军”封号后，他仅得了个“讨寇将军”！他处于尚氏家族中长子地位，感到自己被抛弃了，一种失意，乃至羞辱感，使他心情异加暴躁，放荡不羁，酗酒凌辱藩下人，甚至连他的弟弟、可喜的妃妾，都不时受到他的作弄和欺凌。王钺：《世德堂文集》，“水西纪略”。众人敢怒不敢言。之孝虽受命袭爵，也不敢跟他抗争，处处退让。尽管如此，仍没能缓和哥哥尚之信的怨恨情绪，他却把这种情绪都发泄到别人身上。他最痛恨的是父亲的心腹幕僚金光，他之所以没能袭爵，正是此人出的主意。他恨他，发誓要杀死他。可是，父亲还健在，而他自己无权，他不敢轻举妄动……
吴三桂的引诱，使之信很动心。但他对叛变一事也不是心甘情愿。他出生时，父亲已被太宗封为“智顺王”，地位显赫。他是食清朝俸禄长大成人的。从小跟随父亲南征北战，成为能征惯战的一员勇将。在京十余年，享尽朝廷赐予的无以复加的恩惠。因此，在此要作出重大抉择的时刻，他思前想后，“念三朝（指太宗、世祖、圣祖）重恩，五代荣宠（从可喜祖父算起，迄至其孙，为五代，皆得封典），值此攻守维艰，救援莫待，以死报国，分所宜然”。尚氏家族受清三朝重恩，五代受封，恩情如此深重，即以一死相报，也是应该的。但他又想到，在叛军兵临广州城下之际，全家都死，自焚殉节，广东一省必定全失，“南方一带皆为贼有，其势愈炽，若乘风破浪，长驱四进，何以禁之！况粤地千有余里，将来恢复非数万之众、数年之久不克奏功，是死非报国，适足遗病于国也。”他想到这里，不禁长叹：“吾心可对天日，安事虚名为哉！”《尚氏宗谱》，卷2，“大房”。
这是《尚氏宗谱》为他记录下的心里独白。内中不无溢美之辞，也不无掩饰之处，如，说他不事“虚名”，就是掩饰了他谋取袭爵的企图。《宗谱》对他被废，没有袭爵一事也只字不提，不满情绪不露分毫。但从当时的情况看，《宗谱》所述之信此时的心境，大体符合他本人的实际。在广州濒临绝望之际，处于困境中的尚可喜家族。无非是两种选择，要么全家自杀，或抗而后死；要么投降吴三桂。之信并不想死，认为死而无益，名为报国，实无益于国；变节而降，又负于三朝重恩。他不愿取此一策。从个人恩怨来说，他对父亲和兄弟不满，不甘心被父亲废黜。所以，他心情充满了矛盾。但谋求王爵的虚荣心，促使他欲借助三桂兵逼的有利形势，夺取平南亲王的承袭权。这样，他就必须向三桂表示投顺，之信骁勇，颇有心计。他不想真降过去，面上敷衍，一经把王爵弄到手，他再向朝廷表明心迹，说明他降吴真实意图，求得朝廷的谅解。
康熙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尚之信发动兵变，炮击清兵大营，派兵看守了父亲的府第，封锁内外，接管了平南王的权利。并接受了吴三桂“招讨大将军”之伪号。病中的尚可喜闻讯，气急，挣扎着起来，“投缳自尽”，被左右人发现，急救过来，自此，病情日益加重。尚之信“叛变”，两广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钜、陈洪明也听他的号令，跟着降吴。之信派人逮捕了金光，处死，报了私仇。
尚可喜病重，苟延时日，不能自理，一切都听任之信摆布。延至十月二十九日，他已昏迷，忽然，强睁大了眼睛，说：“吾受三朝隆恩，时势至此，不能杀贼，死有余辜！”他自知生命已到了尽头，令诸子把太宗所赐冠服取出来，穿戴好，扶他起来，向北叩头。然后对诸子说：“吾死后，必返殡海城（辽宁海城市）。魂魄有知，仍事先帝。”说完，溘然而逝，年七十三岁。《八旗通志·尚可喜传》（初集），卷183，4374页。参见《尚氏宗谱》，卷1，“先王实迹”。由于战争阻隔，圣祖迟至康熙十六年六月才得知可喜逝世的消息，不胜悲叹地说：“平南亲王尚可喜久镇疆，劳绩素著。自闻兵变，忧郁成疾，始终未改臣节，遂至殒逝可悯。”指示要给予“恩卹”。《清圣祖实录》，卷67，12页。
尚之信“叛变”的消息，是江西总督董卫国第一个向朝廷提供的。圣祖则在同年四月八日读到了董卫国的奏疏。《圣祖实录》仅载：“尚之信阴与贼通，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伪号，于二月二十一日，守其父尚可喜第，倡兵作乱。镇南将军舒恕等引兵归，副都统莽依图自肇庆突围出。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钜、陈洪明俱降贼。”《清圣祖实录》，卷60，14~15页。
平定三桂叛乱后，康熙二十一年始修的《平定三逆方略》，将上述一段记载中又加进了“易服改旗帜”一句话。其后修的《逆臣传》、《清史稿》等有关尚之信“叛变”的事，皆出自《实录》与《平定三逆方略》。值得注意的是，雍正朝始修、至乾隆四年完成的官修《八旗通志》（初集）尚可喜传中，对之信发动兵变、守可喜府第，可喜自尽等情节，只字未提。只提到“两粤东西交讧”，藩下部分将领叛归三桂，致使“人情汹汹，罔有固志”，“可喜年老，不胜忧愤”。仅此而已。康熙、雍正两朝都由官方修史，为何对尚之信“叛变”一事记载差异如此之大？《八旗通志》不载此事，显然不能说出于疏忽，而是对此事有所核订后，才略去了《实录》的这段内容的。质言之，不认为之信降吴。
董卫国的疏报中一句话：“镇南将军舒恕等引兵归”颇耐人寻味。这说明，之信“叛”时，并没有发兵攻击舒恕，双方根本没有交战，也没有任何伤亡，而舒恕自动“引兵归”即北返，离开广州。至于被围在肇庆的副都统莽依图，尚不在之信的兵力所及范围之内，只能“突围”而走。舒恕与莽依图没得圣祖命令，遇敌不战，擅自北返，这其中必有文章。《尚氏宗谱》明记：“潜引将军舒恕率满洲官兵入京，一无所损。”这与董卫国所报“引兵归”完全吻合。很清楚，之信已于事先与舒恕等达成默契，在敌强我弱、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之信的不得已而取此“降吴”之策，已得舒恕谅解，在之信的暗中协助下，他才得以率部“一无所损”地北返了。
令人再思考的是，圣祖在得到尚之信“叛变”、舒恕“引兵退”的消息后，既未动怒，也未加一句责怪舒恕临阵北归的话。对此大事未予评论，未予声讨，未予部署兵力阻击之信，而是放置一边，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却把注意力放在江西方面，仅说：“广东变乱，江南、江西殊属可虞。若闽粤诸贼，会犯京口等处，则江南兵单，难以防御。”他稍加调整部署，注意防守京口地方，而把重兵发往江西应援，责令将军哈尔哈齐、额楚等速取江西吉安，与将军舒恕等“合兵御闽粤诸寇”。《清圣祖实录》，卷60，15~16页。表面上，圣祖不能不说“闽粤诸寇”，加强防守京口。因为之信“降吴”一事属机密，他对臣下不能说破。但从他对之信的态度和兵力部署上，看出他不以“广东变乱”为忧。在变乱之中，他还保留一点警惕，之信能否如他所表示的那样，他还是以防万一，才于京口处稍为布防。
那么，之信对圣祖如何表示的？《尚氏宗谱》透露了内情：之信“以丸书（即以腊丸裹封的奏疏）入告，阳为顺逆，实保地方，大兵一到，即便归正”，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潜引”舒恕及其所部安全地撤离广东。圣祖得此信息，给予了理解，自然就不把“广东变乱”放在心上。这合乎情理，又合乎逻辑，顺理成章。之信的举动，已使进据广东的广西叛将“马雄疑公（指之信），立营三水（今仍名，位广州西）、肇庆，以窥公意”《尚氏宗谱》，卷2，“大房”。。三桂屡次催令甚至胁迫他出兵庾岭，开辟新战场，同清军作战。可他就是按兵不动，实在没法应付，便出库金十万两佐叛军，以塞三桂口。《逆臣传·尚之信传》，卷2，2页。他表面上，天天饮酒，不问政事，借以麻痹三桂，“以安贼志”，三桂也以之信酗酒无度，无大志而不以为意。所以，之信从“叛降”吴，到“归正”朝廷，共计二百八十余天，始终没出一兵一卒，没同清军交过一次锋。这期间，他坐镇广州，几乎没有任何军事活动。《清圣祖实录》仅记康熙十五年十二月，“杨威大将军”和硕简亲王喇布赴援广东，途次清远县，“适值尚逆遣人赍书，招清远县知县白启明”，他“坚拒不从”，逮捕来使并“伪书三函”，解送军前。圣祖得报告，表彰了白启明，提升为候补知府。除此，什么也没有说。《清圣祖实录》，卷64，14页。
以当时形势而论，尚之信夺了平南亲王的承袭权，发动叛乱，都应该是一件大事，对朝廷是个很大的震动。但事实是，圣祖始终没致声讨，也没发兵征伐，完全把广东放弃一旁，不予理睬，却把注意力都放在江西、湖南战场，不断催战。因此，作为官方的历史文献《清实录》对此也毫无反应。事情不言自明：圣祖与之信已达成了默契，即圣祖理解之信“屈从”三桂之本意，只要保持广东方面安定，使清兵以全力用于湖南主战场，等待清兵入广时，作为“内应”，再公开“归正”。《清圣祖实录》，卷66，16页。
写到这里，尚之信是否真降三桂，读者自可作出判断。从三桂叛乱一开始，及其以后圣祖就一再指出，一些地方官员和将士有被胁从，逼迫而叛的，要体谅他们，不要把他们视为叛逆，他们何时“反正”，都要欢迎，免其一切过犯。仅举一例，书中前已交代，曾因检举吴三桂而获罪，被谪发到广西的傅弘烈，在孙延龄叛时，他假降过去。至康熙十六年五月，他表示，只要大军速进南安，他便“从中接应”，并自荐可独当广西全部平叛及地方善后之事。他要求给一“虚衔”，以为号召。圣祖对此非常高兴，赞扬他“图报国恩，忠诚懋著”，当即批复，“优升广西巡抚”。《清圣祖实录》，卷67，3页。类似这种情况不少，即使真降而后“归正”，圣祖都不以“叛逆”论处。所以，即使之信真叛而又很快归正，也为圣祖的政策所允许。何况他“叛降”有因，并没有给清朝造成任何危害，却是保固地方，未受三桂及叛兵蹂躏。关于这一点，也被圣祖肯定下来。迄今，世人一直论定之信叛乱，把他与三桂、精忠并提为“三藩之乱”首，是缺乏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