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祖顺治帝在世时，先后封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四人为王，并令他们携带家口前往南方征剿南明残余势力。当两广、云贵、福建等省渐次平定，命他们就地驻镇。然而，他们中有的人并不愿意留在南方，提出申请，欲解兵柄北归。
最先提出北归的是定南王孔有德。顺治九年，孔有德上疏：“粤西（广西）业已底定，臣生长北地，与南荒烟瘴不习，每解衣自视刀箭瘢痕，宛如刻划，风雨之夕，骨痛痰涌，一昏几绝。臣年迈子幼，乞圣慈垂鉴，即敕能臣受代，俾臣早觐天颜，优游绿野。”
孔有德陈情，言词恳切，令人生怜爱之心。他长期征战，多处受伤，留下了斑斑伤痕，经受不住南方湿热气候的煎熬，烟瘴之气更使北方人感到畏惧。他惟一的一个儿子还不足十岁，倘若自己一旦染病，妻与子何以依赖！他不愿留镇广西，实出自内心的真情。他期望解除兵权，回到北京，天天伴侍皇帝，得以清闲无事，“优游绿野”，以终天年。他在奏疏中的最后这段话，强烈地表示了功成引退之意。
世祖为了大清王朝的安宁，需要他镇守广西，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下旨委婉地挽留：“览王奏，悉知功苦，但南疆未尽宁谧，还须少留，以俟大康。”《贰臣传·孔有德传》，14~15页。世祖这番话，也是实情。因为李定国的势力还在，不允许孔有德撤军北还。果然，就在他上疏不久，于同年七月，被李定国包围于桂林，城破自焚死。幼子被害，无人袭爵，“定南王”自此而爵除。
比孔有德稍晚些时候，顺治十年，平南王尚可喜，以痰疾不时发作为由，第一次疏请“解兵回京调养”，也表示了引退之意。世祖同样挽留：“潮（州）逆初定，地方事多，正资悉力料理，以奠岩疆，不必遽以病请。”《尚氏宗谱》，“先王实迹”。顺治十二年，他第二次申请北归，直截了当要求朝廷给予安置地，或在山东兖州故明鲁王原封地，或在辽东“旧地筑居安插”。意在向皇帝表明自己在政治上已无进取心，只想到为子女将来的生计，而个人只愿养病闲居。他大概仿效王翦代楚请美田，以释始皇疑心的故事，力图消除皇帝对他的疑心。世祖批示：“王图根本，情理允协”，但不同意他马上引退，要等天下太平时一并另议。《元功垂范》，卷上，顺治12年条。孔有德、尚可喜的态度，都反映了他们对朝廷抱有疑惧情绪，惟恐自己的权重位高，将来遭到不测，而尚可喜对个人的前程考虑得更深一些。
在孔、尚二王要求引退之时，吴三桂尚在汉中驻镇，他似乎还没有想到引退的事。至顺治十四年，他奉命进军云贵，在战事结束后，他驻镇昆明，也没有引退之意，而是欲仿效明黔国公，世守于此。
上述情况说明，直到世祖去世，朝廷毫无撤藩之意，相反，对孔、尚的引退，一再挽留，授以重权。而对三桂，尤其看重，把云贵两省的军政大权一并授给了他。这为当时形势和同南明斗争所需要，世祖坚持他们应留下去。他曾表示，应等到天下太平无事时“一并另议”。世祖没等到这一天，就去世了，把这一重大问题留给了他的儿子——圣祖玄烨去解决。
圣祖继位时，由索尼等四辅政执掌朝政，他们继续执行世祖的政策，依赖他们镇守南疆，对付南明残余势力和叛服无常的少数民族的土司及海上郑成功的抗清力量，对吴、尚、耿三王百般笼络，听任三藩自行其是。当外部矛盾——同南明和农民军余部的斗争结束，内部的矛盾便突现出来。世祖钦命，把“三王”留镇南疆，本意是以三王“世守边圉，以为藩镇”，借以“藩屏王室”，维护清朝的稳定统治。然而，事物的发展却走向了清朝统治者愿望的反面。四辅臣的政策，恰好鼓励与助长了三藩势力的急剧膨胀，不仅不能护卫王室，却形成了一股与它抗衡的政治军事力量。
在四辅臣执政的六年期间，三藩渐成割据之势。他们各握兵权，拥兵自重。尚可喜、耿精忠各有旗兵15佐领，绿营兵7000人左右，丁口各2万。魏源：《圣武记》，卷2，61页。按1佐领甲士200人计算《逆臣传·吴三桂传》载：“甲二百设一佐领”。，15佐领应为3000人，加上绿营兵，各有军队万余人。这是朝廷准予额设的兵数尚、耿两藩所设兵员，详见《清世祖实录》，卷133，9页。，除此，他们各“旗下所蓄养甚众”许旭：《闽中纪略》载：“时王府额计有万余，而旗下所蓄养甚众。”，恐怕要超过额兵数。吴三桂的兵员最多，实力最雄厚。他平定云贵后，兵力多达7万余人，后屡经裁减，又有一些将领调离云贵，带走一些军队，仍定制53佐领，计甲士万余人、绿营兵12000人，总共23000余人，还有丁口数万。《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10~11页。三桂掌握的军队远远超过了尚、耿二王的兵力，比他们的总和还多一些。实际上，三桂的军队远不止2万，他明里裁军，暗地里继续征兵，他“按地加粮，按粮征兵”，因此，他的军队有增无减。《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初集）卷197，4608页。参见《滇策》，“艺文志”3，“蔡毓荣筹滇善后第一疏”。如果加上他在外省的心腹将领所领的军队，受其控制的军队就更多了。三藩掌握南方数省的兵权，各领精兵猛将，形同军事割据。
尚、耿同三桂一样，都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特权。他们恃此来扩展自己的实力。尚可喜专制广东，在广东私设征收苛捐杂税的“总店”，连日用鸡豚及蔬菜水果等不税之物一概加倍抽税，其他如铜、铁、锡、木材等除按规定纳税外，又加私抽税，此种盘削，每年不下十余万两白银。郝玉麟：《广东通志》，卷62，“艺文志”4；吴兴祚：《议除藩下苛政疏》。总之，“凡米谷鱼盐，刍茭布帛之属，市侩侵渔，利归王府”刘嗣衍：《广州府志》，卷28，“金先祖传”。。广东有通海之便，尚可喜大搞海上私贩，牟取巨利。“藩府之富几甲天下”。《觚剩》，卷8，“粤觚”下。耿藩所在的福建，盛产鱼盐，其“利为天下最”，百姓皆以此为生。许旭：《闽中纪略》。耿藩“横征盐课”，“荷派夫驿，勒索银米”，掠取大量财富。《清圣祖实录》，卷94，13页。他利用海运之便，跟荷兰及东南亚各地大搞走私贸易，无所顾忌。他们同三桂一样，各在自己的统治区非法从事种种经济活动，已经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带来了不良的政治影响。
吴、尚、耿一方面搜刮民财，聚敛财富；一面伸手向朝廷索取千百万粮饷和经费，用于养兵和行政及生活开支。三藩所属将吏士卒所需俸饷，动以巨万，征调各省“协济”云贵、广东、福建。以顺治十七年为例，云南一省年需俸饷900余万两，“天下正赋钱粮其数当不及此也”王命岳：《耻躬堂文集》，卷4，“论滇饷疏”。！加上福建、广东两省饷银。共需2000余万两。而这年的全国军饷也才不过1700余万两。康熙五年（1666年），左都御史王熙指出：“直省钱粮，半为云贵、湖广兵饷所耗。就云贵言，藩下官兵岁需俸饷三百余万，本省赋税不足供什一（十分之一），势难经久。”《清史稿·王熙传》，卷250，9694页。因此说“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圣武记》，卷2，62页。，实非虚语。朝廷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还是常常不够用，因欠饷而发生兵士逃亡、暴动的事时有发生。每有饷不足，他们就连章告急；有了剩余，隐匿不报告，支用情况，也不叫户部核查。三藩需求浩大，常使各省为难，也使负责钱粮的户部疲于奔命，整个财政为此陷入困难的境地。《明清史料》丁编第8本，“平西王吴三桂密奏本”。
三藩的存在，在经济上已成为国家的巨大负担。
至撤藩前，尚可喜年老多病，获准由其长子尚之信理事，《清圣祖实录》，卷37，9页。他“以凶虐横于粤”；耿精忠“以税敛暴于闽”，三桂在云南“尤骄纵”。《圣武记》，卷2，62页，参见《清史稿·吴三桂传》。
显而易见，三藩问题日益变得严重起来。造成这一后果，要而言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吴、耿、尚“三王”有意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实力；二是从顺治到康熙初年，两朝给予他们过多的特权和优待，在客观上鼓励和助长了他们的势力的恶性膨胀。他们久握精兵，横行一方，自行其是，不能不与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产生尖锐的矛盾。因此，造成这个政治后果，朝廷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康熙六年（1667年），圣祖刚满14岁，已到了独自处理政务的时候了。七月，举行亲政大典，辅政四大臣（首席辅政大臣索尼刚去世）已完成历史使命，正式把朝廷大权移交给这位少年天子。过了两年，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圣祖毅然下令逮捕了专横跋扈的四辅臣之一鳌拜，才真正把权力收归自己手中。圣祖亲政，乾纲独断，标志着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在迅速加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开始。不言而喻，形同割据的“三藩”跟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的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圣祖久有撤藩之意，据他自己说，“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清圣祖实录》，卷99，8~9页。。他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厪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至康熙三十一年，字迹还保留在柱子上。《清圣祖实录》，卷154，10页。圣祖以敏锐的目光洞察三藩对国家已构成腹心之患，把它列为自己执政所必须解决的三件大事的头等大事，时刻思虑裁撤的时机与办法。
圣祖深虑“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蔓，驯致不测”《清圣祖实录》，卷99，8页。，虽早有撤藩的打算，又以三藩掌握精兵猛将为忧，不敢贸然采取行动。在撤藩前的一两年间，即从康熙十一年到十二年初，圣祖十分关注云贵的动向，有目的地进行人事变动，多方笼络三桂的部属。
康熙十一年（1672年）七月，圣祖突然决定“叙征缅甸，获伪永历朱由榔及进云南、贵州、征水西功”，大赏三桂属下有功将士；授给都统何进忠为一等精奇尼哈番，护军统领夏国相、副都统吴应正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都统吴国贵、副都统高得捷、高拱、参领傅其栋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已故副都统杨珅之子杨延先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已故副都统李天植、傅文元之子李廷璧、傅天柱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自护军参领杨奉元等以下127人，都各授给世职不等。《清圣祖实录》，卷39，12页。
征云贵事已过去了十余年，却迟至康熙十一年才叙功给授，从中可以窥见圣祖有意施恩于三桂将领，加深他们对朝廷的感情，使他们对朝廷怀恩图报。
圣祖提拔三桂部将，委以重任。康熙十一年五月，圣祖任命三桂藩下参领张足法为云南援剿右镇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39，6页。张足法从参领一下子提到总兵官，实为破格提拔，圣祖特在北京接见他，面授机宜：“兹特简授尔边疆总戎之职，尔其练习兵卒，修整器械，俾兵民相安，副朕一体爱养至意。”《清圣祖实录》，卷39，12页。同年六月，把云南“义勇营”总兵官马惟兴调到福建兴化任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39，8~9页。七月，特派一等侍卫吴丹前去传达他的谕旨：“兹授尔福建滨海重地，特加恩赉，异于别镇，尔须加意镇守，以尽厥职。”赏给马惟兴金盔甲全副、表里各两匹。《清圣祖实录》，卷39，16页。圣祖的谕旨和赏赐，向马惟兴明示，皇帝特别看重他，给予比其他总兵官更优厚的礼遇。圣祖对张足法、马惟兴的提升和谕旨，接见、派专使赏赐，都是不同寻常的。在此之前，圣祖还提升参领王永清为贵州黔西总兵官，升云南左镇中军副将王景为云南援剿右镇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34，12页、14页。圣祖的举动，使人强烈地感到，他有意识地在分化三桂的势力，力图把他的心腹人物拉出来，作为朝廷的耳目，以备将来之用。
与此同时，圣祖也把自己亲信之人派往云贵。康熙十年（1671年）初，圣祖简派吏部右侍郎曹申吉为贵州巡抚。《清圣祖实录》，卷35，6页。此人不争气，后来三桂叛乱时，他叛清降吴。调原任贵州巡抚佟凤彩出任河南巡抚。同年四月，云南巡抚李天浴“疏请终养”，圣祖批准。《清圣祖实录》，卷35，24页；卷39，19页。五月，另派原任江宁巡抚朱国治为云南巡抚。《清圣祖实录》，卷36，4页。云贵总督是在康熙七年底任命的，原任总督卞三元是三桂的人，他提出“终养”老母，圣祖也不慰留，马上提升直隶巡抚甘文焜为云贵总督，八年初，又加兵部尚书衔，以重事权。《清圣祖实录》，卷27，21页；卷28，5页。康熙十一年五月，升陕西陇右道李兴元为云南按察使司按察使。《清圣祖实录》，卷39，2页。
总兵官是地方最高军事长官，关系重大。圣祖不时地调整云贵总兵官人选，康熙十年二月，调广东右路水师总兵官杜辉取代“以病乞休”的陈德，任云南永北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35，12页。十一年十一月，以原任广东饶平总兵官吴启丰为贵州安笼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40，14页。十二月，将云南前镇总兵官马宁调出，升为湖广提督。《清圣祖实录》，卷40，17页。十二年（1673年）正月，任命三桂藩下长史卫朴为云南援剿后镇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41，6页。
以上凡属云贵军政大员的调进调出，提升罢免，都出自吏兵两部铨选，由圣祖钦命，三桂无从插手。迹象表明，圣祖正在为撤藩做人事安排，以保证有朝一日撤藩能顺利进行。多年来，由于年老或引退，因病或休或故去，三桂的部将失去不少，加之朝廷频繁调动，已打乱了三桂的原先部署，但对他周围的至关重要人物如夏国相、方光琛以及他的吴氏亲属还没有触动，以免惊动他。三桂已窥见朝廷正在逐步削弱他的实力，便伺机夺回某些权益。康熙十一年六月，云贵总督甘文焜因母病故，准假回京处理丧事，《清圣祖实录》，卷39，7页。三桂请以云南巡抚暂管总督事务，私自将总督所辖的标兵从贵州调到云南，受他节制，“而以利啗之，冀为己用”《清史稿·甘文焜传》，卷252，9722页。。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二月，圣祖又向三桂作出朝廷隆礼的姿态：亲派一等侍卫吴丹、二等侍卫塞扈立前往云南，慰问三桂，并携带他御用的貂帽、团龙貂裘、青蟒狐腋袍各一袭，束带一条，赏给三桂。另派两名侍卫前往广东，向尚可喜颁赏，其赐物略比三桂低些。《清圣祖实录》，卷41，7~8页。
就在圣祖赏赐和慰问吴、尚两藩后的一个月，即三月十二日，尚可喜突然提出申请撤藩，“归老辽东”的奏疏，圣祖不禁心中一喜，只见尚可喜写道：
臣自奉命镇粤以来，家口日蕃。顺治十二年、曾具疏请解兵柄。部臣以地方未宁，俟后议。方今四海升平，臣年已七十，精力就衰，正退耕陇亩之日。伏念太宗皇帝时，曾赐臣以辽东海州（今辽宁海城市）及清阳堡等处地，今乞准臣仍归辽东，安插故土，以资养赡。计带两佐领甲兵及老闲丁，约二万四千有奇。沿途夫船口粮，请并议拨给。《平定三逆方略》，卷1，5页。参见《清圣祖实录》，卷41，17页。
尚可喜以“颇能戢兵御众，奉职维谨”《平定三逆方略》，卷1，4页。，一直受到朝廷的恩宠，却屡次申请引退，仅仅是因为年老多病吗？这只是表面现象。那么，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真正动机是什么？据熟悉尚可喜的人，《元功垂范》的作者“澹归上人”对他于顺治十年要求解除兵柄一事，曾作出这样的评论：尚可喜“身在名位权势之中，心常出名位权势之外”，“归耕之念时切”。清朝官方也曾作出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尚可喜之所以申请撤藩，是因为长子尚之信的缘故。尚之信素来强悍，不守礼法。可喜把他留在京师入侍后，很担心他触犯朝廷大法，奏请还镇广州。之信却“暴横日甚，招纳奸宄，布为爪牙”，横行无忌，引起官民怨恨。他酗酒好杀人，常常在父亲面前持刀比划，“所为益不法”。可喜管束不了他，忧虑他惹是生非，祸及自己，一生声誉将毁于一旦。为避祸计，“可喜引年乞骸骨”，自愿放弃权位，回故乡耕牧。《平定三逆方略》，卷1，4页。
现今居住在辽宁海城的尚可喜的后人，盛传有关他要求撤藩的“轶事”：可喜手下有一谋士叫金光《逆臣传·尚之信传》载金光“浙江义乌人，随可喜幕下最久”，以功授鸿胪寺卿衔。他以之信暴虐，劝可喜不让他袭爵。后为之信所害。，善计谋，他私下劝可喜：王已位极人臣，恩宠无以复加。树大招风，朝廷对王很不放心，历来外姓封王没有一个能长久的，莫如交出兵权，回辽东养老。考《清圣祖实录》记载，金光一席话却是道破了圣祖对三藩的疑忌之深。1981年春，笔者曾同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孙文良先生同去海城考察，访尚可喜后人第十一代孙尚世渭，据他回忆，解放前，他曾看到一书稿，名曰《宗谱别录》，收集了丰富的“先王（指可喜）轶事”。可惜此书在动乱中遭毁弃失传。此系他的回忆，可资参考。尚可喜不愧政治敏锐，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接受了金光的劝告，下决心引退。他一连上了数道奏章，向圣祖申请回辽东。
由此看来，尚可喜申请撤藩不单单是因年老多病，实质问题是，深虑位高权重引起朝廷怀疑，而长子之信不法，终将招来不测之祸，殃及宗族。他只有求退，才能保全自己声誉，得一善终结果。
正当圣祖处心积虑选择适当时机，解决三藩问题时，可喜不待朝廷下令，也不管吴、耿两藩如何打算，先自提出撤藩，既明智，又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在客观上为圣祖处理三藩问题铺平了道路。于是，圣祖抓住这一难得时机，顺水推舟，准备立即采取行动，实施撤藩。
撤藩与否，是重大政治问题，非等闲事可比。圣祖特召集各部阁臣讨论。在会上，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等绝大多数人，力主撤藩，应同意尚藩迁移。惟独大学士图海坚持自己的意见，与众人争辩，“断不可迁移”。圣祖迅速表态，支持莫洛等人的意见，“决意撤回”尚藩《清圣祖实录》，卷99，8页。参见《清史稿·图海传》，卷251，9712页。，当即写给可喜一道撤藩谕旨：
王自航海归诚，克殚忠荩，行间戮力，平定地方，效力累朝（指太宗、世祖、圣祖三朝），功绩茂著。绥戢东粤，镇守疆，宣劳岁久。览奏，（王）年已七十，欲归辽东耕种。情词恳切，具见恭谨，能知大体，朕心深为嘉悦。今广东已经底定，王下官兵家口作何迁移安插，户兵二部会同确议以闻。《平定三逆方略》，卷1，5页。
尚可喜以年老引退的方式，向朝廷表达了自己始终不渝的忠诚，是维护中央集权的一个主动退让，因而博得了圣祖的高度评价，在褒美中含蓄地赞赏他知趣，“能知大体”，自动去位，使君臣两无嫌猜，共享太平之福，这层意思虽没有说破，彼此已心照不宣地猜透了对方的心事。圣祖的谕旨，证明可喜以引退求善终，实为明智之举，显示年迈的可喜计虑深远。
可喜在申请撤藩时，提出一个条件，即留镇长子尚之信于广州，由他承袭平南王爵。
户、兵两部根据圣祖的指示，提出如下具体意见：
关于可喜把王爵让给长子尚之信承袭问题，就现有各藩王例，“子无移袭之例”，无须再议。《清圣祖实录》，卷41，20页。否决了可喜的要求。
关于如何撤藩的问题，吏、兵两部认为，经查可喜有十五佐领的兵员，可携带两佐领官兵家口迁居辽东。但尚之信统兵留镇，将使父子分离，况且藩下将士早年就与王共甘苦，如今因撤藩，造成他们两地离析，是不合适的，应全迁为便。兵部特别提出：平南王藩下有绿旗官兵共六千名，原驻广州府，今可喜父子迁移，这六千绿旗官兵应留在广州，命广东提督臣统辖，至于一切夫马舟船，等尚藩开列人口、马匹确切实数，在离广东之时，即遣官拨给。《平定三逆方略》，卷1，6页。参见《清圣祖实录》，卷42，2页。
圣祖批准实施。
尚可喜的本意，并非是全撤，他自己要携带部分家口和兵丁撤回关外故乡，而想把王爵传给长子尚之信，让他继续留镇广东。可喜厌恶他，不愿和他在一起生活。可喜有子32人（其中过继一子），之信为长，按封建继承法，又不能不让他承袭。所以，可喜自请回辽东，既可保留王爵传之子孙，而自己急流勇退，获晚年安宁。但朝廷以父亲健在无移爵的先例，予以拒绝。并以不忍其父子分离、藩下家口分离为由，下令全撤。可喜看得很明白，朝廷的意图是彻底撤藩，从根本上解除它的心腹之忧。既然这样，尚可喜自然无话可说。朝廷锐意全撤，虽非可喜本愿，事已至此，他只有俯首听命，服从朝廷的决定了。圣祖派遣钦差持诏书，于同年五月三日送到广州。可喜“拜命之后，即缮书称谢，遂陆续题报启程日期、家口马匹数目”《无功垂范》，卷下，34页。。着手准备迁移事宜。
由尚可喜撤藩引起的一场政治动乱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