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吴三桂大传》02章 武功世家</h1><hr /> <p> 山海关外，辽河两岸，东至鸭绿江畔，北至开原，南抵大海之滨的旅顺，明称为辽东的这一广大地区，自古就是“英雄百战之地，所谓虎步龙骧，高下在心”。朝鲜人对此有过这样的精彩评论： </p><p> 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金鼓互鸣。何也？诚以平远旷野一望千里，守之则难为力；弃之则胡虏长驱，曾无门庭之限，此所以为中国必争之地，而虽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朝鲜］金景善：《燕辕直指》，卷1，“辽东大野记”。 </p><p> 事实确是如此。历史上，这里从来就是兵家用武之地。有多少一代创业之君奋然崛起，问鼎中原；有多少治国之能臣、能征惯战之悍将在这里生长，在这里战斗，创下惊天动地的业绩！远的不说，在明代及明清之际，吴三桂之前，诸如威震辽东的名将李成梁父子，腹有良谋、统率过千军万马的熊廷弼，杨镐、孙承宗、洪承畴、“铁面御史”何尔健、独胆英雄袁崇焕、敢战敢胜的一代骁将满桂、祖大寿、赵率教，首创海上雄师的毛文龙、一度主持辽东大计的王在晋等，以及清代的创业之君如努尔哈赤、皇太极和他们的兄弟子侄一大批名君、名臣、名将，都在辽东这个军事舞台上施展出他们纵横捭阖的才略，演出了一幕幕历史的活剧。吴三桂的一家参与了明清的激烈的军事斗争，成为一个将门之家。 </p><p> 明代的辽东，西北与西面都跟强悍的蒙古为邻，东北与东面地接女真，是它的边防最为险要的地区。明朝自建国始，直至末年，两百多年间，不惜倾注亿万金钱，修边墙，筑城堡，兴建数以千计的墩台，派驻重兵防守：“自山海关至开（原）、铁（岭），每三十里即筑一城，势若连珠……皆列兵戍守。”还在山顶上每五里或十里即筑一台，俗谓：“十里一墩，五里一台。”置烽燧以报警。每台高约数丈，仰望山巅，如在云天。再向远望去，座座墩台林立，像是一个个威严的哨兵，警惕地注视着蒙古、女真人的举动。整个辽东，充满了战争的气氛。 </p><p> 清初，有个叫王一元的人，目睹明朝的这些遗迹，不胜感叹地说：“明季防边既周且备，不知费去几万万钱！”《辽左见闻录》。 </p><p> 明朝防备如此森严，仍不能阻止蒙古、女真铁骑的袭扰。武装冲突，大规模的交战，几与明朝相终始。辽东地区是真正的战场。 </p><p> 当地军民长期生活在战争的环境之中，已看惯了刀光剑影，铁骑飞奔，即使望见报警的烽烟滚滚，耳听得战马嘶鸣，也已习以为常，并不感到意外和惊慌。任何战争都会给人民百姓带来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它也教会人们如何保卫自己。因此，辽东的百姓把习武从军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并成为青壮年所从事的职业之一。许多家庭几乎满门皆军，称得上是“军人世家”。辽东名将李成梁，有五个儿子，都投身行伍，在战争中成长为统率三军的将军。他们父子镇辽二十余年，“师出必捷，威震绝域”《明史·李成梁传》，卷238。。祖大寿兄弟子侄个个从军。吴氏父子四人，先后从军，都是名副其实的“军人世家”。 </p><p> 辽东军民同蒙古、女真人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但也有和平交往。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过着游牧、渔猎的生活，人人精于骑射，善于奔驰，无论在山间林崖，还是在平原旷野，都能吃苦，有耐力，一往无前。这些优胜的民族长技和风俗习惯，也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之中。比如说，人人爱马、骑马也都成了当地汉人的习惯。男孩、女孩才两三岁，只要见到马，便手舞足蹈起来，跃跃欲试。当大人把他（她）抱上鞍坐，就高兴得不得了，一边笑着，一边吆喝，催马快走，还一边用手作加鞭之势。长到五六岁时，就开始练习骑马。父亲给制作一个小木架，放在鞍坐上，把孩子抱上去，手扶木架，慢慢演习。在辽东，不只是男人会骑马，女子也善骑，“较男子更胜，加鞭疾驰，了无畏怯，而姿态飘逸”。遇有个别女子不会骑马，还会被人笑话呢！《辽左见闻录》。所以，在这里，男女不会骑马，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p><p> 辽东的特殊社会环境，养成了人们一种尚武精神，特别能战斗。在明朝军队中，辽兵以剽悍敢战闻名，被誉为一支劲旅。在同新兴的后金爆发战争以后，明朝从江南调至辽东作战的军队，几乎每战都败。两度经略辽东的袁崇焕改用“以辽土养辽人，辽人守辽土”之策，完全起用辽兵，不但顶住了后金的猛烈进攻，还把他们打得大败，连获大捷，突出地显示了辽人敢战的雄风！ </p><p> 吴三桂降生的时候，历史已给他准备了军事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并由此走上了他活动的主要舞台——军事舞台，终其一生，与战争和军事斗争结下了不解之缘。 </p><p> 他出生在一个将门之家，受到社会尚武风气的熏陶，家庭、亲属的影响，尚武的观念从小就被灌注到他幼小的心灵之中。在他只有几岁的时候，父亲就尝试对他进行骑射训练，随着年龄的增长，训练也逐年严格。这种训练，如同做功课一样，每天手不离箭，身不离鞍。父亲善养马，在马匹的选择和骑术方面，都能给他以指导。三桂很聪颖，据三桂的教生陈邦选说：三桂小时，“聪明自然超群”。《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陈邦选致明宁远总兵书”。他学习很用心，也颇刻苦，骑射进步很快。还有舅父祖大寿对他很关心，不时地加以指教。他经常出入军营，很喜欢军队的战斗生活，一心想将来长大了当一名军官…… </p><p> 从山海关，经中后，至宁远以东，抵锦州，北面一望丘陵、山岭，绵延不尽，林木繁茂，多飞禽走兽，虎、豹、野猪等猛兽，无时不出没林中深处。行猎是当地猎户的衣食之源，而对于达官贵人来说，却是一种消遣。三桂的父兄每于闲暇携家丁进山打猎，当他能独立骑马时，便跟随父兄左右，骑逐山林之中。稍大点，他就自带家丁，独闯山林，与禽兽周旋，每次都有收获，这养成了他“好田猎”的习惯。孙旭：《平吴录》。这种带有军事味道的生活，培养了他勇敢、不畏艰险、“沈鸷多谋”的思想性格。钮琇：《觚剩》。他掌握的骑射技能，后来都远远超过了他的哥哥、弟弟。他演习过各种兵器，最喜欢使大刀，练得很有功夫。从此，这柄大刀就成了他在未来的岁月中南征北战的制胜武器。现今保存在昆明市博物馆的一口长柄大刀，据说是三桂的遗物。 </p><p> 三桂十六七岁时，应试武功，得中武举。关于三桂中武举和从军的时间，还未见到具体记载。但他20岁时已升为游击，可以肯定，他中举和入伍必在20岁之前，而升为游击一职，也须一定时间和军功才有可能。故确定为十六七岁中举，与《庭闻录》，“自少为边将”似吻合无疑。国家设置武场，通过考试“技勇”，选拔将才。明末，按武场考试规定，一般以九箭射中目标为状元。谈迁：《国榷》，卷93，5665页。三桂以其少年应试，在强手如林的角逐中，获得武举人，颇为难得。这都得之于平时的严格训练。 </p><p> 他得中武举后，取得了在军中任职的资格，开始了军事生涯。《庭闻录》的作者刘健说他“自少为边将”，他的教生陈邦选也说“总爷（指三桂）少年悬印”，《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陈邦选致明宁远总兵书”。指的就是这个时候。三桂初任军职，就在舅父手下任中军官。孙旭：《平吴录》。据《庭闻录》，卷6：“三桂少时曾为毛文龙部将”。这是个低级军官，是三桂走向将帅的起点。他在舅父祖大寿的指挥下，参加了对后金的战争。很快，他崭露头角，日益显示出悍将的素质。 </p><p> 崇祯五年（1632年），他已是一个20岁的青年，却已升为游击将军。《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9页。虽说这个职位还不算高，但已进入将军的行列，而父亲这时已升到总兵官这个高级军官的地位。 </p><p> 20岁这个年龄，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期。身体长成，思想敏锐，精力旺盛，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20岁的吴三桂，比一般青年更引人注目：大耳垂，高鼻梁，脸色富有光泽，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瞻视顾盼，尊严若神”《庭闻录》，卷1。。他的身材不算高，看起来，也不那么魁伟，可是“臂力过人”，没有人能赶得上他的力气大！《平吴录》。难怪凡见过他的人都用“美丰姿”、“状貌奇伟”的话来赞美他，《觚剩》。大概并非虚语，亦非媚人之辞。不过，他的相貌也不是完美无缺，只要仔细察看，就会发现他的鼻子稍有缺欠：鼻梁右高左低，中间有一条黑纹如丝，像是受过刀伤的痕迹。他的鼻子的确受过刀伤。《庭闻录》，卷1。那是在几年前，他为救父亲，一往无前地闯入数万后金兵重围之中…… </p><p> 吴三桂17岁那年冬，正是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发动了奇袭北京的战役。他亲率五六万大军，避开明朝构筑的宁（远）锦（州）防线，绕道内蒙古地区，从大安口、龙井关等处突入长城，直趋北京，给明朝以猝不及防的打击。不幸的是，崇祯误中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逮捕入狱。祖大寿惊恐，携吴襄父子及辽兵一万五千人自北京仓皇撤军，急返宁远，以图自保。崇祯听从大学士孙承宗的建议，赶快派人安抚。使者疾驰至山海关才撵上祖大寿，当众宣谕朝廷慰劳之意，声明只逮治袁崇焕一人，与众将无涉。辽兵得到朝廷宽大，人心才安定下来。 </p><p> 次年正月，祖大寿奉命与孙承宗分驻三屯营（河北遵化附近）、丰润（今仍名）之间，互相“联络犄角”。祖大寿又命所部分驻乐亭（河北乐亭）、昌黎（河北昌黎）、抚宁（河北抚宁）、石门、台头营、燕河营（均在河北抚宁北、长城南）诸城镇，以堵截后金兵归路。《国榷》，卷91，5512页。然而，后金兵“潜师饱飏”，行动非常诡秘，明官军常常捕捉不到它的任何消息。《国榷》，卷91，5516页。为摸清后金兵的去向，他常派出多达三百多人的“侦骑远探”。《国榷》，卷91，5512页。 </p><p> 二月，祖大寿率部出长城，北进至建昌（辽宁凌源）。该城周围多山，丘陵连绵，其西北面与内蒙古喀喇沁等部相接。皇太极绕道内蒙古入关和北返，建昌是他所经之地。明兵集结于此，企图截断后金兵归路。 </p><p> 吴襄携带三桂随征，不离大寿左右。三桂年龄还小，在军中不担负具体军务。父亲和舅父对他很喜爱，不愿让他做任何冒险的事，让他随军，是想训练他，增长见识。父亲已是一员参将，常受派遣，执行任务。可是，有一次发生了意外情况…… </p><p> 一天，吴襄率数百人出城侦察，突然与数万后金兵遭遇。后金将领没有把几百明兵放在眼里，实行围而不攻的战术，迫其投降。吴襄无意投降，只有突围才能摆脱险境。他与部下“急奔”，后金兵就“急围”；“缓奔”就“缓围”。直至近城处，吴襄仍无法摆脱后金兵的围困。祖大寿凭城楼远望，知后金兵势大，明兵出击，如以卵击石，倘遭全军覆没，丢失城池，将犯不赦之罪。他不能救吴襄，只好听天由命了。 </p><p> 三桂见父亲被围，心急如焚，便跪在舅父面前，请求发兵，为父亲解围。祖大寿以双方兵力相差悬殊，不敢出战，说：“我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动，万一失利，咎将安归！”三桂请求再三，大寿就是不答应。最后，三桂痛哭流涕地说：“总爷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以死相救。”大寿似应非应地“嗯”了一声。他以为三桂必不能救，但三桂马上应口说：“遵令！”站起身来，转身下了城楼，率家丁20人，出城救父。大寿心情矛盾，也没严加阻止，由他去吧！ </p><p> 三桂左右各置一将领，自己居中，分18人为两翼冲阵。后金兵见明兵极少，而敢轻易出战，很是怀疑，便闪开一个阵口，将三桂20人裹入阵中。 </p><p> 三桂入阵，以风驰电掣般速度向后金兵展开了冲杀，连续射出两箭，后金兵应弦而倒。后金一员将官拥纛旗向他冲来。三桂迅即搭箭，用尽气力，一箭射中，这员将官从马上跌落下来。三桂急驰近前，下马割取首级。不料此人受重伤未死，他眼看三桂举刀之际，说时迟，那时快，抽出随身的短刀，奋力跃起，照准三桂面部刺来，三桂没有防，一刀砍中他的鼻梁，顿时血流如注。他顾不得伤口，手起刀落，将这个将官的头砍了下来，并疾速地拣起死者扔在地上的红旗，撕下一块，胡乱地把鼻子裹起来，飞身上马，呐喊着冲杀。寻到了父亲，大呼：“随我来！”数百名明兵都随他往外突围。这时，大寿在城楼上眺望，命城上明兵擂鼓助威。城上城下，阵里阵外，喊杀声、战鼓声响成一片，似有千军万马奔腾之势。 </p><p> 后金始终怀疑明兵以少冲阵，可能是“诱敌”之术，也不敢用力堵截，加之三桂冲锋在前，来势凶猛，锐不可当，他与数百名明兵冲到哪里，哪里就纷纷闪开。于是，三桂带领明兵冲围而出。后金兵怕中诱兵之计，并不敢追赶，眼睁睁地望着这一小队明兵飞速远去…… </p><p> 三桂疾驰至城下，大寿已亲自出城迎接，看到他血流满面，不禁发出赞叹：“好样的，贤甥！”三桂下马，向大寿跪拜，忍不住哭了起来。吴襄站在旁边，痛楚地说：“要不是我儿舍命相救，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大寿抚摸着三桂的肩背，爱抚地说：“儿不要忧虑不富贵，我马上题请超擢！”吴三桂闯围救父，明清官书均不见载。《庭闻录》记其事，而不记时间、地点；《吴三桂纪略》记事详，也不记时间，却记此事发生在大同。《平吴录》同样不记时间，又记事在宁远。考之史实，祖大寿并未守过大同，故不存在大寿与后金兵遇于大同城下之事。惟天聪七年（崇祯六年，1633年），皇太极率大军袭大同、宣府，吴襄奉命应援，三桂可能在军中，大寿则远在锦州。如此次有三桂救父之举，与各书所记“少年救父”不合，至于在宁远城外，遇后金兵，亦无史实可证。最有可能的是，天聪四年（崇祯三年），皇太极第一次率大军绕道内蒙古入关，祖大寿应援，在建昌相遇，吴襄率侦骑远探被围，才有三桂救父之事。关宁援兵太监高起潜是三桂的义父，他得到三桂救父出围的消息，大喜，说：“真是我的儿子啊！”《庭闻录》，卷1。 </p><p> 三桂就是在这次战斗中，鼻子受到创伤而留下了轻微疤痕。幸亏他受伤时很年轻，靠着他旺盛的生命力，恢复得很快，疤痕还不那么显眼。也许他感到这是一个缺陷，每当与人谈话不投合时，就用手“自扪其鼻”，这已成了习惯，到了晚年，也未改变。据长期同他一起共事的人说，观察他的这个下意识的动作，“百不失一”。《庭闻录》，卷6。 </p><p> 吴三桂的地位和名望的显著变化，大约就是以此次闯围救父为转机的。他的这一壮举，被人们以“忠孝”之名而传颂着；他的“娴骑射”的高超技能，他那“勇而敢战”的无畏精神，他“沈鸷多谋”的韬略，都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和重视。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三桂时来运转，步步晋升。他由中军升到游击，确切时间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是在这次战斗后不久的事。因为他在崇祯五年（1632年）时，作为游击将官参加了山东“平叛”的战斗，所以，他的这次提升时间应在崇祯三年至崇祯五年之间无疑。这期间，他隶属傅宗龙。崇祯三年，傅宗龙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三桂的提升也与他有关。有一事，可以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三桂在云南封王时，傅宗龙的儿子傅汝是三桂的部属，三桂待他如“亲兄弟”，以报当年其父之恩。《庭闻录》，卷6。傅宗龙在辽任职时间很短，很快就被解职回家。《明史·傅宗龙传》，卷262。 </p><p> 崇祯四年（1631年），由于父亲兵败而被削职，使家庭小有挫折。事情是这样的： </p><p> 这年八月，皇太极发动了攻取大凌河（辽宁锦县）之役，他以数万军队包围了大凌河城，祖大寿率城内3万军民固守。皇太极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掘壕筑墙，四面以重兵把城围住，断其饷道，又于城西另驻一军，专截锦州方面的援兵，企图经过一段时间的围困，城内粮尽援绝，逼使祖大寿献城投降。 </p><p> 明朝识破后金的作战意图，不能坐视不救。辽东巡抚丘禾嘉督率总兵官吴襄、宋伟宋伟，《清太宗实录》和个别史书写作“钟伟”，《明史》、《国榷》、《庭闻录》等多数史书写作“宋伟”，今从之。合兵四万余赴援。《清太宗实录》，卷9，41页称：明“马步兵四万余”，此系夸大数字，实则不过两万多人。行至离松山（辽宁锦县松山乡）30里许的地方，即长山与小凌河之间，与后金兵遭遇，双方展开大战，互有杀伤，明援兵撤回。九月中旬，后金兵一面继续围困大凌河城，一面又出击锦州，直抵城下，吴襄、宋伟率部出战，没有取得战果，便退入城中。二十四日这天，太仆寺卿监军道张春又会同吴、宋两军援大凌河。明军渡过小凌河，行五里，“筑垒列车营”。后金兵扼守长山，明兵不得前进。二十七日，皇太极亲率八旗骑兵，分作两翼，直冲明兵大营。明兵施放火器和弓箭，铅子如雹，矢下如雨。后金兵右翼首先冲入张春大营，明兵奋起接战，但抵挡不住后金兵的猛烈冲击，阵势混乱。“（宋）伟与（吴）襄又不相能”《明史·孙承宗传》，卷250，6476页。，吴襄等未经接战，先自逃奔。后金兵趁势从后面追赶，疾追三四十里，才收兵，吴襄及其部属早已逃脱。由于吴襄先逃，招致张春以下诸将33人都被活捉。《清太宗实录》，卷9，42~43页；《明史·丘禾嘉传》，卷261。三桂是否参加了这次失败的军事行动，史无明文，但据吴襄说：“臣每奉调，父子俱入行间。”《明清史料》乙编第2本，136页。看来，三桂必在军中，并与父亲一起脱逃。 </p><p> 明朝屡次增援大凌河城，屡次失败，损失一次比一次大，而以张春、吴襄、宋伟等这次增援损失最为惨重。自此，援兵断绝，祖大寿再也不敢出城突围，坐以待毙。败报传到北京，“举朝震骇”。《明史·丘禾嘉传》，卷261，6771页。在追究兵败责任时，给予吴襄以削职的处分。三桂是低级军官，不负败兵之责，自然还处分不到他的头上。 </p><p> 吴襄被削职，并没有给家庭带来根本影响。因为朝廷还允许他在军队中继续供职，戴罪立功自赎，而他也等待机会，以图东山再起。 </p><p> 就在吴襄被削职时，山东爆发了以孔有德、李九成为首的兵变。孔有德原任山东登州参将，后金兵围大凌河城时，受登、莱巡抚孙元化派遣，率八百骑兵出关赴援。行至河北吴桥，“兵乏食，肆掠村堡”，继而哗变。《贰臣传》，“孔有德传”。孔有德与李九成等密议，宣布起义叛明，率军回师山东，连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县城（今仍名，均在山东济南北）。次年（崇祯五年）正月，孔有德回师攻下登州（山东蓬莱），设官置署，他自称“都元帅”、李九成为“副元帅”、耿仲明等为总兵官。于是，整顿兵马，攻城略地，反明的斗争浪潮席卷山东。 </p><p> 山东近京师，关系甚重，孔有德起兵反明，使朝廷十分惊慌，急令保定、天津、昌平诸镇兵马会剿。官军连连遭到失败，朝廷一时手足无措。 </p><p> 六月初，户部右侍郎刘重庆、四川道御史王万象建议调战斗力顽强的山海关与宁远的辽兵来对付孔有德的“叛兵”。《庭闻录》，卷1，“乞师逐寇”。经朝廷重臣讨论，奏请崇祯批准。九日，崇祯下诏，命监视关宁总监太监高起潜督率副将祖大弼、总兵官金国奇等携数万兵马前往山东镇压。宦官本是皇帝的宫内奴仆，不能参与国家大政。但明自永乐时就起用宦官，特别是到天启时，将宦官放出宫，置于军队之中，命他们监视各级将领的一言一行，凡军情必请示他们而后行，名曰：监军。高起潜即是其中之一。崇祯即位，虽然镇压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却继续指派太监监军，此实为明末一大弊政。崇祯给吴襄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特许以“戴罪立功”的总兵官随军出征。吴三桂以游击将军跟随父亲与舅父祖大弼参加“平叛”。 </p><p> 辽兵不愧为一支劲旅。八月十九日，辽兵与孔有德部首先战于沙河（山东掖县城西），将对方击败；三十日，推进至白马，双方大战，孔有德寡不敌众，被迫后撤，退守登州。辽兵乘胜前进，于九月一日兵临登州城下，迅速将全城包围起来。开始，孔有德遣兵将出城交战，企图打破明军的包围。到十一月，孔有德连续于二十一日、二十七日两次组织突围，结果都被逐回城中。副元帅李九成不幸中弹阵亡，兵士也多有损失。“叛军”处境越来越困难。祖大弼与金国奇，吴襄指挥明军严密围困，欲把他们困死于城中。 </p><p> 从明方的战报中看到，吴襄作战勇敢，往来冲杀，表现出色。关宁监军太监高起潜为他题请，朝廷当即恢复其原总兵官职务。《明清史料》首册第1本，“督发关宁援兵太监高起潜题本”，参见《庭闻录》，卷1。 </p><p> 明军围城已经三个月了，城内士气低落，对于能否坚持下去，逐渐失去信心。孔有德决定再组织一次大规模突围，“决一死战”，以求得一条生路。不料十二月二日，一名叫洪成训的士兵，乘夜逃出城，投降了明军，并泄露孔有德将于三日夜从城西门出城突围。 </p><p> 总兵官金国奇得到这一重要情报，急与监军高起潜、吴襄等重要将领定计，分设埋伏，其余各营将士皆“披甲上马预备”，又调来300名火器手埋伏于山前，专轰击孔有德的大队人马。 </p><p> 三日，天将黎明，孔有德悄悄率军倾城而出，计马步兵七八千人，分作三股突围。官军也分三路埋伏，准备迎击。金国奇与高起潜、吴襄率领副将以下，至千总、把总等大小将官40余员为其主力，挡住孔兵出城的要冲。三桂也在这众多将领之内，参加对孔兵的伏击。 </p><p> 孔有德完全不知道突围计划已被泄露，明军已作了围剿的准备。他率部放心大胆地出城，行至金国奇部的埋伏圈，明军立即挥红旗迎战，截住厮杀。顿时，喊杀声响彻黎明的晨空，枪炮声同时大作，震得大地不禁抖动起来…… </p><p> 金国奇、吴襄部刚一交战，祖大弼率部从东南方向飞驰策应。孔军抵敌不住早有准备的明军的四面堵截，无法突围出去，便拨转马头，向城内疾退。明军穷追至城下，力图一举破城，但城上“炮石如雨”，无法靠近城下。金国奇只好传令，举号收兵回营。《明清史料》首册第1本，“监视登岛等处太监吕直题本”。 </p><p> 登州北面临海，官军无法围堵。就在兵败退回城的当天夜里，孔有德决定从海上逃走，率余部连同全部家属共万余人，分乘数百只船，航海辽东，投奔后金去了。 </p><p> 登州已是一座空城，很快就被明军占领。关宁援山东之役，历时近一年，就这样结束了。吴襄在这次战役中，总算没有辜负崇祯和朝廷的期望，实心任事，勇敢作战。所以，他不但恢复了原职，还于七月间被授为都督同知，荫一子锦衣百户世袭。《庭闻录》，卷1，“乞师逐寇”。吴三桂在上百员战将中，他是资望最浅、年龄最小的一个，地位不显。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关史料具体反映他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但可以想见他一定不会放弃这个立功的机会，必能施展出他的敢战、冲锋陷阵的本事。特别是有他的义父高起潜监军，父亲在军中任高职，立功受奖，这就使他在明将中处于很优越的地位。不言而喻，三桂此次军事实践，为他以后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p><p> 吴三桂是个很勤奋的人，除了习武，还勤于读书学文。从少年时起，他每天鸡叫就起床，到半夜才就寝休息，“终日无惰容”《庭闻录》，卷6，“杂录备遗”。，就是到了晚年，也保持这个习惯。他坚持读书，不断从古人那里汲取思想营养，并从中萌发和树立了自己的志向。青少年时，他曾读过《汉记》，其中有两句话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这两句说：“仕官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意思是，当官应做皇帝身边的官，娶妻应得到像汉代阴丽华那样的美人。他对此大发感慨，脱口而出：“我亦遂此愿足矣！”《觚剩》。在封建主义时代，一个刚涉世的青年，追求的无非一是显爵名宦，二是绝代佳人。三桂有此思想，自然不足为怪。他为达到这个目标，终生奋斗不已。后来，他果然功成名就，想得到的都得到了。然而，这一思想竟成了他自取灭亡的祸根。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p><p> 吴三桂在仕宦之途进展迅速，到崇祯八年（1635年），才23岁，就提为前锋右营参将；《明清史料》丁编第5本，478页、492页。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他已是前锋右营副将。《明清史料》丁编第6本，573页。我们虽然暂时还不能确定他被提拔到副将的具体时间，但可以肯定，必在崇祯十一年九月之前，或者说，当在崇祯十年前后提到副将。在不到八年的时间，三桂由游击而参将、而副将，提升的速度，还是相当快的。他还有一步就要登上总兵官的宝座。这对于他来说，已是垂手可得。 </p><p> 吴三桂正以飞快地速度，一步步地走向权力的顶峰。 </p> <script><!-- getPageBottom(); --></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