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受命镇守云贵之初，国内战争基本结束，朝廷开始把注意力转到恢复和发展经济上来，逐步采取各种措施，医治战争创伤，力图重建封建经济。但经历了长时间的大规模战争，国内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短时间内还不能收到实效，国家财政仍然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圣祖即位时，他父亲并未给他留下丰厚的遗产，而是一座空虚的国库，入不敷出，康熙初，每年尚缺饷额四百万两。《皇朝经世文编》，卷29。
国家困难如此，而云贵两省在长期战乱之后，无处不凋残，百姓生活尤为困苦。云南“东接东川，西达猛缅，北拒蒙番，南达安南（越南），四周边险，而中间百蛮错处”，多与少数民族杂居《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06页，东北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绵延数千里，这里“原系山土瘠薄之区，刀耕火种之地”《八旗通志·石琳传》，卷196，4590页。。四境封闭，虽与贵州、四川、广西为邻，却“水不通舟，山不通车”，与邻省“从无告籴邻封，借资商贩之事”。因为“山多田少，民鲜盖藏，官无余积”，全省“赋税无多，每岁供兵，俱仰给予协济”。顺治十六年，洪承畴与吴三桂用兵云南时，其粮米不得不从外省运进，同时也征收一点本地粮米，以四斛作一石征收，力图减轻当地百姓负担。另一方面，朝廷屡次“蠲免钱粮，复发帑金赈济”《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07页、4610页、4614页。。这种情况，延续了十余年。贵州全省同样困难。所谓“地无三尺平”，以山地居多，可耕地甚少。康熙四年，贵州巡抚罗绘锦疏报：“黔省以新造之地，哀鸿初集，田多荒废，粮无由办。”《清圣祖实录》，卷15，4~5页。鉴于云贵两省的困难状况，朝廷只得从其他各省的财政中调拨粮饷，用以供养三桂王府和他的一支数万人马的庞大军队。各省的经济也刚刚在恢复中，财政相当拮据，常常不能满足云贵两省的实际需求，而路途遥远，往往不能及时运到，无法保证供给。因此，三桂初镇云贵，府库不少，却无财帛可储。我们从贵州平远镇一次兵变事件，可以想见贵州与全国各地经济困难的程度。
这次兵变发生在康熙五年（1666年）三月三十日。这一天，驻守贵州平远（原称陇纳，康熙三年更名为平远）的清兵突然纷纷叛逃。在吴三桂的管辖区出现这一事件，非同小可。他十分惊慌，却毫不迟疑地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并赶紧向朝廷汇报，请求给予治军不严的处分。朝廷得到这一消息，不免大吃一惊，追问此事的缘起。据三桂说，平远士兵叛逃的原因，乃缺饷所致。贵州兵饷已缺六个月。又据被捕的叛兵魏琏等人供认：“六月无饷，以故叛逃。”《明清史料》丁编第8本，706~710页，“平西亲王吴三桂密奏残叶”。鳌拜等四大臣代圣祖皇帝下令调查贵州缺饷情况。
户部同云贵总督卞三元及贵州巡抚罗绘锦、都察院各部，分别对此事件展开了调查。
经查，康熙元年、二年、三年的饷银已经如数拨给贵州，毋庸调查。再查康熙四年度，拨给贵州饷银总数应为七十二万一百五十六两九钱五分五厘。这笔巨额饷银从三处凑集：
一是从贵州本省应拨出银五万七千八百九十八两七钱四分中扣除。可是，贵州连这笔钱也凑不齐，尚缺一万八千九百四十两八钱八分，此数责成陕西出地丁银补给。
一是从贵州康熙三年度存剩及四年度“截旷”银中出十四万七千三十一两。一查，没有剩余银两可供拨出，便从山东调拨来随漕耗米折银十万两。还缺四万四千余两，只好等到全部赋税奏销确数后再补拨。从山东调出来的耗米折银十万两内，又有一万八千二百四十六两分配给江西省，在康熙五年地丁银中抵补。
一是由山东调拨地丁银五十一万八千二百二十七两二钱一分五厘。正巧赶上山东这年发生旱灾，朝廷为救灾，全部蠲免，改由浙江、陕西、芜湖出关税，湖广、两浙出盐课银共得四十一万八千二百零七两一钱一分。但湖广所承担的十万两，却无力承担，很快又改拨陕西省地丁银以补其不足。
据三桂统计，从康熙四年七月十七日第一次收到从山东调来贵州的“协饷银”十万两为始，先后共七次分别收到陕西、芜湖、江浙等省区调来的饷银。调拨不足，就商求三桂暂借云南的饷银二十万两内动支银十二万九百一十两。
截止到康熙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共收上述各地及借云南的饷银为四十八万三千六十九两七钱八分。按每月支给贵州兵月饷计算，这笔钱只可从康熙四年正月初一日起支到十月二十日止，尚缺四年冬季三个月到五年正月至三月末，共计六个月的饷银。这就是说，不只平远镇一处，全贵州各镇营兵有半年“无饷银支给”。而且户部所调拨的饷银，由于外省遭灾蠲免，屡次改拨，以至不能按期解到贵州。正如户部指出，“若非平西王截借滇银二十万两，则黔兵枵腹又不止六个月矣”！已到了忍饥挨饿的悲惨境地。
再查康熙五年度，应拨给贵州兵饷银六十一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两九钱九厘。按以往规定，各省调拨贵州的饷银，一向在四月起解三分之二，至七八月才抵达贵州，因此，贵州在春季三个月无饷可支。而向云南借饷二十万两，也“告乞”无饷，只能向商人借贷商银，“凑给滇兵，庶可两相安慰”。为此，从三桂及云贵总督到巡抚已屡次紧急报告，催请调饷银，终因没有及时解决，才发生平远兵士叛逃事件。详见《明清史料》丁编第8本，706~710页。
从三桂对平远镇兵叛逃一事所做的上述详情报告，可以看出，云贵特别是贵州缺饷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负责解决云贵兵饷的户部竟被弄得手忙脚乱，各省自顾不暇，还要负担云贵的兵饷，不禁叫苦连天。
面对云贵两省的经济困难，吴三桂也不能坐视不管。他还是采取某些措施，整顿当地财政，以为恢复之计，为国家征加税收，对他也是有利的。
顺治十八年八月，朝廷下达土地派征税收的命令，考虑到云贵“系新辟地方，无旧案可查”，不知两省土地确切数目，特命在现征田地内，仍照其他各省每亩派征一分之数征收，然后将数目记册报户部。《清圣祖实录》，卷4，9页。的确，云贵两省究竟有多少土地，朝廷没有掌握实数。据康熙四年四月云南巡抚袁懋功报告：康熙三年全省开垦荒地二千四百五十七顷。《清圣祖实录》，卷15，10页。七月，贵州巡抚罗绘锦疏报：康熙三年分，贵州各府已开垦田一万二千九百余亩，“照例起科”纳税。《清圣祖实录》，卷16，2页。以后，两省历年均有所增加。倡导开垦荒地，是朝廷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显见三桂也执行了朝廷的这一政策。有了土地，百姓耕种，才能征税，增加国家与地方的财政收入。三桂在克平江后，向朝廷建议，当地百姓粮差，仍照旧例征派；至于酋长的私庄，应征钱粮，请编入元江府“赋役全书”。《清圣祖实录》，卷4，10页。十一月，他又提出临安府属枯木、八寨、牛羊、新县四处编征粮米，差拨各项，户口食盐银两自顺治十七年为始，编入蒙自县“经制全书”。《清圣祖实录》，卷5，10页。康熙二年五月，三桂为便于流通，请求颁给康熙钱式，在云南“开鼓铸”制钱。《清圣祖实录》，卷9，8页。
战后，农民恢复农业生产仍然存在很大困难，遇有困难情况，三桂给予具体帮助。在平定水西（贵州黔西）后，三桂看到内地百姓恢复生产无资，特请命朝廷准于发放军中饷银三万余两，买耕牛、种子散发给他们，又发下军前用米一万五千石，赈济贫民，以便督令他们乘时耕种。三桂的这一善举，很符合朝廷抚恤兵民之意，自然获得批准。《清圣祖实录》，卷15，14页。
吴三桂在云贵采取的某些应急措施，对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特别是为朝廷重建和巩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不无积极意义。但从根本上说，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力图巩固他在云贵的政治地位，扩大其统治势力。他要的是他的一支庞大的军队，保证他本人及其属下的豪华的生活的需要。因此，他一面时时伸手，向朝廷索要大量饷银钱粮。三桂藩属将弁每年靡费俸饷百余万，附近各省供不应求，又转征江南等省，一年需二千万两，一有不足，就“连章入告”。索要钱粮，如有余，也不请朝廷稽核。《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另一方面又利用他的权势和特权，广殖货财，千方百计聚敛财富。
经营土地是农民的根本生计，也是封建国家的基本税收来源。三桂及其藩属人员包括兵丁虽都有数千两、数百两，到几两的相差悬殊的俸禄，也将赖土地为其生活与生财之资。三桂移驻云南时，马上向朝廷索要土地。顺治十七年五月，他以云南“地方荒残，米价腾贵，家口无资”为由，向朝廷索取原明朝黔国公沐天波的庄田，拨壮丁二千人，每人给地六日（一日土地合六亩）。兵部、户部议每丁给地五日。世祖当即批准《清世祖实录》，卷135，7页。。沐天波庄田共七百顷，合七万亩，变成了三桂的“藩庄”。耕种七万亩地，需壮丁二千人，另给他们每人五日地，为其家口之资。这些壮丁共得地一万日，折合成亩，为六万亩，加上“藩庄”地，总数达十三万亩。这就是说，这么多土地被三桂和为他服役的部分庄丁所占有。三桂手下各将领照样给地，其数量之巨，又不知多么惊人！
三桂有六万军队，家口随带，必以土地为生活保障。按前估算，五丁出一甲，壮丁人口为五万，再加上老幼妇女，总数约在十万左右。他们也需要土地来养活自己。三桂为他们请地，康熙六年闰四月，圣祖下诏，决定圈拨云南府属州县、卫所地，给三桂所属兵丁。土地一经被圈占，原主百姓就得离开，另迁往他处开垦。圈地是清军入关后采取的一项很不得人心的政策。这些新贵从关外来到新占领的地区，为了取得土地，就用强制的手段，随便圈占看中的农民的土地为己有，致使大批农民丧失生计，激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满洲新贵圈地主要在京畿地区实行，至顺治末已明令禁止，直到康熙八年下诏，才永行停止圈地。但朝廷为满足三桂及其所属将官与士卒对土地的需要，迟至康熙六年还批准三桂在云南圈地，给当地本已穷困的农民又带来了新的灾难。第二年，康熙七年（1668年），云南巡抚袁懋功不得已出面为民请命。他向朝廷呼吁：“滇服极薄，百姓极贫，今一旦驱往别境，穷困颠连，不可尽伏。”他提出一项变通办法：仍让百姓耕种原田，可“照业主例纳租”。他的意思是，农民免其迁移，地仍归原主耕种，只向欲圈占农民土地的藩下将士纳租就行了。实际上，是把有少许土地的农民降为佃农，把三桂的兵丁将吏视为业主。此项解决办法已照顾到两方面的利益，为朝廷所接受，表示同意实行。《庭闻录》，卷4，“开藩专制”。
由于朝廷干预，三桂被迫停止圈地。可是他仍以放牧、狩猎为由，强行征用民地，强夺其产业。他把昆明三百里内作为刍牧的场所，“其外为奉养之区者三百余所，其道路之所费，岁时畋猎征求，又不与焉”。他与其部属铲除民人坟墓，夺占民房，奴役其妻孥，“荐绅士庶及于农民商贾惴惴焉，唯旦夕之莫保”刘坊：《天潮阁记》，“云南序”，卷5。。三桂任意圈地，不断增设庄田，他的“勋庄棋布，管庄员役尽属豺狼”！又“勒平民为余丁，不从则曰：是我逃人”，以法律加以惩处。《庭闻录》，卷4。三桂和他的将吏，及至兵士，都成了云南的大中小地主！
据目前所掌握的很不完整的材料，可以确认：三桂统治云贵时期，赋税是很重的。明朝统治时期，云贵的赋税已经“过重”。明初，沐氏（指黔国公沐天波的先人）镇滇，置设卫所，驻军三分守城，七分为屯田，即“征租以养军”。还拨出土地，名为“官田”，给将吏等官作为俸食，其土地听任“招佃收租”，每亩征租自两斗至四五斗不等，较民赋每亩三、四至五、六、七、八升不等高出十数倍。这种办法，是“以军养军”，不是由国家粮仓供给，如同佃民向田主纳租。三桂镇滇后，明时的军官，“裁为废弁”，兵士的家属改为编民。但三桂“暗握边权”，按明时的租额，相沿至被平定之前，积欠税额很多，每年将未完成的征税的官员“册报题参，降革罚俸”，勒限严催不已。《八旗通志·石琳传》，卷196，4590页。这就是说，三桂按明时非正式的过重税额征收，农民的负担是很重的。
三桂意犹未尽，仍在过重的赋税的基础上，实行“按地加粮”。《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08页。清初，按土地肥瘠不同，划分为若干等，规定了不同的税额。云南全省，只有河阳县（澄江）上等田每亩征米八升一合，为全省最重粮额。三桂不遵规定，任意加粮。如开化府（文山）“僻处万山，界连交岗”，仅有耕地七百五十九顷三十五亩六分，不照民田规定的税额，每亩纳米高达一斗六升三合，共收税粮一万二千八百石四斗五升三合。其税额比河阳县上等地还高出一倍！蒙自（今仍名）等州县，在清入云南前，每亩税额不过一、三升，及至改成府治后，骤然又加了重税。再如元江府（今仍名），“地皆崎岖山谷”，耕地更少，朝廷免于丈量。每年从这里仅办米一千九百三十石一升，地亩银才只有二百二十两一钱九分，附带征收花斑竹、差发两项税，共银六百二十一两一钱七分，征商税银三十五两二钱。清兵入云南后，官兵驻防，运粮不继。三桂在应征收的额粮之外，新增米四千七十石二斗一升；“地讲银”五千五十三两二钱三分六厘；收茶税银一千六十四两八钱，等等。元江地区已屡遭残破，“茕茕孑遗”，如何能承担骤加数倍之粮！因之“荒残愈甚”。
再如，建水州于明时设临元参将一员，其“日用等物”，都派到少数民族的百姓承担。计岁派村寨年例银才九十二两，及子花、核桃、木耳等，每年变时价银二百三十四两四钱一分，又摊派马料八十石一斗，高粱二石。这都不是国家正式征收的税额，“实系私派横征”。三桂对此清查，结果还是编入正式税额。以上见《八旗通志·石琳传》，卷196，4590~4593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据朝廷官员的调查，三桂在云南“播虐万状，民不胜苦，废田园转沟壑者，已过半矣”以上见《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08页。。此系平叛后所查，难免有夸大成分，大体上反映了部分的实际情况。
至于三桂对其藩庄服役的“藩役”之民剥削也是不轻的。凡种庄田的，便属官家佃户。各庄额截征米，“原系折色银两”。三桂则改成“每银六钱，征米一石，勒令运解，民不堪命”以上见《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12页。。一言而蔽之，云南全省的汉族与少数民族都成了三桂及其将吏的奴役对象。他们除了缴纳国家税额，还承担各项私派。特别是三桂不但没取消明时的私派横征，还把它变成了国家的正式税额。一个穷困又屡遭战乱的地区是很难承受这一沉重负担的。广大农民所遭受的困苦也是不难想见的，甚至连云南少数民族各酋长也时时遭到三桂的勒索。这些酋长多有财富，三桂于每年都勒令各酋长献金银，名曰“助饷”。在这些地区，金银不按重量计算，而以当地用的“皮盔”为计量器。“土酋”的财富就是用这一皮盔逐一计算，被逼交藩府，“苦不堪命”！《庭闻录》，“杂录备遗”卷6，8页。
云南虽偏远，“地产五金”，为生财的又一大来源。自元明以来，开采不断，已形成金、银、铜、铁、铅等采矿中心，各有矿厂。老矿厂有蒙自、楚雄、南安、新平的银锅等厂，易门的三家老铜厂，定远的苴铁厂。新开的矿厂更多。在呈贡的黄土坡、昆阳（普宁）的母子营、罗次（今富民西北）的花箐、寻甸（今仍名）的迤曲里、建水（今仍名）的鲁苴冲、老鹤塘、石屏（今仍名）的飞角甸、路南（彝族自治县）的泰来、广通（楚雄东北）的火把箐、定远（牟定）的大福山、和曲（今地不详）的白露、顺宁（凤庆）的老阴沟，皆为铜厂；
易门（今仍名）的新、旧县、马龙的江南口、寻甸的白土坡、石屏的龙明里、路南的小水井、陆凉（陆良）的三山、大姚（今仍名）的小东界、武定（今仍名）的只苴、马鹿塘、蒙化（巍彝族自治县）的西窑，皆有铁厂；
罗平（今仍名）的愧泽河、建水的清水沟、姚安的三尖山，皆有铅厂；寻甸的歪冲，建水的黄毛岭、判山；广通（楚雄东北）的广运，南安的弋孟、石羊；赵州（下关市附近）的观音山、云南（祥云）的梁王山、鹤庆的玉丝、顺宁的遮赖，皆有银厂；
鹤庆的南北衙、金沙江等处，则有金银厂。以上见《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11页。
五金之厂遍布省内各地。这些厂，有的已封闭多年，多数为三桂治云南时所开采，有的开采不久便废弃。三桂垄断这些矿厂的开采，利润源源进入他的府库。一种办法是，向金银铜铅等厂征收高额税，部分矿厂则直接由藩府经营，获利更多。再有一法是，用铜铅铸钱，如在蒙自设炉，制成金属钱币，专发售给交趾（越南），换取银两。蒙自以南二百里，即交江的蛮耗，特设一关口，至水路二百里，有一坝，在此设市卖钱。交趾人愿得此钱，买卖十分兴隆。三桂通过这种违禁的交易，从中获利。《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10页。
除了开矿取利，还有盐井税收，也被藩府所垄断。云南有黑白两种盐井，明朝年间征收黑井盐税为26600余两，白井盐税为10500余两，再有一种是琅井盐税为2400余两。至明末时，税额远远高出旧时数倍。如，黑井盐税征96000两，每斤盐征税一分六厘；白井盐税28560两，每斤盐征银八厘；琅井税9600两，每斤征税六厘。三桂即以此数为准征收。当时，浙江的盐税，一等盐一斤才征不足二厘，下等的不及厘许。邻省四川盐税，每斤才征六毫八丝。同为盐税，相差竟是如此悬殊！因此，云南百姓买不起盐，“甘心食淡”，而少数民族“经时不知盐味”。从事煎盐的户费时、工本费用高，又加以重税，盐卖不出去，困苦异常，藩府却坐收利润！《八旗通志·石琳传》，卷196，4590页。
放高利贷，是三桂谋取资财的一个重要手段。他把钱贷给商人，称为“藩本”，从中取高额利息，不断增厚“藩本”，使军需得到了保证。在这方面，现存的数量很少的档案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在一份《关于江苏省严追未究各处隐匿吴逆本银残黄册》档案中《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994~998页。，记录了薛肇元、王言、王玫、王济民、王洪、朱廷聘、朱献、陆程宾、老养志、老养祯、朱志行等“案犯”，直接或间接地从平西王府贷“本银”，经商开典当等行业。经江西按察司会同各厅、县等衙门多次会审，查明王言“原领吴逆（三桂）本银十万两”。王言，辽东人，原任山西岢岚道，“久经革职”。很可能他借助与三桂同乡的关系，从三桂处领来巨额银两，从事商业活动。王玫之父王济民也“领吴逆本银十万两”；老养志、老养祯兄弟俩，于康熙五年“曾领吴逆本银四万两”，“开典贸易”。
他们当中，借领三桂银钱最多的是薛肇元。从审问的记录来看，这是一个贸易集团。薛肇元，山西人，一向与王言、王如丝父子，王济民、王玫父子“先后各领借叛逆吴三桂本银，行盐贸易”。从“本银账目”所记，薛肇元向三桂借领“本银”23万两。但查明后，他“原接领吴逆本银28万两”。又据揭发，他“接管逆本”，一收“盐本银245000余两”，再收程弘道“典本利债等项”银50900余两，又以“吓诈”的手段，从老养志处取得“逆本银”1万两、朱志行“逆本银4500两”，一共“入囊银311000余两”。最后核实，去掉劫取他人银两，他实领本银28万两。先是，朱之秀为原领，朱氏去世，交给了程弘道，程氏又去世，才将此本银交给了薛肇元。显见他们是一伙的，而他是盐业的老板。薛对此供认不讳。仅从此数额，可以看出，薛肇元经营盐业的规模是很可观的。
上述档案，只反映了三桂在江苏一省的放贷，因此不难想见，他在别省肯定也是放了贷的。他放给薛肇元的贷银共达50多万两，由此可以推算，他在全国各地放贷，其总数又不知有多少万银两！他取高额利息（当时惯例，放债每100两只发40两，剩60两为利息，才3个月，即应还100两），其“藩本”的数额就更惊人了。
三桂的部属也大量从事放高利贷的活动。他的部将提督王进功贷给南京的洪宜山与余希圣本银7000两，开“宜圣典铺”；三桂手下一个姓王的下员到苏州买缎匹，从康熙五年到九年，同从事“机织缎”业的朱应申“交易过银”25000两，也被当作“逆本”而予清查。《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996~997页。三桂同他的部属的放高利贷活动遍及各处，依此非法活动，大发横财！
从事贸易活动，是三桂的又一项重要财源。还在顺治十八年三月，恰巧有西藏达赖喇嘛与蒙古干都台吉派遣使者前来云南，一则祝贺平定云南；一则要求在北胜州（地在云南北部与西藏接界之处）互市茶、马。这给三桂带来了希望，但事关重大，他不敢做主，就向朝廷报告。部议：认为在北胜州互市没有先例。但考虑到云南新近平定，形势已发生变化，应否开市，请三桂酌议，提出办法。三桂立即上奏章，也说马市原在陕西、西宁，从无在北胜州开市之例。接着，他又说，北胜州位于云南北部边缘，外接西藏，再外就是蒙古，所产马匹与西宁边外相等，早已明划疆界，彼此不来往，所设防边的兵士，多是步兵，不用马匹，所以未开过互市贸易，朝廷文件未曾记载过开市的事。现在，皇上威望宣扬内外，“统驭万邦”，蒙古、西藏皆为臣仆。干都台吉和达赖喇嘛受皇上推诚之恩，特以互市恳请，这是远方人归化的表现，应给予嘉许。这和以前是不能比的。况且云南需马，每年都由兵部发单，派人远赴甘肃、西宁购买。云南与陕西相距数千里，必经累月跋涉之劳，饷料之费，殊非易事。假如云南近边无马，远购于陕西，亦是不得已。如今，西藏愿意通市贸易，要问臣（三桂自称）的意见，应允许开市为便。
三桂对在云南通市持赞成的态度。毫无疑问，他是把他的利益考虑在内的，不过，他不能直说，而是委婉地说明此事在政治上、经济上对国家均有利可图。他说服了朝廷，批准与西藏互市贸易。实际上，三桂以开市与藏人交易有大利可图，已与西藏达赖及蒙古人达成协议：三桂把金沙江外的金甸、中甸地区割给西藏，让藏人、蒙古人屯牧，“为交好之计，通商互市”，以此来换取藏蒙供给马匹。《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05页。他向朝廷请示批准，不过换取合法名义而已。
互市项目，以茶叶、马匹互易，即云南以茶易马，西藏以马易茶。具体互市办法，户部提出，开市所需茶叶，或由云南本省采买，或到别省采买，可否比照西宁例互市，应请三桂考虑。三桂又上奏：北胜州不通江道，交通不便，远省的商人一定不肯来。而本省普洱地方，产茶不多；到外省采买，肩挑背负，跋涉万山，为数很有限，难以比照西宁例，也不能告领户部茶引。可否令商人在云南驿盐道领票，前往普洱或四川、两湖产茶地方采买，赴北胜州互市，由官府盘验后，听任与藏人交易，每两茶收税银三分，如贸易亏损藏人的，允许他们互市于“官解处”。如夹带私茶与私买马匹的，国家有法律惩治。
三桂的意见，又获得了上自皇帝，下至各部臣的支持。以上，有关云南茶马互市、藏人请求开市等情，详见《庭闻录》，卷3。
西藏要求在云南北部互市茶马一事，对三桂是有利的。迹象表明，事先藏人已同三桂谈妥，三桂才委婉地提出了主张开市的意见，取得了朝廷的批准。自此他可以公开地从茶马互市中获得巨大的好处。他借茶马互市，广泛招徕商人，从事各种贸易，活跃当地经济，于百姓也有些好处。三桂从事贸易活动又不止西藏，更远至辽东。尽人皆知，辽东地区产参，被称为关东一宝。人参作为名贵药材，向为人们所看重。三桂利用自己的家乡关系，将辽东参运往云南发售。四川巴蜀地产黄连、附子，也是名贵药材。三桂都通过官方加以垄断，不准私人贩卖，设官衙严禁，违禁以死论处。而由官方出面操纵人参、黄连、附子等药材的贸易，获取利润。《四王合传·吴三桂传》。他还借疏通渠道、筑城为名，征收重税。在云贵各水陆要冲，私自派遣心腹把守，“榷敛市货”。《庭闻录》，卷4。
地方官员私行贸易、放债等活动，为朝廷法律所不许，已引起朝廷的注意。康熙六年五月，左都御史王熙遵照圣祖的旨意，专门查询了此事。他在报告中指出，福建、广东、江西、湖广等沿海与交通要冲地区，当地官员就近“自置货物”，卖给部属，从中赢利，有的“巨舸连樯”，装载到别的地方买卖，“行同商贾”，更有甚者，有的“指称藩下，挟势横行，假借营兵，放债取利”。他要求详议并制定条例，严禁王公将军、督抚、提镇“恃势贸易”，不得“与人争利”，违者严处。圣祖下令“议行”。《清圣祖实录》，卷22，7页。王熙的指控直接点了尚可喜所在的广东、耿继茂所在的福建，官员放贷、私行出海贸易走私是相当猖獗的。虽未提及云贵，但三桂种种违法之事，不在尚可喜、耿继茂之下，在某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他的属下一般“旗员多领资贸易”，将官也以贩私盐活动，大发横财。《庭闻录》，“杂录备遗”，卷6。无论是朝廷大员，还是云南地方的监察官员，都惧于三桂的权势过大，没人敢触动他。在此之前，御史杨素蕴等人曾批评了三桂，碰了钉子，还为此丢了官，险些送命。王熙在思考上述问题时，不能不有些顾忌。所以，他在报告中回避了对三桂的点名批评。朝廷对他提出的问题很重视，立即责成户部等部制定了具体惩治条例。其中一条是，如藩王（主要指“三藩”，包括三桂在内）纵容家人“强占关津要地，不容商民贸易者”，要对藩王本人罚银一万两，将管理藩王家务的官员革职，将军、督抚以下文武各官都以革职论处。《清圣祖实录》，卷23，2页。一句话，就是不准为官者包括从役人员经商，不得与民商争利。为此而犯禁的，在在皆有，时时发生，很少有能逃避处分的。惟“三藩”继续违法犯禁，却很少受到处分，即使处分，也多属下人员。三桂在反叛前，所作所为，多系不法，竟未受到过任何处分！
吴三桂在云贵聚敛财富，目前限于材料不足，尚难统计。这里，只举一个小例证。清兵剿灭三桂叛乱，进入昆明，没收三桂的所有财产，只见“伪宫财物充斥”，仅没收的裁纸折叠小刀竟多达数库！《庭闻录》，卷6，8页。据载，三桂在昆明修玉皇阁时，意外地获窖金五十余万两。老君殿倒塌，他捐资重建。搬移神座时，又获窖金百余万两。在其他处因土木之建，又多次发现十万两藏金。《庭闻录》，卷6，2页。这些巨额金银财富，大抵是永历政权留昆明时，为孙可望、李定国、黔国公沐天波所藏，在撤离的仓皇时刻未及带走，始被三桂大兴土木建筑时发现，全部收入他的府库。看来，三桂所拥有的财富是难以用数字计算的。可以肯定，他把云贵的土地、贸易、高利贷、商业、手工业、采矿、关税、盐铁金银之利等所有权益集于一身，是名副其实的特等权贵兼大军阀、大地主、大商人、大高利贷者。时人曾这样描写三桂的富有：
日解饷银，时供粮；庄佃三百六，铺税千万两；今朝给银贸易，明日发货市鬻；库仓金银，币帛积之如山，厩圈骡马豚羊畜之如林。《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991页。
又据时人对三桂的极盛作了如下的叙述：
三桂之所部，视三藩为众。平滇后，收诸降将，兵益强。滇池固僻饶，三桂厚自封殖，席黔国（公）庄田之利，又灭水西安氏，获其累世财宝无算。诸奴客以言利进，商贾偏于海内，远至迤西，徼外珍宝充牣，富于天室，园囿声伎之盛，僭侈踰禁中矣。《漫游纪略·楚游下》，卷4，9~10页。
这两段文字，即具体又形象地道出了三桂聚敛财富、兵强马壮，已到了令人不胜惊讶的地步。史传三桂“财用富饶，兵革坚利”，果然名不虚传，是三藩中实力最为雄厚的藩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