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人公是这样一位人物：他，将门之子，有胆有识，勇略超群。好像命中注定，他跟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乎是在马上度过了一生！他不停地搏击，不停地奋进，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留下了疾驰的历史足迹。
他是一个幸运儿。历史曾给予他种种机遇，他都毫不迟疑地捕捉住，并如愿以偿，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地位、荣誉、金钱、美女，应有尽有。他是时代的一颗巨星。人们惊叹，望尘莫及！
晚年的不幸，招致身败名裂，满门灭族，终成千古之恨。
荣誉与耻辱，称颂与谴责，善与恶，皆系于一身，以致盖棺亦难论定！
他，就是明清兴亡史上几度威震华夏的平西王吴三桂……
在渤海之滨，河北与辽宁两省临近交界处，矗立着一座雄关，她就是名闻遐迩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山海关北枕叠嶂，南襟大海。峥嵘险峻的燕山，峰峦林立，高插长空。万里长城沿着峰峦极顶，飞腾直上，似蛟龙起舞，消失在云霭缥缈的苍穹深处。它向南延伸八里，即是长城的起点，俗称老龙头，伸向大海，畅饮着万顷巨浪。山海关整个城垣与万里长城连接，背山临海，虎踞龙盘，所谓“襟连沧海枕青山”，山海关之名，即源出此意。
山海关的位置，恰好处于辽西走廊西端的咽喉之地。从辽宁锦州直至山海关下，共长四百里，于山海之间有一线之通。这一狭长地带，位辽河以西，故称为辽西走廊。山海关像一把大锁，牢牢地锁住了从东北进入华北的陆上通道。在军事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正如俗话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以山海关之险，当之无愧。难怪古人称颂她：“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
自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魏国公徐达创建关城，设山海卫，始名山海关，她就成了“关里”与“关外”的分界线。按方位，“关外”也就是山海关以东的地方，所以人们习惯地叫做“关东”。
在明代，山海关以东，包括现今辽宁省大部，称为辽东。山海关设有东、西、南、北四个关门：东门叫“镇东”，即“天下第一关”门，西门叫“迎恩”，南门叫“望洋”，北门叫“威远”。东门外即属辽东地方，是关城的重点防区，像威远城、八里堡等城堡，墩台罗列，紧紧护卫着东门，像哨兵一样，警惕地注视着东方。
出东门30余里，为山海关第一个前哨军事据点“中前所城”（辽宁省绥中前所），由此继续东行30多里，又有一城，叫“前屯卫”（辽宁绥中前卫），再前行数十里，就到了“中后所城”（辽宁绥中县城），距山海关约120里，与中前所城均属广宁前屯卫管辖。
中后所，全称叫中后千户所。明在辽东实行卫所区划，大者称卫，小者称所。中后所是一座“斗大”小城，但所处位置却很重要。它地处辽西西端，西距山海关不甚远，东距辽西重镇宁远（辽宁兴城）不到百里，恰好居于两城的适中之地，交通便利，商贾往来，不绝于道。周围“田地饶腴”，濒辽东湾，又有海产之利，城内“积蓄颇殷”。
中后所在军事上很有价值。到了明末，它已成为关外八城的“冲要”之地。时明崇祯十三年，明在关外仅剩八城：锦州、宁远、松山、杏山、塔山、中前、中后、前屯。明朝在这里常年派驻军队驻防，筑有坚固的城墙，分设东西南北四门，城内军用与民用设施很齐全，官舍、民居、牌楼、庙宇、店铺、仓储、军械库等，应有尽有。全城有房舍七千余间，人口约三万余人。《明清史料》甲编第7本，626页。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吴三桂降生在中后所城一个低级军官之家。吴三桂生年，史书极少记载，惟孙旭撰《平吴录》记为壬子年，为万历四十年（1612年）。《清史稿·吴三桂传》只记卒年67岁，以此推算，其生年与孙旭所记吻合。又，其出生地不详，姑存此说。父亲吴襄给他取名三桂，字长白多数史书记为“长白”，《清史稿·吴三桂传》写作“长伯”。其实白与伯读音近似，写法不同。又，《平吴录》：“吴三桂，字硕甫，一字雄爽。”，又一字月先。生母姓氏不详，其继母祖氏是辽西豪族祖大寿的妹妹。据现掌握的材料，三桂排行老二，哥哥叫吴三凤。后来，他又有了一个弟弟，叫吴三辅，两个妹妹。关于三桂的兄弟姐妹人数，各书均无完整记载，已知他弟兄三人，是否还有兄弟，不得而知。至于他的妹妹，各书也极少见载，仅见王永章《甲申日记》记有妹妹两人。他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尚健在。
我国古代很看重籍贯。它包括祖籍与现籍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户籍所在地，也就是现居住地；二是原籍或祖籍，指先人的居住地。古人报籍贯，一般都是严格按照这两个方面加以说明的。
吴三桂一家原不是中后所人，他们的先祖本是徽州（安徽徽州）人，再迁居至高邮州（江苏高邮）。在他出生前，大约祖父时，第三次搬迁，“流寓辽东”刘健：《庭闻录》，卷1。，才定居下来。所以，论籍贯，吴三桂应是中后所人，祖籍徽州或高邮。吴三桂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史书记载不一，歧说纷出。如《清史稿·吴三桂传》笼统说是辽东人；《平定三逆方略》与赵翼《平定三逆述略》说是山海卫人；《明季北略》说是中后所人；《辽左见闻录》与《桑郭余铃》说是锦州人；《平吴录》又说是铁岭卫人，等等。今人也无一致意见。
三桂的先人们离开富饶的江南水乡，一再北迁，最后“流寓”于遥远的塞外。他们为什么多次迁移，又为什么迁到关外定居？当时，辽东系边疆重地，是明朝防御的军事要地。它先是跟蒙古，其后又跟女真人经常处于战争状态。明朝在这一地区派驻大量军队，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戒备。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民的生活不是那么安定。而且这里地处辽远，气候苦寒，居民少，给人以苍凉之感，与内地那种村屯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的景象形成鲜明对照，与江南的繁华以及宜人的气候更是无法比拟！因此，内地人视辽东为“危地”，以去辽东为苦，畏途之心，人皆有之。
有明一代，去辽东的基本有四种人：一种是应戍的兵士，包括将吏，为执行战备和守御任务而被派遣来的；一种是犯有重罪的各种人犯，被处以谪戍，就是俗话说的“充军”，遣来辽东服苦役的；一种是为生活所迫，从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来的贫苦农民，流入辽东谋生，其中也有的因逃避赋税，或畏罪出逃而潜入辽东的；一种是商人，从内地来此经商的。辽东与蒙古、女真人等少数民族为邻，朝廷准许在开原、铁岭、抚顺、宽甸等处开设马市等市场，与汉人互市。汉人所产布匹、铁器、茶叶、食盐等为少数民族所急需；他们所产各种马匹、人参、鹿茸、毛皮等均属名贵之物，皆为内地所不出，因而强烈地吸引着关内远自长江以南的商人慕利而来。有一事为证：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后金汗努尔哈赤攻下抚顺时，俘获了山东、山西、涿州、杭州、益州、河东、河西等处商贾16人。这些商人不惜远涉数百里、数千里，冒险来到抚顺这个边境小城，与女真人搞贸易。他们还算幸运，努尔哈赤一个不杀，把他们都释放回家。《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12页。
关于吴氏先人的家庭状况，及其屡次迁徙的细节，历史失载，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不过，可以肯定，三桂的先人一直北迁，直至边疆“危地”落户，这大抵与其家庭经济状况有关。他们既不是应戍的将士，也不是因罪谪戍而来辽东，很可能出于生活窘迫或行商这两种情况，才逐渐北迁的。从父亲吴襄习文习武来看，其家庭不像是贫苦之家，但也不是很富裕，如果家中有可观的产业，也不致多次迁移。根据其先人居徽州，累次北迁的情况来判断，可能从事商业活动。据说吴襄善养马，这与经营和贩卖辽东马匹有关。自明代始，徽州经商之风颇盛，多以经商致富，其中亦不乏家资巨万的富商大贾。他们的活动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故有“徽商”之誉。他们惟利是图，不顾风险路艰，无所不至。《管子》一书对商人作了这样的描述：商人贩运，加倍行路，夜以继日，虽行千里而不以为远，是因为“利”在前面吸引着他们。渔民入海，海深万仞，在风波大浪的危险中航行数百里，昼夜宿于海上，是因他们追逐的“利”在大海之中。原文见《管子》，“禁藏”篇。商人趋利所至，家随人迁，也是常有之事。三桂的先人出自经商成风的徽州，不能不参与商业活动，如以贩卖辽东马匹为其营生，最后“流寓辽东”，也就成为可能。
三桂的先人何时迁至辽东？历史文献也没有记载。但是他的“祖父坟园葬立中后（所）”，提供了重要参考。这是三桂于顺治五年（1648年）在向朝廷的一份奏疏中透露的。三桂有大功于清朝，世祖赐封为王，又荣及已故祖父，“特赐葬祭”。显见他的祖父去世未久。又据三桂自叙，他“生于辽，长于辽”，故把中后所看成是他的家庭之“源”。《明清史料》丙编，第7本，658页。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早在三桂的祖父一代，他们全家就已迁来辽东，祖父病故后，就埋葬在中后所。三桂的父与继母及弟三辅“俱死寇难”（为李自成所杀），他们的葬地很可能也在中后所。顺治二年十一月他曾为之请，从优赐恤。见《清世祖实录》，卷21，20页。
有的书说三桂的“祖墓在锦州”，他反叛清朝后，被“掘而弃之”。王一元：《辽左见闻录》（手抄本）。还有的史书说宁远（辽宁兴城）也有三桂的先人坟墓，俗称“吴王坟”。据说该城还有一处三桂先人坟园遗址，有碑记“骠骑将军吴公先莹”等残留的字。（民国）杨荫芳：《兴城县志》，卷10，15页。在我们已掌握的有关三桂的历史档案和其他资料中，尚未发现他曾提到在上述两处有他的祖坟的事。如果确有的话，可能是吴氏族人的坟，人们误以为是三桂的祖坟。这一情况，似乎可以说明三桂的祖父辈“流寓辽东”时，先居于锦州一个时期。锦州是明广宁中屯卫、广宁左屯卫的治所，地方高级官员如辽东巡抚曾驻于此。锦州坐落于小凌河畔，南临海，北依蜿蜒起伏的医巫闾山，中有平川，兼有川海之利，又是陆上交通枢纽，扼辽西的东端，为关内外商旅往来必经之地。明中叶以后，它已发展成一座政治与军事并重的城市。锦州的有利的自然条件和战略地位，吸引着关内人来此居住谋生，促进了它的经济与商业活动的发达，是辽西地区的政治与军事中心。因此，三桂的先人一进入辽西，就为锦州的繁荣所吸引，先在锦州立足，而后迁至中后所，成为吴氏家族的稳定居住地。宁远居于锦州与中后所之间，三桂和他父亲吴襄都曾在这里生活过，特别是三桂发迹后，多年驻守此城，他的家属和部分族人自然也住在城里，并拥有一定的家产，这是没有疑问的。难怪人们有的说他家在锦州，有的说他家在宁远，有的说家在中后所。因为这三处是吴襄父子往来之地，他们的军事与政治活动也多集中在这一地区。不错，人们的种种说法各含有一定的真实情况。
可以想见，当吴三桂的祖父与父亲初来辽东，家中境况并不佳，当然也不是很窘迫。但是，这个外省“流寓”来的家族却奇迹般地发达起来，称得上是辽西地区的豪族巨姓。这有一个发展过程。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促使吴氏迅速发迹。
一是靠仕宦之途。在三桂降生时，这个家族还不显赫。父亲吴襄于天启二年（1621年）中武举进士，这年，三桂已经十岁。吴襄中举前，有关他早期的身世，迄今没见有可靠史料加以证明。但他以武举，实足以证明他长期习武。为适应同蒙古骑兵和女真人作战的需要，必须熟练地掌握骑射的技能。据说他善养马，这就给他练习骑术创造了条件。后来，他投辽东名将李成梁部，成为一名边防骑兵，在军事实践中，练就了一套高超的马上功夫，能一面在马上疾驰，一面飞箭射目标。他凭此本领在考场上一举夺魁，从此便步入仕宦之途。虽说中举，开始也只能出任低级军官，还谈不上社会地位的明显变化。在吴襄的上一辈人中，也就是三桂的祖父辈，我们还没看到有一个为官的。无论是三桂本人，还是当时及其以后的史书，都没有提到其祖父的职业或社会身份。在封建社会，从事贩卖等商业活动，往往被人们视为贱业。三桂大概耻于谈及祖父与父亲经商的事，对这一点，从来不予透露。在他位至王爵，回忆往事时，也绝不谈其祖父、父亲的早年身世。因为在吴襄中举前，他的家实在没有可向人们夸耀的东西。这就是说，吴氏家族跻身于官僚阶层，并以此为发达之阶，实始自吴襄。随着父亲官位的不断提高，其家庭地位和经济状况也稳步上升。
吴氏发迹的另一个因素是，他与辽西望族祖氏联姻，靠着跟祖氏的广泛的社会关系，迅速地发展起来。
祖氏世居辽东，是宁远卫世将，到祖大寿时，已历五世，皆以军功发家。大寿于泰昌元年（1620年）为官，授职靖东营游击；天启元年（1621年）为广宁（辽宁北镇）巡抚王化贞部属，任中军游击。后与袁崇焕同守宁远，获“宁锦大捷”，立下大功，至崇祯元年（1628年），擢为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清史列传·贰臣传》，“祖大寿传”，参见《清史稿·祖大寿传》，卷234。随着祖大寿地位的迅速上升，祖氏满门皆官。他的兄弟祖大乐、大成、大弼，子侄有祖泽远、泽沛、泽盛、泽法、泽润、可法等，都是上自总兵、下至副将、参将、游击的各级军官，分驻宁远、大凌河（辽宁锦县）、锦州诸城。祖氏是辽西首屈一指的巨族，他们都在当地为官，更助长了这个大地主大官僚军阀的权势。为表彰祖氏世代镇辽的功勋，至崇祯即位后，特命于宁远城内敕建祖氏四世镇辽的功德牌坊。至今，这座牌坊仍矗立在兴城内中心大街。
吴氏以祖氏家族为后援，得到他的庇护和扶持。两家结成关系，大约也是从吴襄投效祖氏门下开始的，进而招为祖氏的门婿，大寿的妹妹嫁给了他。于是，从部属关系进一步发展成血缘的裙带关系。吴襄在祖大寿手下任参将，累官至都指挥使，留镇宁远。崇祯四年（1631年），已是锦州总兵官。总兵一职，在明代是一地区的最高军职，拥兵万人乃至数万的高级将领。六年（1633年），以军功授为都督同知，荫一子锦衣百户世职。《庭闻录》，卷1。吴三桂因此得到提拔，此是后话。
借助祖氏的力量，吴襄官运亨通，不仅如此，而且吴氏的人能当官的纷纷登上仕宦之途。三桂的哥哥吴三凤也是祖大寿的部将，驻守大凌河。姨夫裴国珍同为大凌河的军官，都在祖大寿的指挥之下。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大凌河城被围，他们都投降了后金。《清太宗实录》，卷60，10页，载：裴国珍降清后，在给吴三桂的劝降信中，称吴为“贤甥”，故知裴为吴的姨夫。除此，他书皆失载。通过这种血缘关系，使祖吴两家结成一个独霸辽西的声势煊赫的望族。他们执掌兵权，握有数万军队，又有数千家丁的私人武装。因而这又是一个以祖氏为首的军阀集团。旁及有关亲戚、部属、心腹等等都紧紧地依附于这个集团，他们分布辽西地区各城镇，占据一切要津，把持着这一地区生杀予夺大权。实际上，这一地区已成为祖吴两家的天下。就连朝廷大员，直至皇帝也不敢轻易触动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即使犯了大罪，也不得不采取宽容的态度。
后金天聪三年（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八旗兵第一次突袭入关征明，设反间计，诱使崇祯皇帝将入援的袁崇焕逮捕。祖大寿是袁的部将，他见主将被逮，惊恐万状，竟置勤王于不顾，率部逃离北京，掠山海关，返回宁远。他敢于离京出关，就是仰仗他在辽西的势力以图保全自己。按律，临阵脱逃，形同叛逆，必处以极刑。令人意外的是，崇祯并没有怪罪，也不予处罚，还发下诏旨，极力安慰他。《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参见《清史稿·祖大寿传》，卷234。天聪五年，皇太极发动了大凌河之役，将该城围困起来。祖大寿守城，因援绝食尽被迫投降。他以回锦州取家属、智取该城之计脱身。回锦州后，还与皇太极秘密书信往来。他投降的事，很快被辽东巡抚丘禾嘉侦知，密奏朝廷。崇祯却按下此事不提，装做不知道，竟然容忍下来。《明史·丘禾嘉传》，卷261，6772页。
清崇德七年（1642年），明与清在松山（辽宁锦县松山）决战，明军惨败，祖大寿率部献锦州城投降。按明律，他们的亲属都要受到牵连，但吴襄父子却是个例外，没受到任何责难。参加此役的吴三桂，战斗刚开始，就同总兵王朴等率部逃跑，以致明军全军覆没。事后，崇祯下令将王朴处死，仅给三桂降级处分。《明史·曹变蛟传》，卷272，6979页。
这些事例最好不过地说明了祖、吴两族在辽西势力雄厚，盘根错节，朝廷不敢触动毫毛，惟恐惩治一人，将激成大乱，会逼使他们拱手把辽西送给清政权。了解内情的降清汉官石廷柱等看得很清楚，他指出：“第明国京都，倚祖大寿为保障。”《清太宗实录》，卷56，23页。连皇太极也说：“以其（祖大寿）族党甚强，且据锦州故”，明朝是不敢对祖氏集团轻举妄动的。《清太宗实录》，卷60，6页。
吴氏是继祖氏之后发展起来的大地主。就辽西而言，他们的富有恐怕任何官僚地主也望尘莫及。吴氏家究竟有多少财产，迄今我们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详细材料。的确，当时没有留下记载，仅有吴襄、三桂父子在个别场合无意中透露的点滴情况，为我们估计吴家的财产提供了线索。
这是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三桂奉命携家西迁，在即将离开故土时，他给世祖皇帝写了一份奏疏，内中透露：在中后所原有他安设庄田十处，他不愿舍弃这些庄田，请求准许他留人丁看守。《明清史料》丙编第7本，658页，“平西王揭帖”。
吴家十处庄田，究竟有多少土地？还是再看一份材料，就不难得出结论。
那是在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崇祯皇帝召见吴襄谈话，询问兵数与粮饷之事。他告诉崇祯，他们老吴家有三千骁勇敢战的家丁，他们都是由吴襄的子弟、子弟的诸兄弟、亲属等组成的。吴襄自称：他吃的是粗茶淡饭，而三千子弟兵吃的是细酒肥羊；他穿的是粗布褐衣，而三千子弟兵都穿纨罗纻绮。虽说朝廷长久发不出饷，他们照旧生活得很好。吴襄透露出其中的秘密，这就是三千子弟兵在外皆有数百亩庄田。他们得此厚赏，所以肯为吴家出死力。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卷上，37~38页。原文中一处“皆有数百金庄田”，“金”字疑为“亩”之误。
这支以吴氏父子、兄弟、亲属及其子弟、家丁组成的三千人的军事力量，是名副其实的吴家军，纯属吴氏家族的私人武装，他们依靠吴氏家族的势力，真是个个富有！明朝末年，灾荒不断，经年用兵，弄得国家穷困，民不聊生，而这些子弟兵的生活如同贵族，就是因为每人都有数百亩庄田，为他们生财与享受之源。他们的生活如此，吴氏家族的富有可想而知。如按一处庄田百亩推算，吴家的“十处庄田”，最多可达千亩以上。中后所一带，西至偏北，皆山地，中部为起伏平缓的丘陵，东南至海为平原。当时，“自山海关至宁远，山木阴翳。”《奉天通志》，卷12，222页。现在，绥中县至兴城已无森林景观。因此，可耕地并不很多。吴家占地达千亩左右，可以肯定，他是本地的首富。加上吴氏子弟与家丁占地，实际上，中后所远近的土地都属于吴家所有。吴氏是名副其实的大地主，他们的家丁则是中小地主。
吴氏是集官僚、军阀兼大地主三位于一体的辽西豪族。这个大家族的发迹与神奇般的发展，还靠其权势来巧取豪夺，才聚敛了惊人的财产与庞大的家业。
吴氏同辽东地区其他许多军阀地主一样，他们掠夺的主要对象是服役的军士及其耕种的土地。
原来，早在明建国初期，就实行军屯制度，用驻防士兵就地屯田，不管是驻防内地，还是边疆，每个兵士都由国家分配给一定数量的土地，都要自己耕种，自给自足，可免去百姓的负担与转运粮饷的困难。辽东地区是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起，皆令屯田自食。《明太祖实录》，卷233。江苏国学图书馆本，下同。每一军士给地50亩，至永乐初年，全辽25卫，屯地已达25300余顷，屯粮一年可收入716000余石。《明宪宗实录》，卷244。应该说，这种以守军耕种的屯田法在一定时期收到了效果。但是，好景不长。广大军士辛苦耕种的土地和收获的粮食逐渐被他们的直接统治者——各级将吏、地方大员任意占种和侵夺，屯田制遭到破坏，而夺占耕地者迅速富裕起来。这些夺占者有镇守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总兵官、副总兵官、都司指挥使，就连那些千户、百户等低级官吏和他们的子弟也敢于侵夺。到正统八年（1443年），实行屯田才几十年，朝廷大臣们就惊呼：沿边各将吏“广置庄田，私役屯军，改挑渠道，专擅水利，又纵下人占种膏腴屯田，是使军士怨嗟，民政废弛”《明英宗实录》，卷103。。这是说，驻守边疆的将吏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都私自设置自己的庄田，霸占水利设施，夺占肥地、好地，随意役使部属军士为他们耕种，收获全部归己。
明代的边防军多由罪犯充任。列居九边之首的辽东，戍边“军士多以罪谪戍”《明太祖实录》，卷244。。他们被加上各种重罪名目而充军到辽东，编入军队。一年到头，他们除了修城、担任守卫，主要任务就是从事屯田。他们真正成了当地各级将吏的农奴，他们的份地随意被夺占，他们的收获物可以随意被征收或全部没收。据正统十年（1445年）报告：辽东都司卫所官员“近年……多私役军余，将膏腴者耕种收利入己，硗薄者拨与屯军，有名无实”《明英宗实录》，卷127。。成化十三年（1477年），辽东“近城各卫，膏腴田地多被卫所官员富豪占种”《明宪宗实录》，卷161。。明中叶以后，夺占军士土地的情况更为严重。以嘉靖八年（1529年）为例，这一年就连续揭发了镇守辽东的镇守太监白怀、镇守总兵麻循、监枪少监张泰、镇守辽阳副总兵张铭，以及分守监丞卢安、参将肖滓、李监、游击将军傅瀚等一大批人，“各占种军民田土，多者二百五十余顷，少者十余顷”《明世宗实录》，卷101。。按当地标准，1顷为100百亩，占地250余顷，合25000余亩；占地10余顷就是1000余亩。万历初年，张居正当政，清丈土地，在辽东清查出被侵占的屯地共8390顷，屯粮是199840余石。《明神宗实录》，卷122。以辽东历年屯田最高额永乐初年的253000余顷做比较，到这时，被当地官员将领侵占的土地已在1/3以上！
辽东屯种破坏的情况，大抵是在吴氏迁来辽东前后发生的。到万历末年，屯田遭到进一步破坏。大学士叶向高指出：在洪武、永熙年间，辽东屯粮达70万石，而此时才17万石！他特别指明辽西地区“屯堡萧然，十室九空”《明经世文编》，358页，“清理辽东屯田疏”。。军屯民地，都被当地统治者收罗一空。天启时，当是吴家蒸蒸日上，财源滚滚而来的时期。天启五年，朝廷披露榆关即山海关外各镇将侵占屯田的情况：这些人把“各处膏腴瓜田弥望者，皆镇将霸为养廉，远而硗者始为军屯。屯之利在武弁，不在朝廷”《明熹宗实录》，卷60。。这里所说山海关外，就是指中前、中后、前屯至宁远、锦州这一地区。这份材料没有指名道姓参奏，说明各镇将的不法行为，已成为当时非常普遍的情况。凡是好地、肥地，都美其名曰“养廉”而加以霸占。所谓“养廉”，是指朝廷为照顾地方官吏的生活，于正常俸禄之外，另拨些耕地，其收入或粮折卖成白银，均归入他们个人所有。这种办法，是使他们获得足够的物质利益，不再盘剥百姓，保持为官“清廉”。他们就以“养廉”的合法名目，多占侵好地，把那些距离远、土质又很差的土地派给兵士去耕种。所以，有识之士痛切地说：屯田之利已转到武弁即各镇将之手，朝廷再也不会得到丝毫好处。家居此地的吴氏，肯定参与了当地将吏侵占屯地的种种不法活动，也就是说，榆关外镇将侵占屯田的当有吴氏父子在内。三桂与其父兄等先后出任锦州、大凌河、宁远、山海关的总兵或其他军职，他们不可能洁身自守，而同所有将吏一样，利用职权，大肆掠夺军屯的土地，变成大土地所有者。
镇守各边的总兵等各级武官将吏，拥有很多土地，他们自己是不种田的，以当地防军为廉价劳动力，大批役使他们为自己种私田。这种情况，在辽东地区早已是普遍之事。这些地方将吏靠役使广大士兵做无偿的劳动，获取了巨量财富，便以部分资金转入到经商、开矿、捕鱼、采木等行业，迅速增殖财产。
吴家发迹与致富的过程，绝不会出侵占屯田这一基本途径。他家有十处庄田，就是侵夺军屯地与民地的明显证据。三桂率部西征农民军时，曾请求留下人丁百余人，还留下一游击军官与他的哥哥督率他们看守这十处庄园。这百余人并不是平民百姓，而是军丁，又留下一名军官负责，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吴家庄田历来是靠役使军丁耕种、责成下属军官代为管理的。
吴氏发家的秘密正在这里。这个在明中叶前后曾是到处流徙的“流民”之家，到辽东后，却以无偿役使军丁的劳动和侵占他们的土地，而一跃成了大地主。他们家的土地财产，除了仅知有十处庄田，史无记载，也就无从知道了。至于他们富有到何种程度，也无一字材料可以证明。不过，我们先看看祖氏的财富，也能从中透视出三桂一家的富有。
清官方史书《清太宗实录》提供了一点线索。那是在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皇太极大破松山明军，锦州不战而降。祖大寿和他的诸兄弟向皇太极献出了一大批宝物：珊瑚树、琥珀、珊瑚、珍珠、珠箍、珠花、沉香、玉带、赤金首饰、玉壶、玉、犀，玻璃、玛瑙、金银等杯盘、各种银器、貂、猞狸、狐、豹、天马皮等裘、蟒倭素缎，纱、罗、绸、褐、氆氇、羢毯、蟒衣、缎纱罗衣、黄金、白金、红毡帐房、雕鞍、弓面雕翎、虎豹皮、琉璃灯、角灯、磁器、柜箱、椅杌、床、轿、镀金盔甲、苗刀等物。《清太宗实录》，卷60，23页。
祖大寿等人献上一大批宝物，是为了向皇太极表示对他们赦免之恩的感激之情和投降的诚意。这些出自南海北国，乃至名山大川的全国稀有的罕世之宝和珍品，竟集于一个塞外的将官之家，在被围困了一年以后，家业无损，突出地说明祖氏之富有令人惊叹！
李氏朝鲜国王的世子李随清军进关，途经锦州，曾亲至祖大寿、祖大乐兄弟的旧居参观，他写道：两家旧居，“其结构宏杰，甲于城中，重门复室，金碧炫耀，甃砖石砌，雕刻奇形，文垣粉墙，穷极华丽，而大寿之家则尤为侈奢”。他不禁感叹：“我国则虽至尊之居，不能如是其华者。”李：《沈馆录》，卷7，2840页。身为一国之主的朝鲜国王所居宫室，竟不如偏处一隅的一个中国军官住宅那样华丽，这真令人难以置信！但这个对比，是出自朝鲜国王世子之口，就不能不使人信服了。处在辽东警报频传、不断交战中的锦州，照理说，作为守城的主将祖大寿哪有心思营建美宅华屋？也许战争对他们来说已属司空见惯之事，他们一如平日，追求无尽的享乐，花大量金钱，耗费在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处处显示出他们惊人的富有；同时，也使人们看到，明末统治阶层奢侈无度的极端腐败的社会风气。
从祖家看吴家，不难想像吴家的富有，也不在祖氏之下。进而再看辽东，哪个将官不搜刮？哪个有权之家不富有？只是富有的程度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