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吴三桂于顺治二年八月初还朝时，多铎却早在两个多月前，从江南传来捷报；南明弘光政权已被消灭，福王朱由崧被俘，各级将官200余员、马步兵238300人归降。《清世祖实录》，卷16，19~22页；卷17，6页。在短短的7个多月的时间，清军南北出击，以破竹之势，基本上消灭了农民军。灭亡南明政权，李自成被戮，福王朱由崧束手就擒。其他战线，进展无不神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交战，只是扫荡其残余势力。以多尔衮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天下形势，已成一统之局，战事随之减少，无须动员更多的军队投入战场。再说出征的大军已很疲劳，很需要修整。在这种情况下，把吴三桂等异姓王和他们的大批部众留在北京城内，已有诸多不便。于是，计虑周全的多尔衮决定把他们都打发回关外，各到原先驻防处屯戍。八月，命三桂还镇锦州。至十月，又命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两人带部众回盛京（沈阳）；尚可喜回故乡海州（辽宁海城市），指示他们“各厉兵秣马，以俟调遣”《清世祖实录》，卷21，9页。。
事先，多尔衮对他们的驻防和生活都做了安排。吴三桂所部人员较多，特拨出锦州、义州（辽宁义县）、宁远（辽宁兴城）、中后所（辽宁绥中）四城“安插’。但朝廷又作了小的更动：拟以义州土地作为牧马场所，而锦州、宁远、中后三处照拨外，又增拨中右所、前屯卫、中前所（均在辽宁绥中县境）三处。这就是说，除了北部的义州，自锦州以西，直至山海关前，辽西走廊四百里的大片土地，连同城镇在内，都拨给了吴三桂，作为他安排部众之地。又规定，按丁给地，每丁可得地五垧，《清世祖实录》，卷20，9页。以维持生活。
吴三桂部属有多少？他这次出征回来，曾向朝廷报告了他的“子弟”兵所属“旗下随征外出披甲兵丁并束喇”共1461名，其中死于战场8名，行军途中因病而死的125名，剩下实有兵丁为1328名。《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136页。他这次西征回京后，就上奏皇帝，为他的部将请功，其中提到他所属的“额设大小将目及地方文武官生原不下千有余人”《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130页。，仅是各级将吏有如此之多，可以想见他的部众会远远超出千人之数。吴三桂部属中还有大批蒙古人，又据他自报：所属蒙古壮丁男妇共2508名《清世祖实录》，卷21，23页。，加上前叙汉人壮丁1300余人，可达4000人左右，而实际人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在吴三桂出征返京前，即二月间，朝廷已作出三桂部众“仍归故土”的决定，特发给米粮一万石，作为搬迁的生活之需。未参加出征的，三桂标下副总兵官张国忠、佟师圣、李应科，参将朱采、孙文焕等向朝廷提出报告，恳请再多发放粮米，以度艰难。他们在报告中写道：辽东“军民屡经搬移，蓄积賷裹罄竭无遗，人皆鹑衣鹄面，地当初复，房屋又属灰烬，且粮米有限，人民众多，啼饥号寒，不忍闻见”。据他们说，这次搬迁回故土的辽东军民共十万之多。《明清史料》丙编第3册，263页。这些辽民主要是随吴三桂撤出宁远时入关的百姓，也包括兵士在内。他们基本上也都是三桂将吏士兵的家属。现在，十万之众返回故乡，也不是一件易事。首先安置住所，在他们从事耕种前，还需国家供应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朝廷拨给一万石，“计口授食”，十万人均分，每人才得一斗，不过“苟延岁月”。眼下正值春播季节，没有种粮，“无力耕播”，如不另发给牛具、籽种，及时播种，后果不堪设想。《明清史料》丙编第3册，263页。
从副总兵官张国忠等人的奏报，知道还有一批将官没有随三桂出征陕西，而已出征和未出征的将士家属都留在进关后安置的地方。朝廷要他们都返回关外，三桂感到地土不足，就向朝廷提交一份奏疏，写道：“查各所房屋灰烬，地土脊洼”，要求再增加土地，有的还须调换《清世祖实录》，卷20，9页。。
吴三桂的话，反映了辽民搬迁所面临的实际困难。清入关前，从今辽宁北镇、义县，经锦州、兴城至山海关，称为辽西地区，是明清反复争夺的战场，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许多房屋废弃、毁坏。个别城镇如中后所、前屯卫，从被清攻击至陷落的过程中，毁坏的程度更为严重。但一些城市并没有受到多大损伤。如，锦州、宁远等，几乎完整无损。留于沈阳当人质的朝鲜国王世子李随同清军入关，途经锦州，进城休息，看到“城内闾阎栉比”，依然如故，只是经兵燹之后，“居民鲜少”。他特别提到已降清的原明辽东总兵官祖大寿与祖大乐兄弟的旧居，“其结构宏杰，甲于城中。重门复室，金壁炫耀，甃砖石砌，雕刻奇形，文垣粉墙，穷极华丽，而大寿之家则尤为侈奢”《沈馆录》，卷7，1页。。祖大寿率锦州兵民投降时，城内并没有被损坏。至于宁远，明兵长期坚守，直至吴三桂应诏勤王时才搬出，烧了积储，其他均完好。清兵占了空城，关外已无明一兵一卒，没有必要进行毁坏。所以，吴三桂说各城都成“灰烬”，确有不实之处。他说，拨给他和所属部众的土地，不是贫瘠，就是低洼地，这也不全对。辽西走廊，北侧为山岭、丘陵，地稍瘠，南面沿海一侧，地势平坦，适于农耕。在未被清占领前，这一狭长地带居住兵民不下数十万，当地农民和戍城士兵都要种田，尚可维持生计。而经战后，清兵进关，这里人口急剧减少，凡属城镇几乎都空空荡荡，一个城也见不到几个人！因而留下大量无主荒田。即使按每人五垧地分配，三桂所属的将官与士兵分散各城，土地是够分的。三桂说给他的地都是“瘠洼”，也不尽合实际情况。经兵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调整，多尔衮批准：山海关外土地，以一半给予吴三桂，一半仍留当地百姓为业。其中原驻此地官兵家口仍留居本地，以便耕种。《清世祖实录》，卷20，9页。
也许吴三桂以为，此去关外安置，将永镇锦州，为长远计，就拼命多要地，要好地，把辽西走廊尽数归于他的部属。对吴三桂的要求，朝廷还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了最大的满足。
吴三桂在请求多拨地的同时，还向朝廷要求为他的部将晋级，准予世袭，“乞加恩典，用劝将来”《清世祖实录》，卷31，23页。。顺治二年八月《清世祖实录》已载吴三桂提出此项请求，都没有具体写明叙升官职人员名单，但《明清史料》甲编已收入吴三桂为部将请世职的两份档案。一份是标明顺治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收到了吴三桂的奏报，末尾署顺治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当为吴三桂起草奏疏的日期；另一份是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收到，奏报末尾仅署年月，而未署具体日期，从朝廷收到两份奏报的日期前后仅差四天，可知吴三桂在发出第一份奏报后，紧接着又起草了第二份奏报，在内容上，可视为对前者的补充。
三桂在追击农民军至固关返回北京后，已为他的部将请过功；而这次自九江班师，命其还镇锦州时，又一次请功邀赏。如果说，前两次都已满足他的要求，那么，这十一月份的再申请，可谓得寸进尺之求：请求在已授职的基础上，再加升，破格擢用。换言之，他嫌部将官职不高，有的官职已高，还嫌没得世袭的特权，个别还有遗漏而没有授职。请看他十一月初六日的奏疏。
他写道，应“计功授赏”，凡立功将士都应实实在在得到“各有应得之恩典”。他的部下，大小将吏官生不下千余人，都与他同心协力，共谋战守，勤劳备至。他们大多虽已得封赏，但还不够，如副将朱运亨、任得功、刘麟图、沈朝华、夏登仕、王天宠、冷允登与参将李显功八人，应给予“恩加世袭”，以优奖他们“功在开创”。还有没予叙功授赏的，有辽镇廪监生员刘应庚等、副将等官娄继忠、柳国粱、乡官吕鸣章等，按他们“投诚迎驾、共战共守”之功，他虽不敢为他们滥请“延世之赏”，但“优加职衔”，似不为过。《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130页。
吴三桂为他的武职人员已专折呈请，兵部正在讨论中。他在第二份奏折中专为他的文职人员再请赏。按他前次请功，朝廷刚刚对他的文职人员做了任命。如监纪同知童达行命为江西南康府知府，同知陈全国补为延安府同知，而参谋许荣昌、钱法裕仅题授为州同职衔，尚未实授，还等待空缺呢！三桂的奏折，中心意思是说，已给他们提拔的职务与其功劳不相当，换言之，他们功劳大，给的职务却太低。为此他代他们请命。他首先提出童达行，对他大加推崇，极力赞扬。他写道：童达行“功居文武诸人之首”，这是山海关和关外上下将士所共知。他概述其功绩，主要有，当时“密切定策，投诚请师，血战关门，追剿庆都”，接着“西剿备尝艰险”。大概也惟有他可与我三桂“同生死，共患难、同事同功，以宣力于我国家者”。童达行立下了特殊功勋，其“才猷沈练，品行端方”，足以胜任朝廷对他的“大任之选”。
在历数童达行的功绩之后，又奏说陈全国、许荣昌、钱法裕三人的功劳。三桂写道：他们前有“协赞多功”，降清“归命独早”；后有“堵剿丕著，勤劳西征更历艰苦”。他要求给予从优提拔。以酬谢他们所立下的功劳。三桂表示，人有功，而不言其功，这是“隐功”，我不敢这样做；与别人同功，而不将别人应得之功归于人，就是“攘功”（意即夺功），我不敢这样做。做臣子的，不把下边实情向圣明的皇帝报告，这是什么行为？这就叫“蔽贤”。隐蔽和压制贤人，我更不敢。他还表示，朝廷实行“庆赏巨典”，对一个人来说，是小事，而关系朝廷甚大。因此，“本藩乃心王室，用是不避斧锧，冒昧再申前请”。他坚持认为，童达行之功，“实实系开国之首功”，而陈全国等“均效投诚战守之劳苦”。最后，他请求吏兵部对童达行等重新进行审议，该破格即破格，该“升荫”的即“升荫”。《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131页。
吴三桂的这份奏折，实际是为童达行等鸣不平，也包含了他个人的不平。因为童达行等一批文武将吏都是其部属，压低他们的升赏，亦有轻视他本人之意。更深一层说，三桂为他们请赏，代鸣不平，表现出他对部属的笼络。如果三桂没有夸大事实的话，以童达行等人的功劳，仅任命为一个小知府以下的官职，似不尽合理。看来，三桂确有充分的把握，才敢于一而再地为他们表功，请加重赏。二份奏疏，辞气委婉，竭诚，又不失态度坚决，这使摄政王多尔衮和吏、兵部也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意见，陆续调整原先的任命。
就在三桂发出上述奏疏后，过了一个多月，即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朝廷颁布新的任命：升江西省南康知府童达行为该省布政使司参政、辽东生员夏寅为长卢都转运使司运使。《清世祖实录》，卷23，9页。五月，升卢部郎中吕鸣章为陕西布政使司参议，分守关西道。《清世祖实录》，卷26，12页。八月，已任命为昌平副将、都督佥事的冷元登，命以原衔充任江西龙江总兵官。《清世祖实录》，卷27，24页。任得功由副将升任南阳（河南南阳市）总兵官；《清世祖实录》，卷24，10页。十一月，升山海中协副将沈朝华为署都督佥事，充陕西延绥总兵官。顺治四年九月，升山海路参将朱运亨为永平副将。《清世祖实录》，卷34，2页；卷29，2页。其他被三桂提名的将吏陆续地得到新的提升。
顺治四年（1647年）十月初，吴三桂开列了他的部属自总兵官以下、游击以上共124人的名单（该件送到吏部时间为十月十二日），为他们请世职。《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179页所载名单，与《清世祖实录》，卷34所载升世职名单除少载1人，完全相同。十九日，吏部呈请，顺治批准，公布了三桂所属123人（缺“和尚”）授予不同的世职。详见下表此表据《清世祖实录》，卷34，13~15页所载名单制定。：
姓名职别授予世职何进忠总兵二等昂邦章京杨珅副将一等梅勒章京孙文焕、吴朝忠、李可植、李应科、卫之屏、张光祖、张鉴、郭洪巍、吴国柱、佟师圣、张国忠、胡亮、何起凤、巴克勇、吴三汲、傅文元、方成功、潘永昌、傅天福、高魁、白含真副将三等梅勒章京郭云龙副将一等甲喇章京石国柱、邴国钤、李云龙、许学颜、危喇亥、佰户克什图、崔可显、何起龙、陈太和、刘士选、吴国贵、赵志祥、傅三让、陶志安、金成功、刘魁、刘尚义、曹世功、左仲魁、李奇芳、钮成印、朱采、陈一经、夏思诜、周元、王家楫、祖邦文、于志得、吴三变、王得功、刘应瑞、金良臣、高得捷、张大经、吴效忠、刘炜、冯时先、董永显、褚得龙、官国太、陈昌祚、项有功、任守器、李永功、吴应发、线丝纶、盛存柱、甲叶、刘抚民参将二等甲喇章京马春、王胜宗、赵衮、杨名焕、刘正民、张其伟、董兆民、王好忠、杨奉先、薛喇出、何天成、王惟俊、叶继有、鲁澄、黄元、猛克图王尚选、刘显汉、祖伏显、冯明道、刘三重、陈志富、藩汝芳、吴友亮、汪煌、王用贤、赵士俊、哈谕、王奏捷、佟绍圣、夏一、左有进、蔡安邦、门世藩、刘芳名、朱大江、藩刘翥、秦代、葛世用、刘进善、王一柱、李守志、韩成、黄国勋、王谟明、刘有进、武洪谟、骆士奇、傅三义、傅文魁、宋有功游击三等甲喇章京吴三桂为他的部属表功、请求加赏和授世职，不遗余力，几乎全部得到了满意的结果。同时，他也为自己的利益提出了新要求。三桂以全家三十余口人的生命和鲜血换得了一顶王冠。此刻，他要清朝为他做出的巨大牺牲付出报酬，来补偿他的损失。他的要求是，父吴襄、两位母亲（继母）、弟弟吴三辅被农民军杀害，应从优赐恤。南明给予的优恤，他不敢受，而只能向清朝申请。多尔衮当然知道吴三桂拒绝南明赐封与抚恤的事，吴三桂有此求，他是不能拒绝的，指示吏、兵部“详议具奏”。为了表示自己不忘恩于故主，适值为崇祯修陵之时，他主动捐银一千两，以佐助修陵费用。多尔衮指示“助工银两，照数察收”《清世祖实录》，卷21，20页。。
吴三桂趁战事结束、回镇锦州之际，为自己和部属，反复请恩，多要地，要好地，要官职，要世职、加特权，求优恤，等等，不一而足。凡他所求，朝廷无不慨然应允。他想要的都得到了，但只有一样珍贵的东西，他不敢要。这就是荣誉至极、尊贵无比的“亲王”称号。他征剿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返京、回镇锦州前，顺治以朝廷的名义给他加封亲王的称号。三桂称“亲王”，可与多尔衮兄弟中称亲王的同列，位至人臣的极限，无以复加。大概吴三桂觉得这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他没有思想准备，做臣子的谁不想飞黄腾达！“亲王”是个多么光辉灿烂的称号，但这一尊号对于每个人来说，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因为“亲王”爵号，只在皇室的范围内实行，也只有他们中功绩卓著的人才能得此殊荣。三桂以异姓、异族而突然得此称号，他不禁有些惶惑。但他很快就清醒过来，此称号万不能接受。他在辞“亲王”的奏折中写道：“臣倾心剿寇守关，不过臣子职分。荷蒙圣恩，特授王爵，又复蒙恩加称亲王，万难祗承，伏恳允辞‘亲’字，以安愚分。”《清世祖实录》，卷20，9页。短短几句话，已透露出吴三桂因得“亲王”称号的惶恐心情。他明白，以自己后降而得此尊号。难免遭人所忌，使自己处于众矢之的危险地位。朝廷也将疑心自己不安其本分，有贪得权势之野心。他不愿因得“亲王”而招致上下的疑忌，臣尊主疑。以他久处政治旋涡中，是深通此中奥秘的。因此，他明智地辞去，用“万难祗承”，表示自己的坚决态度。顺治命部大臣速议，同意了三桂辞去亲王的请求。这使人强烈感到，多尔衮等人并非真心诚意给他加亲王称号，或许有意测试他对朝廷的忠心、降后的思想动向。直到康熙元年，又一次进封他为“亲王”时，朝廷出于诚意，他亦不拒绝。两相对比，不难看出这次晋封似有测试之意。
吴三桂请地、请赐恤，为部属请赏，这在一般人看来，是无政治企图的表现，不过是追求安乐享受，不会引人注意的。而在至关重要的加封亲王这个问题上，他采取了激流勇退的态度，看出他在政治上颇富有理智，因而赢得了朝廷的进一步信任。
山海关外，辽河两岸，昔日曾是明清常年争夺和较量的战场，而清入关时，它的军队、家属及其子弟皆“从龙”进关，留下一座座空城、废堡，令人触目悲凉。随着战争的进程，战场已远远地移向长江以南和西南、东南沿海地区，早年烽火连天的辽东已成为不知兵的大后方了。吴三桂携家眷与部属又回到离别才两年多的家乡，好像进入一个无人区。当年曾是为明驻守这里的一名总兵官，如今以平西王的高贵身份返回，人事变化之大，谁能料及！忆及往事，虽不免慷慨，甚至有点感伤，毕竟从多年的奔波中得到了安宁，既无往日长途跋涉之苦，也无战场上的拼死活的千钧一发之险。试想三桂此刻的心情，他会从这暂歇中感到慰藉吧！
吴三桂和他的部属已经不打仗了，周围也无敌人威胁，他感到从没有过的轻松。除了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就是料理农事。生活倒也安闲。朝廷并没有忘记他们，就在三桂返回锦州的第二年，即顺治三年（1646年）七月，他奉诏进京觐见皇帝。他带了一批将官陪同前往，亲睹“天颜”，皇上也要让他们感到皇恩浩荡。二十二日，以顺治的名义在武英殿设宴，三桂和他的总兵官一员、副将十一员、参将、游击三十二员应邀赴宴。《清世祖实录》，卷27，11页。二十六日，又在武英殿单独赐三桂宴，恰好孔有德、尚可喜两王与续顺公沈志祥奉诏来京，与他一并受宴。宴后，赐给每人蟒衣一袭、帽一顶、靴袜一双、鞍马一匹。为酬劳三桂这次“迁移劳众”，格外加赏十匹马、白银二万两。《清世祖实录》，卷27，12页。朝廷频频向吴三桂加赏，极示特殊恩宠之意，往往在孔有德“三顺王”之上。
不仅如此，朝廷还通过礼仪来提高吴三桂的权威。顺治四年五月末，礼部专为三桂应否乘轿请旨。顺治帝指示：平西王以及“三顺王”允许在其驻镇地方乘轿，至北京时，“令乘马行走”《清世祖实录》，卷32，12页。。六月初，礼部又为三桂的仪仗请旨，顺治批复：平西王仪仗可依“三顺王”的规定制造：贴金红罗伞一柄、卧瓜一对、骨朵一对、吾仗一对、坐纛一杆、小旗八杆。《清世祖实录》，卷32，12~13页。顺治五年四月，当三桂将出镇汉中时，更定他的仪仗：销金红罗伞二柄、绣红罗团扇二柄、立爪一对、卧瓜一对、骨朵一对、吾仗一对、条纛一杆、大纛一杆、小旗八面、马四匹。《清世祖实录》，卷38，12页。经此更定，其仪仗之盛，又远出“三顺王”之上，与皇室王爵同等，这又使三桂的地位上升一步。所谓仪重则威，三桂有了这套仪仗，顿时八面威风，显示出高贵的身价与令人敬畏的地位。三桂从受封平西王，到规定和更立仪仗、礼仪，真正具备了一位王爷的一切象征。他这时不过35岁！
吴三桂受到的恩宠，连他的部属也大受其益，不仅有功必得高升，甚至犯有过失，也可轻易获得赦免。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那是在顺治二年底，兵部处分随阿济格出征陕西犯有过失的将官。其中有一员护军统领，名叫巴克勇，是三桂部将，他犯有“随众私逃”罪。兵部议定予以革职。清朝法令颇严，这个处分已经照顾了三桂的面子，还是很轻的。但以顺治名义（实际是多尔衮）发下的旨意，否决兵部意见，予以“免罪”，不给任何处分，也不做什么说明。当然，谁都明白这是朝廷对吴三桂的格外优待，不再提任何异议。顺治四年时。这位曾犯有严重过失的副将被授予三等梅勒章京的较高世职！《清世祖实录》，卷22，15页。吴三桂所得到的恩宠，还仅仅开始，对他来说，更光辉的前程还在频频向他招手呢！
吴三桂在锦州的安闲日子并没有过多久，他又奉命进关，踏上新的征途。命运的安排，使他一去不复返，而在遥远的南疆开辟出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