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北京时，明朝的陪都南京一无所知，还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迟至二十九日，始传京师陷落，但人们仍然半信半疑。南京方面引起警惕，开始戒严。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等人为首的大臣们感到事态严重，便集合起来，联合发布公告，“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献资财，佐助国家讨伐农民起义军。《明季南略》，卷2，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他们还蒙在鼓里，根本不了解北方的情况，更谈不到星驰赴援，不过发发号召罢了。
四月十二日温睿临：《南疆逸史》，卷1，1页，“安宗”；徐鼐：《小腆纪传》，卷1，1页，“弘光上”。惟《明季南略》，卷1。6页载4月14日。，北京陷落、崇祯殉国的消息终于传到南京，百官无不震惊，相顾失色，预感到大难临头！国不可一日无君，他们意识到必须赶快拥立新君，才能稳定局势。
崇祯诸子都落于农民军之手，生死未卜，无法迎立，只能在明宗室中物色合适的人选。这时，明宗室诸王纷纷逃向南京，其中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已到了淮安（江苏淮安）避难，受到淮扬巡抚路振飞的保护。南京诸臣想在这两王之中推戴一人。因为事先没有思想准备，一时拿不准该立谁。再说，一些重臣不在南京，如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正在浦口督师勤王，所以不敢贸然做出决定，他们议了一次，不了了之。
潞王朱常淓是隆庆穆宗帝之孙、简王朱翊镠之子、万历神宗帝的侄儿。福王朱由崧是万历神宗的孙子、福恭王长子。崇祯十四年（1640年），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河南，将其父福恭王处死。李天根：《爝火录》，卷2，8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十七年二月，农民军攻陷怀庆（河南沁阳），朱由崧逃到卫辉（河南卫辉），与他的母亲邹氏失散，仅带内侍数人，辗转逃到淮安。论血缘关系，潞王是福王的叔辈，但福王跟崇祯是近支。若论人品，潞王贤明，为众臣所看重，而福王品行恶劣，他在藩地时，荒淫不法，早有恶名。比较两人，诸臣多数愿立潞王为君。兵部侍郎吕大器、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等人联名给史可法签发一份文件，明确表示反对立福王，指出他有“七不可立”：不孝、虐待下属、擅权干预政务、不读书、贪鄙、淫乱、酗酒。真是五毒俱全！这样的人，当然不该立为君。他们认为“潞王贤明”，可以信赖。《小腆纪传》，卷1，《弘光上》。史可法赞成他们的意见，说：“非英主不足以定乱！”《南疆逸史·高弘图传》，卷6，47页。
握有重兵的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凤阳总兵马士英另有企图，欲乘此拥立新君的机会把持朝政。为达到这一目的，他选择了昏庸的福王，一心夺居“拥戴之功”，以取悦于福王。他抢先秘密派人去淮安，向福王朱由崧传递他的拥戴之意，并授意路振飞为福王备舟急速来南京。同时，他又致书史可法、吕大器等人，反对立潞王，极力主张立福主，声称论亲疏，论贤能，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福王。史可法、吕大器表示反对。马士英阴谋内贿操江诚意伯刘孔昭，外结总兵黄得功、刘泽清、高杰、刘良佐等手握重兵的将领，发兵护送福王至仪征（江苏仪征），以造成既成事实，向诸臣施加压力。接着，串通诸臣开会，压他们表态支持立福王。可是，谁也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吕大器负责执掌礼、兵两部印，迟迟不到会，给事中十九人联名送帖，令其速来，吕大器这才从容而至，不肯附和立福王的意见。会议从黎明开始，一直议到中午，还没议出结果。给事中李沾厉声说：“今日有异议者，以死处之！”刘孔昭怒气冲冲，当面大骂吕大器，不得出言惑众！韩赞周大叫：“快取笔来！”吕大器在他们的威胁下，再也不敢说话。与会诸臣心怀恐惧，不敢持异议。《爝火录》，卷3，200页。史可法得知情况，无可奈何，被迫同意立福王。《明季南略》，卷1，6~7页，“南京诸臣议立福藩”。立新君的大事几经周折，在马士英等人策划下，就这样定了下来。福王朱由崧已到了仪征，南京方面派出礼部官员前往迎接。
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帝位，以次年为弘光元年。
朱由崧一即位，马上封赏百官。以史可法、马士英为兵部尚书、张慎言为吏部尚书、高弘图为礼部尚书。史、马、高三人俱为东阁大学士。其他各官都得升授新职晋爵：进黄得功为靖南侯、左良玉为宁南侯、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为东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史可法提出，分长江以北地区为四镇：命刘泽清辖淮海，驻于淮北，经理山东一带军事；高杰辖徐州，泗州（安徽泗县），驻于泗州，经略山东、河南开（州）、归（德）地区的军事；刘良佐辖凤（阳）、寿（州），驻于临淮（安徽凤阳东、淮河南岸），掌管河南陈（州）、杞（县）一带军事；黄得功据滁（州）、和（州），驻于庐州（安徽合肥），经理光（州）、固（始）地区的军事。各镇设额兵三万，所需额粮钱，由各镇自行征取。各辖区军民，州县各官均听本镇节制。设督师一人驻扬州，节制四镇。《明季南略》，卷1，26~27页，“史可法请设四镇”；《小腆纪传》，卷1，3页，“弘光上”。这四镇大都与农民军所占地区接壤，设置的目的，就是以四镇阻挡农民军南下，并以此作中兴计。史可法说得很清楚：“国家设四藩于江北，非为江左偏安计也，将欲立定根基，养成气力，北则为恢复神京之计，西则为澄清关、陕之图，一举而遂归全盛耳。”《明季南略》，卷2，77页。
马士英果然以拥戴之功格外受重用。朱由崧下达旨意：“马士英保障东南，肤功更著，着加太子太保，荫一子锦衣卫指挥佥事世袭。”《明季南略》，卷1，27页。本来，他应出外督师，诸臣也希望他去，把史可法留在南京，主持大计。但马士英根本就不想离开南京，企图把持朝政，就对史可法虚情假意地说：“您的威名素著，军士们都钦佩您。您能经营于外，而我居中，各帅听令，一切事都好办。”史可法明白他的意思，也想避开他，就说：“居者守，行者御，莫能偏废，敢辞难乎！”向朱由崧请求到扬州督师。南京城士民听说史可法要出镇扬州，舆论哗然：“为何夺我史公？”太学士陈方策等人上疏：“淮扬，门户也；京师，堂奥也。门户有人而堂奥无人，这能行吗？”朱由崧正倚重马士英，不愿他出镇督师，拒绝了舆请，下达旨意：“辅臣可法，身系安危，朝廷鉴知已悉。”《爝火录》，卷3，162~164页。批准史可法去扬州督师，特加太子太保衔，令百官至郊外饯行。
朱由崧即位一个多月，说话谦和，处事谨慎，待人平和，拘拘守礼。他听从各方面的建议，选贤任能，部署军事，判定施政措施，宣布实行“国政二十五款”，颇有一番维新的气象。人们对“中兴”大业抱有希望。
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表面现象。从弘光政权成立时起，就已经重开党争，党同伐异，而且愈演愈烈。以马士英为首，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他起用崇祯钦定的“逆案”（指魏忠贤案）中在册的人物阮大铖，进而加剧了这一斗争。像正直的大臣大学士张慎言、高弘图、吕大器、姜曰广等先后被排挤出朝廷，史可法在外督师，受到孤立。马士英操纵朝政，“浊乱国是”。弘光朱由崧变改初衷，原形毕露，他“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杂伶官演戏为乐”。他大兴土木，修兴宁宫，建慈禧殿，靡费了大量资金，开宴、赏赐无度，已使国库“匮乏”。《明季南略》，卷2，104页，“朝政浊乱”。
且不说弘光政权如何腐败，在面临战争这个关系命运存亡的问题上，也是举足失措。他们天天讲“讨贼”、喊“中兴”，报君父之仇，把主要危险和敌人看成是李自成和张献忠等农民军，以全力防御。其实他们对北方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还看不到威胁南明存亡的已不是农民军，恰恰是清政权。六月间，史可法在《款清灭寇疏》中，还强调：“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事实是，农民军已被清、吴军击败，退到陕西后，一蹶不振了。而清已据有北京及其畿辅地区，正在准备南下。史可法及南明决策人还不以为意，说：“但清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其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其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他们把清入京看成是帮助明朝复仇的友好举动，主张继续借用清兵全歼农民军。《爝火录》，卷4，235页。在此之前，马士英先自提出：“若可羁縻专力办贼，亦是一策。”《爝火录》，卷4，231页。他认为，崇祯末，授意陈新甲与清议和，当时是“下策”，而“今之上策也”。《爝火录》，卷3，189页。与清议和，实行“联虏击寇”的方针，是举朝一致的意见，已成为南明一项国策。殊不知清朝岂能满足于北方数省之地！他们对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久就被冷酷的现实所打碎。
南明统治集团对吴三桂抱有同样的幻想。当他们陆续得到三桂战败农民军的“捷音”时，无不兴高采烈，“举手加庆”，简直把吴三桂看成了大救星、大英雄！太仆少卿万元吉盛赞吴三桂“惟凭忠义，当闯百万，遂能屡挫贼锋，凯奏收京，功成勒鼎”《爝火录》，卷4，249页。。南明群臣都捧他，把他比作中兴唐朝名将郭子仪、李光弼，与郭、李“同功”。《明季南略》，卷2，66页，“贺士奇言慎刑赏”。还有的甚至说：“吴三桂克复神京，功在唐郭、李之上！”《爝火录》，卷4，222页。大学士马士英向朱由崧奏报吴三桂战败农民军的事，朱由崧大夸“三桂倡义讨贼，雪耻除凶，功在社稷”《爝火录》，卷3，197页。。他们以为，有吴三桂的累战累胜，又有清兵的援助，感到明朝中兴有望。于是，纷纷建议要同三桂取得联系，派兵进至黄河一带，与三桂成“犄角”之势，可置农民军于死地。有的提出：“宜速檄三桂提全师，及号召秦晋两边宿将义旅，并力入秦”，与左良玉部“前后夹攻，指顾扫灭（农民军）”。《爝火录》，卷4，221页。为了鼓励吴三桂效忠南明，不惜封爵之赏。大学士马士英首先建议，对“吴三桂宜速行鼓励，接济其用”《爝火录》，卷3，189页。。五月二十八日，朱由崧赐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子孙世袭，《小腆纪年附考》，卷6，21页。加赐坐蟒滚纻丝八表里、银二百两。户部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责令沈廷扬负责，自海道运送给吴三桂。其他有功将士，由吴三桂开列名单，以便给予升赏。《弘光实录钞》，卷1，172页。参见《爝火录》，卷3，197页，《明季南略》，卷1，40页。
在给吴三桂封爵时，南明弘光政权还不知道他已降清，还认为他借了清朝的兵平息了农民军，对国家创下不世之功。他们所提建议都不过是不合实际的一厢情愿。当然，他们也根本不知道清兵此次进关的目的，一直把它当成是扶危济困的“义师”。为此，弘光政权打算派一个代表团，前去北京。一则对清出兵为明复仇表示感谢之意，同清议和，平分江山；一则面见三桂，把勅书与封赏交给他，以使他为南明效力。
代表团由三人组成：以左懋第为正使，陈洪范、马绍愉为副使。为重事权，特加左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加给兵部职方司郎中马绍愉太仆寺少卿，进总官兵陈洪范为太子太傅左都督，还有锦衣卫祖泽溥作为重要随员同行。七月六日，朱由崧召见他们，托以重任之事。尚书顾锡畴起草的《恭拟祭告陵园文》、《祭告大行皇帝后文》、《吴三桂封爵制书》、《勒谕铁券》、《黎玉田、高起潜勅命》、《谕宣北京人民》、《谕宣彝御书》等七个文件，进呈朱由崧过目，然后交付左懋第等携带北行。经与会诸臣讨论，确定了北使议和的方针，一致同意颁赏吴三桂。《明季南略》，卷2，135页。授权使团执行如下命令：在天寿山特立园陵，为崇祯改葬，与清议和，可割山海关外地，每年给钱十万为限；往来国书按古称“可汗”；通使礼仪，宜遵“会典”，不得曲膝，以致辱命。《小腆纪年》，卷7，4页。
七月十八日，左懋第、陈洪范、马绍愉三使臣与锦衣卫祖泽溥携带黄金一千两，白银十万两，蟒缎、里绢万匹离南京北去陈洪范：《北使纪略》；《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95页。，与清修好。
北使团刚走，总兵刘泽清又请求封三桂父亲吴襄，使三桂感恩于南明。刘孔昭也上奏：“吴三桂父子效忠，宜加殊礼。”朱由崧即封赠吴襄为辽国公，谥忠壮，三桂母祖氏为辽国夫人。《弘光实录钞》，卷2，201页、203页;《明季南略》，卷2，136页。三桂既受封于清，又被南明封赠，父子得到两个彼此敌对政权给予的殊荣，这大概是吴三桂所不曾料到的吧！其实，在给吴三桂加封时，南明弘光“举朝皆知三桂无心本朝，而奸党故欲崇之，已寓卖国之意矣”《明季南略》，卷2，136页。。后来的事实很快证明了这一点。
七月底，陈洪范等人途经东平伯刘泽清驻地，刘给吴三桂写了一封信，托陈洪范捎去。他信中的主要意见，是要吴三桂努力促进明与清的议和，建议吴“何妨劻勷两国而灭闯”《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92页。。他要吴为两个政权效力，共同消灭李自成的农民军。刘的信充满了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吴已降清，怎么可能首鼠两端，脚踏两只船，既为南明又为清效力？这是无法行得通的事。八月一日，使团正准备渡淮河，陈洪范、马绍愉也分别致书吴三桂，现节录陈洪范书如下：
国家遭此大变，臣子应共痛心，独老亲台（指三桂）忠义动天，借兵破贼。至闻太亲台、太亲母（指三桂父母）俱殉节捐生（被李自成处死），一门忠义，万古流芳。更荷清朝仗义助兵，复为先帝发丧成礼，何莫非老亲台精忠感动也！今皇上以亲王登极，锐志中兴，感清朝助兵之义，嘉老亲台破贼之忠，拟遣重臣至北通好……朝仪佥谓：洪范与老亲台托谊……特命同少司马左懋第、冏卿马绍愉齎捧书币，奉酬清朝，崇封老亲台蓟国诰勅，褒励懋勋，奉命驰驱，见在渡淮，先此附闻，诸祈老亲台鼎力主持，善达此意，两国通好，同心灭贼，保全万姓，徼福无穷矣。希先遣一旅，导行利往，余容面罄。《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93页。
马绍愉的信，内容与陈洪范大致相同。《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94页。马、陈与吴家早有关系。当此吴三桂“大义灭亲”，逼走李自成，恢复北京之举，已赢得明士大夫阶层的广泛赞扬，一时成为风云人物，那些原与吴家多少有些联系的人，极力攀龙附凤，不遗余力赞扬吴三桂，其中也不乏溢美之词。马、陈两信，同刘泽清一样，都把吴三桂吹得很高，再传布南明对他及其父母的封赐，进行鼓励。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借重吴三桂在清朝的地位，和吴三桂同它已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从中予以斡旋，说得明白些，要吴充当中间人，替南明说好话，所谓“善达此意”，完成和好。从刘、陈、马三人的信，可见他们完全不了解清朝此次出兵的战略意图，以为它出于大义，真正帮助明朝复仇，不惜大唱赞歌；而对吴三桂已降清一事，也似是而非、似明非暗，以为他还会为南明效忠，利用他来达到两朝和好的目的。这也是南明统治集团的共同想法。他们不久就明白，这些都不过是一种幻想。
陈洪范等人，想在适当时候，把信先送到吴三桂手中，使他预先知其内情，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八月中旬，使团渡过黄河，继续北上，差一名随行官员曹应试先行，向天津总督骆养性通报。据骆养性给朝廷的报告说：八月二十七日，他已接到陈洪范的信，内叙使团北行之意，酬谢清朝礼物与犒赏吴三桂的礼物清单，及陈、刘、马致吴三桂书三封。陈要求，他们到临清（山东仍名）暂住，请天津方面派兵迎护。为此，清内院批示，同意“天津拨兵迎护，无敌疏虞”《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95页。。至九月十五日晚，骆养性已奉朝廷命令，派兵至临清接陈洪范等。《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96页。
九月下旬，使团至沧州（河北沧州市），这时，才听说吴三桂由清朝已改封“平西王”。陈洪范三人还是决定派人携带册命与他们的三封信先期赶到北京，转授给吴三桂，并说明使团此行之使命。三桂接到册书，不启封，原样进呈给位高权重的摄政王多尔衮，表示他对清朝的忠诚不贰。《国榷》，卷102，6143页。《明季南略》，卷4，275页。多尔衮打开赐封吴三桂蓟国公册命，内有“永镇燕京，东通建州”的话，《甲申传信录》，卷10，“使臣碧血”。勃然动怒，想拒绝南明使臣进京。但诸臣议论，南明既以理来，应令使臣入京传见。多尔衮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令使臣来京。《南疆逸史》，卷9，68页，“左懋第传”。二十六日，使团至静海（天津静海），总督骆养性亲来会见使团，传多尔衮之令，使团只准带百人进京，其余皆安置此地待命。《北使纪略》，120页。
九月二十九日至河西务，听说明日顺治举行即位典礼，不便赶路，暂住下来。
十月十日，清派礼部官员迎至张家湾。祖泽溥父祖大寿已降清，清朝对祖泽溥格外关照，已先行到京。这时，他派人来，传来吴三桂的消息：已秘密地告以北使团来京，但三桂说：“清朝法令甚严，恐致嫌疑，不敢出见。”还表示：对南明“终身不忍一矢相加遗”。《北使纪略》，121页。关于吴三桂是否把陈、刘、马的私人信件上缴多尔衮，官方史书失载。但这三封信现已收入《明清史料》集中。据此可知，吴当时不敢收藏这三封信，即如数上缴，清朝把它作为档案存储起来，故留传至今。又，见《明季南略》，卷4：左懋第等“行次沧州，陈洪范遣使先致吴三桂封册”，也证明陈等三人信件先达于吴三桂。他感叹地说：“时势至此，夫复何言？惟有闭门束甲，以俟后命耳。”谢绝了福王朱由崧的一切赏赐。《吴逆始末记》。三桂降清才几个月，他这番话，表明他对亡明故国的怀恋尚未完全割断，换言之，他的良知还没有泯灭净尽。然而，他既受命于清朝，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行动自由。后来，剿杀大顺军、灭亡南明，都是他报效清朝的最好的证明。所谓“终身不忍一矢相加”南明的诺言，也被他的行动予以彻底推翻！趋利避害，是他的准则。眼下，他权衡利害，为保全自己的利禄乃至性命，只有跟清朝走，何况清朝给他的封赐远比南明更丰厚！他说清朝“法令甚严”的话，一点也不假。天津总督原明降官骆养性，因为在接待南明使臣中表示了亲热，竟被人告发，吏兵部议罪，拟革职为民。多尔衮从轻发落，改为带兵督任，保留太子太保左都督衔。《清世祖实录》，卷9，23页。眼前发生的这件事，不能不使他感到恐惧。为保全自己，他回绝了一切对他的诱惑，宁肯不见使臣！陈洪范南返时，曾向朱由崧报告与清议和情况时，透露了三桂的近况：“陷北诸臣吴三桂、祖大寿等，咸杜门结舌，不敢见南人。”《弘光实录钞》，卷3，238页。更不敢受福王朱由崧封赐，重要的是，必获得多尔衮的信任。
在陈洪范使团离南京之前，南明已派遣光录寺卿兼理饷务的沈廷扬《南疆逸史》，卷14，101页，明崇祯末，沈廷扬以熟海运官户部郎中，入南明，仍官原职。从海上押运米十万石、犒师银五万两，前往慰问和犒赏吴三桂将士。吴三桂不敢要，婉言谢绝，一粒米不收，一文钱也不要。《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37页。结果，沈廷扬只好携银米原封不动地从原路退回。
十月十二日，陈洪范使团从正阳门进入北京城。过了三天，清内秘书院与户部官员到使团驻地收取南明所酬谢的礼物。陈洪范等说：“银币是送给你们的，即刻收去。先将银鞘十万、金一千两、蟒缎二千六百匹付给，其余陆续运到。”《北使纪略》，123页。
吴三桂对南明使臣谁也不见，不拜福王诏书，陈洪范携带赏给吴三桂的白银一万两、缎二千匹，无法当面交付给他，便与另两位使臣私下商议：既然吴三桂不肯出面，赏银等物也就不必给他了。这些来收礼物的清朝满族官员，一看还有剩余银缎，也不管谁的，争抢上前攘夺。陈洪范只好说：“这银一万两，缎二千匹，是赏给吴三桂的。既到此，你们就收去，转给他吧！”他们一听，都乐得抚掌，扛起来就走。《北使纪略》，123页。这笔财物，三桂不敢要，大概是被他们私分掉，或上缴充公。
陈洪范等至京五六天，吴三桂奉命同英亲王阿济格出征陕西去了。
南明苦心笼络吴三桂的目的落空了。它想同清朝议和，划界为守，也没有达到目的。多尔衮拒不出见，只派内院大学士刚林及其属下官员出面交涉，断然拒绝南明的议和要求。使臣提出致祭崇祯、重新埋葬的要求，也被拒绝。十月二十六日，刚林向使臣下逐客令：“你们明早即行！我已遣兵将，押送至济宁。”同时还宣布：“你们回去通告，我们即将发兵南下！”次日，使臣怀着沮丧的心情离开北京南返。十一月四日，行至沧州，忽见一清将率四五十名骑兵追来，将左懋第、马绍愉等人扣留，携回北京，只许陈洪范一人回江南。《北使纪略》，124~125页。原来，使臣三人刚离北京时，陈洪范给多尔衮写了一封密信，表示愿降清朝，要求把左、马二人扣留，他一人回南京后，可招徕刘泽清诸将，把江南献给清朝。多尔衮大喜，特派学士詹霸等人追赶，至沧州才追上，向陈洪范密传多尔衮的指令“勉其加意筹画，成功之日，以世爵酬之”。多尔衮按陈洪范的主意，把左、马扣留下来。《清世祖实录》，卷11，3页。参见《南疆逸史》，卷9，68页，“左懋第传”。后来，左懋第不屈服于清朝的威逼引诱，慷慨就义。马绍愉率所从将士剃头投降。陈洪范南返后，于次年六月病死。《明季南略》，卷4，276页，“使臣左懋第”。参见《甲申传信录》，卷10，“使臣碧血”。
南明出使失败，对清朝的幻想破灭了，同时，也完全了解到吴三桂降清。再无意于明朝的真实情况，对他所寄存的希望，亦被严酷的事实击得粉碎。就在驱逐南明使臣出京时，多尔衮遣大军南下，进征南明，整个形势又为之一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