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吴三桂遣使郭云龙、杨珅驰离山海关前往沈阳请兵时，清朝刚出动大军，已离沈阳，踏上了进关夺权的征途。
还在三月中旬，清朝获知明放弃宁远进关的消息，就已判断出明朝面临严重危机，时刻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并“下令修整军器”，储备粮饷、马匹，预定四月初旬“大举进讨”明朝。《清世祖实录》，卷3，21~22页。在此之前，正月间，主持朝政的摄政王多尔衮曾遣使携带书信，取道内蒙古地区，寻找农民军，企图实行联合伐明，从中分享胜利果实。这表明清朝统治者急于推翻明王朝，又力不从心，才出此计策。但李自成根本不予理会，遂使此项谋划落空。《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89页。而李自成率百万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捷足先登，已于三月十九日进入京师，形势发展之快，大出清朝的意料之外！这个消息，大约在三月末至四月初传到沈阳。多尔衮闻讯，迅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当时，刚到盖州（辽宁盖县）汤泉养病的重要谋臣汉官范文程被召回，参与“决策”。范文程老谋深算，胸有成竹，侃侃而言：“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旦倾覆京师，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临之，卹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又说：如果国家只想留居关东，不图大进，那就“攻掠兼施”；如想统一全国，“非安百姓不可”《碑传集》第3册，李霨：《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
范文程首议，乘明朝刚被推翻，局势混乱之机，挥师进关夺权，建立全国统治。他提出的这一战略目标，无疑大大鼓舞了以多尔衮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的勃勃雄心。而他阐述农民军“三败”的论点，又从思想认识上加强了他们夺权的信心。会后，文程言犹未尽，于四月四日《清世祖实录》，卷4载范文程的奏疏为四月四日，可知此次重要会议必在四月一至三日举行。书千百言，再次阐明他的基本战略思想：
乃者有明，流氛踞于西土，水路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此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承丕业以垂休万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离丧乱荼毒已极，黔首先依，思泽念主，以图乐业，虽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者，不过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今明朝受病已深，不可复治，河北数省，必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其不得，患我既得而不能有。夫明之劲敌，惟我国与流寇耳。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为今之计，必任贤抚民，远过流寇，则近者悦而远者来，即流寇亦入而为臣矣。……不然，是我国徒受其劳，而反为流寇驱民也。使举其见在者而驱之，后乃与流寇争，非计之长也。往者弃遵化而屠永平，我兵两次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无大志，所为者金帛女子耳，纵来归顺，亦不久留，其不服者容或有之。彼时得其城而屠之，理也，其何敢以谏？但有已服者，亦有未服而宜抚者，当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又示以昔日得内地而不守之故，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官仍为官，民仍为民，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是抚其近而远者闻之自服矣。如此，河北数省可传檄而定也。……
此行（指即将出征）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信。惟摄政诸王察之。范文程奏疏全文详见《清世祖实录》，卷4、《碑传集》、《八旗通志》等书。清官方文献收录其奏疏时，已几经挖改删削，而上述三种所记，亦略有出入。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内阁大库残余档案，内有世祖实录稿本四册，封面题“二次本”，收录范氏此次奏本，虽经改过一次，但比上述三种所记更接近原文。故本书摘引时，亦照“二次本”。此转引自［台湾］庄练水：《吴三桂封王》，1972年版。
范文程在这份奏疏中，强调此次进兵，与往次进关伐明根本不同，不在得金帛子女，而要的是得“河北数省”（如《清世祖实录》所改：“大河（黄河）以北”），占据中原，有半壁江山，才进而有全国。他疾呼：这次进关，是清朝兴亡的紧要关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成大功而建一统江山在此时，失机会而遗恨将来亦此时。他正确地指明，清朝的敌人已不再是明朝，却是更强大的农民军，同它进行角逐而决最后胜负。为保证清朝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他规定了具体的政治政策，并建议在军事上或直趋北京，或在山海关以西选择一座坚城，驻兵固守，作为关内外之间的门户，以保持前方与后方的畅通无阻。
范文程深刻的阐述，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武装了清朝统治集团，后来的事实证明多尔衮完全采纳了范文程的意见，一切都按他的预见而逐一实现。
在清朝勃兴史上，具有命运攸关的一次进军即将开始。多尔衮果断作出决定，下达紧急动员令，征调兵马迅速集结。四月七日，举行庄严仪式，向太祖、太宗神灵祭告出师；八日，七岁的顺治皇帝驾临笃恭殿，大会诸王诸将，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颁赐“奉命大将军”敕印，以自己年幼，授权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战守方略，一切赏罚，“俱便宜从事”。多尔衮受敕印，行三跪九叩头礼。顺治帝又赐给黄伞等御用之物，以重事权。其他随征将领也都按军级赐给衣服、鞍马等物。《清世祖实录》，卷4，7~9页。参见李《沈馆录》，卷7，2838页，载《辽海丛书》第4册。
九日，多尔衮率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及范文程、洪承畴等一大批满汉蒙古将领，还有留质于沈阳的朝鲜世子李，齐聚堂子，奏乐行礼，再向天行拜。拜礼毕，炮声大作，多尔衮统率“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与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启行。《清世祖实录》，卷4，9页。
清军出征兵力实数，官方文献不载。以清入关前总计兵员12万计之，满洲与蒙古八旗兵抽调2/3，应为8万人；汉军八旗全部，加上恭顺等三王、续顺公沈志祥部约4万余人，此次投入的兵力约在10万以上。《沈馆录》，卷7，2841页。“孔耿两将四万骑，领率大炮车子大路直行。”此四万骑当包括尚可喜部及续顺公沈志祥部在内。又云：清兵前后“军兵之数十余万云，而蒙古人居多焉”。渡辽河后，又有朝鲜国王奉召派出兵员600人随征。《沈馆录》，卷7，2839页。据李氏朝鲜方面报道：清朝征集“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清朝“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8，3734页。。可见清朝在它所统治的范围下达了全面的动员令，出倾国之师，志在必胜。不过，它不会把六七十岁的老人、十几岁的孩童投入前线，而让这批老少辈人代替出征的青壮兵留守后方。可以肯定，留守沈阳及各城镇的兵，除了少量的青壮，多属老弱病。出使朝鲜的清使臣郑命寿对朝鲜使臣不无忧心地说：“成败之判，在此一举。”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8，3734页。这番话，反映了多尔衮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孤注一掷、冒险一战的共同心情。为夺取全国政权，不惜倾国出动，把清朝的命运寄托于这次战争。
师出沈阳，每天大约以60里左右的速度行军。此据《沈馆录》之《西行日记》所记每天行程而计。时值仲春，不时刮起大风，广阔的辽河平原一无遮拦，尘土随风而起，加之军兵车马浩浩荡荡，搅得灰尘乱飞，弥漫如雾，连人的眼睛都无法睁开，行军也难以加快。此时，多尔衮对于山海关方面的情况还一无所知，不敢贸然疾进，边行军边探听情况。沿途只见野兔、野鸡到处奔窜，还组织行猎，鸡、兔无一逃脱。《沈馆录》，“西行日记”，卷7，2839页、2841页。
四月十三日，大军已渡过辽河，前进至辽河西120里的地方宿营。《沈馆录》，“西行日记”，卷7，2839页。多尔衮身任统帅，全军乃至清朝兴亡命运系于一身，他感到一种沉重的压力压在肩上。实在说，他对此次事关重大的进兵似乎还感到没有把握。这也难怪，因为清兵多年来一直同明兵作战，已熟知它的作战特点，但从未与农民军交过锋，能否取胜，他确实有几分担心。他无法入睡，便请来洪承畴，征询他的见解。洪承畴原是明朝蓟辽总督，在松山决战中战败被俘，降了清朝。他出任蓟辽总督前，已任陕甘三边总督，统率明军征剿农民军达十余年，积有丰富的经验，一度把自成军打得溃不成军，逃到商洛山中隐藏。多尔衮正是考虑到洪承畴了解农民军，才召他来谈谈想法。承畴稍事思索，便一口气说了下面的一段话：
我兵之强，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矣。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以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此重务也。况流寇初起时，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贼之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昼夜兼程，可二三百里，及我兵抵京，贼已远去，财物悉空，逆恶不得除，士卒无所获，亦大可惜也。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如此，庶逆贼扑灭……
初，明之守边者，兵弱马疲，犹可轻入，今恐贼遣精锐伏于山岩狭处，以步兵扼路。我国骑兵不能履险，宜于骑兵内选作步兵，从高处觇其埋伏，俾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比及入边，则步兵皆骑兵也，孰能御之！若沿边仍复空虚，则接踵而进，不劳余力，抵京之日，我兵连营城外，侦探勿绝，庶可断陕西、宣府、大同、真（定）保（定）诸路，以备来攻，则马首所至，计日成功矣。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清世祖实录》，卷4，11~13页。
洪承畴这篇议论是在范文程奏疏的第九天发表的。他再次强调申严纪律的极端重要性，要改变清军以往抢掠财帛所造成的令人惧怕的形象，以新的面目出现，这就是要扭转范文程奏疏中被删掉的“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的不利清军状况，要同农民军在政治与思想上“角逐”，是不容忽视的“要务”。其次，承畴以他的经验，指出了农民军“遇弱则战，遇强则遁”的作战特点。同时，他根据同农民军多年打交道的经验，正确地分析了农民军得京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的致命弱点，料定它一经听到清军将至，必携财焚宫殿而遁，清军应限定时日，以精兵为前驱，速行追剿，即使农民军据京师不撤，更给清军造成攻破和消灭它的最好机会。但是，他也明白地告诫多尔衮，农民军战斗力很强，不可与明军等同看待，轻视不得。为慎重起见，保证清军万无一失，他建议用马步更迭之法，防止误中农民军埋伏。遗憾的是李自成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承畴从军事上不得不防，实为计虑周全之法，亦见承畴用兵之细密。关于进京路线，他认为，须从蓟州、密云接近京师的地方突破。这一方略，当然没有把三桂开关请兵考虑在内，换言之，他没有料到三桂会有如此惊人的举动。说明直到十三日，多尔衮、洪承畴等对山海关情况还是一无所知。
洪承畴一席谈，确实进一步坚定了多尔衮的信念，大军按着奔蓟州、密云的方向前进。
十五日早晨五点以后，大军进至翁后（辽宁北镇附近），才行军五里，突然停止前进，众将士都感到很奇怪，随军的朝鲜世子李指使翻译官徐世贤探听消息，听范文程神秘地告诉他：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遣副总兵一人，游击一人来，说山西“流贼”犯围皇城，三月攻陷，皇帝与后妃自缢。国事至此，已无可为，“贼”锋东指，列郡瓦解，惟有山海关独存，而力弱兵单，势难抵挡，今闻大王（指多尔衮）业已出兵，若及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沈馆录》，卷7，2840页。。
原来，来的两个人正是郭云龙、杨珅。他们兼程疾驰，终于在翁后遇到了清军，面见多尔衮，递上吴三桂的信。多尔衮展读后，一下子了解了目前形势变化的真相，大感意外。他为李自成攻克北京，逼死崇祯帝及后妃自缢不由得暗暗吃惊，而对先帝（清太宗）曾一再招降而不顾的吴三桂如今自找上门来，又是一阵惊喜。但他细细推敲三桂的信仍无降意，感到困惑不解。这位年仅三十余岁的摄政王确实精明过人，他思前想后，没有轻信三桂千恳万恳的话语，却是更多地想到了此中有诈，又不便说明。他很友好地安顿好郭、杨二位使者休息，便急忙召来阿济格、多铎等人商量。结果，他们都无法确认吴三桂的真实意图。明清长期处于交战状态，双方积怨甚深，很难取得相互信任。三桂一直同清军作战，拒降坚守，这封求援的信来得太突然，他们思想上毫无准备，仅凭一纸书信，怎能叫他轻信！最后，议定取慎重戒备态度，先搞清虚实再说。于是，多尔衮把杨珅留作人质，派其妻弟拜然与郭云龙一起回山海关探视真情。《沈馆录》，卷7，2840页。尽管多尔衮对三桂疑虑重重，他凭其敏锐的目光，仍然看到了某种希望，这就是他信中所说，未必都是假话。况且又有人质在手，谅三桂也不致大胆轻举妄动。他入关心切，决定冒险一试，不按三桂所约走中协、西协，而是改变行军路线，转向山海关。为加强清军的攻击力量，以防不测，又遣学士詹霸、来衮前往锦州，调汉军携来攻城用的红衣大炮，发往山海关。《清世祖实录》，卷4，14页。
多尔衮在关键时刻改变行军路线，已显示出胆识超人。如照原定行军路线，或按三桂信中所示，就会造成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其结局如何，就很难预料了。清军继续以原行军速度前进。次日，十六日，进至西拉塔拉。多尔衮给吴三桂复了一封信，派人飞马送去。
多尔衮在信中写道：
向欲与明修好，屡行致书，明国君臣不计国家丧乱，军民死亡，曾无一言相答，是以我国三次进兵攻略，盖示意于明国官吏军民，欲明国之君，熟筹而通好也。若今日则不复出，惟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予闻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及伯（指三桂）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夫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也。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敌，尚复怀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钩，后桓公用为仲父，以成霸业。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福贵，如河山之永也。《清世祖实录》，卷4，14~15页。
无须怀疑，这封信必出自汉官之手。在多尔衮周围，有汉官范文程、洪承畴、孔有德等一批谋臣战将，他们随时都会向多尔衮提出自己的建议。此信撇开三桂所提的具体条件而不论，简要地概括了范、洪几次建言和奏疏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向三桂昭示了大清出兵之本意，打出了“期必灭贼，出民水火”的旗号，从而与三桂提出的为君父“报仇”，与“流贼”不共戴天的呼吁取得了完全一致。但这封信的主旨，还在最后几句话，即劝三桂“来归”（投降），以裂土封王的最高奖赏诱其动心。劝诱三桂投顺，是多尔衮执行皇太极清太宗在世的一项既定政策。他感到在三桂眼前遇到危难，无所凭依的情况下，进行劝诱，可以说是抓住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三桂投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十五日晚，多尔衮下令：“明日当倍程”前进，但次日行军没有加快；从十七日开始，清军行速稍加快，每天行八十里，十九日中午进至锦州，在城中歇息半天，第二天早才开拔。《沈馆录》，“西行日记”，卷7，2840页。多尔衮不急于进兵，目的还是等待他的妻弟拜然随郭云龙探听消息后，再作决定。一般史书及近著都说多尔衮接三桂信后，即兼程进发。此说非是。朝鲜世子李随军出征，逐日记录，自十七日始，行速稍快。而至二十日于连山接三桂第二封信后，才真正是“兼程”进兵。此纪为实。所以他边行军边等待，看不出他内心的急切心情。当天中午前后，清军已至连山驿城（今辽宁锦西县，位宁远即今兴城北），忽见原使者郭云龙与新来的孙文焕两人飞马而至，叩见多尔衮，十万火急地说：“贼兵已迫，朝夕且急，愿如约促兵以救！”《沈馆录》，卷7，2840页。说着，呈上三桂的第二封信：
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实为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犹其小也。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贼亲率党羽，蚁聚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从可知矣，今三桂已悉简精锐，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民安，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清世祖实录》，卷4，15~16页。
从三桂的这封信中，多尔衮已知道农民军正逼近山海关，三桂处境危险。这次，三桂要求多尔衮尽速进兵，“直入山海”。这比前一封信提出走西中两协的路线是一个根本改变。仅此一点，已使多尔衮清楚地感受到了三桂救兵如救火的焦急而紧迫的心情。同时，他也为先辈数十年欲得山海关的夙愿即将实现而深受鼓舞！多尔衮还感到满意的是，三桂把他的军事部署通知给他，约清兵与他“首尾夹攻”农民军。多尔衮稍感疑惑的是，三桂尚未答复他提出的归顺的事。真的，三桂在信中只字未提。不过，信中有“京东西可传檄而定”，清军如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就会民心服，财物与土地并得等话，最后一句是：“何事不成！”语意深长，包含了多少内容！一切都在不言中，只可意会，不便言传。多尔衮似乎领会了三桂的妙意，便不苛求于他，眼前的关键是彻底击败农民军才是上策。他不再疑虑，当即下令急行军，轻骑疾驰。入夜，大风刮得很猛，尘土蔽天，夜色如漆，睁不开眼，咫尺不辨。驰行达夜，人马饥渴，到半夜时，经宁远城又飞驰而过。拂晓，至沙河所城外，此处距山海关仅一百里左右。多尔衮传令住兵小歇。这已是二十一日，天刚亮，又急行军四十里，稍作短暂休息，然后，继续疾驰，连续越中前所、前屯卫、中后所，至傍晚，夜幕低垂时，已抵山海关外十五里的地方，多尔衮下令停止前进。至此，清军疾行一昼夜，奔驰两百里《沈馆录》，卷7，2840页。！
就在多尔衮接到三桂第二封信时，即十九日，三桂已得到李自成率大军正逼近山海关的情报，事不宜迟，他“传令聚讲武堂，合关辽两镇诸将，并绅衿誓师拒寇”。有诗为证：
士民尽荷戈。佘一元：《山海关志》。
这首叙事诗，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吴军处境艰难，缺饷，仓库如洗，百姓逃出躲避，形单力孤。三桂只好向绅衿与未逃的百姓征集“捐输”，以继饷源；把当地百姓武装起来，以资兵源。在农民大军压境的情势下，三桂冒险同农民军决一死战。他把求生求胜的希望还是寄托在清军及时赶来参战。
在吴三桂两次遣使的接引下，清军终于在很短的时间及时到达山海关前，已听到“关上炮声，夜深不止”。从远远传来的隆隆炮声，可以判断吴军已与农民军交火。多尔衮这步棋走得完全正确。如果他仍走原道，进入内蒙古地区，与三桂遣使不能相遇；如果多尔衮听信三桂意见，走中、西两协路线，势必不能在李自成大举进攻山海关的关键时刻赶来。三桂难免有被歼的危险，整个结局很可能就会是另个样子。但多尔衮的决策，不仅拯救了三桂，也为清廷定鼎中原提供了可能。一个偶然性因素，三桂遣使，被多尔衮捕捉住，并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多尔衮的谋略，可谓巧妙之极。
多尔衮率大军抵达山海关前，倒是更警惕起来。虽然清军连日夜地急行军，已经疲劳不堪，他仍令清军“披甲戒严”，以防不测。到半夜时，突然下令各营移营。他害怕偷袭，或担心被吴三桂欺骗，招致失败，就会前功尽弃，清朝的前途就会毁于一旦。到这时，多尔衮对三桂还存有某种疑虑，仍在保持戒心。多尔衮如此精明，虑事如此周详而细密，实在不同凡响！
由于清军及时赶到，一场由农民军、吴军、清军三方参战，而且又以后两者的联军专攻农民军一方的空前规模的血战，就要在这座雄关面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