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斩杀李自成使臣，与父诀别，从而彻底断绝了同农民军的讨价还价，公开宣布“讨贼”，向各处散发告示，写道：
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总兵官平西伯吴示：为复大仇，歼大寇，以奠神京，以安黎庶事。切痛先皇被弑，亘古奇殃；剧寇披昌，往代未有，凡属臣僚士庶，能不碎首殒心！今义兵不日来京，尔绅衿百姓，须各穿缟素，协力会剿，所过地方，俱接应粮草，务期罄捣巢穴，纤介无遗。庶使克复神京，奠安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特示。《明季北略》，卷20，374页。
这篇告示已表明他与农民军为敌的原则立场，使自己陷于孤立，腹背受敌；西有李自成的农民军威胁，关外之东有清军压境。虽说三桂及其所部辽兵善战，毕竟力量不足，无法抗拒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此时，他又一次面临着十分困难的选择，既然投向农民军这条路已堵死，剩下的选择是否投向清朝。他在同农民军彻底决裂时，尚未想到投清，而是自任“讨贼”之责，以报君父之仇。他在山海关“传檄远近”，号召和动员人们同他一起对抗农民军。他召集溃散的士兵及唐通的部分降兵，约二万人《三垣笔纪》，232页，载三桂“募兵7千”；《甲申传信录》，卷8，114页，载三桂“共收兵1800人”。《庭闻录》，卷1，载三桂收溃卒，降唐通兵“约2万人”，加上原兵马3万，合为5万。，加上原有的三万人，总计五万余人。显而易见，只凭这些兵力，仍然无法同久经战阵的农民大军相抵抗。三桂充分地估计到李自成不会放过他，迟早会来攻关的，他很忧虑双方力量悬殊，“众寡不敌”《庭闻录》，卷1。。他几经与诸将官讨论对策。有人提出“借兵”之策：“莫若请北兵（即清兵）进关，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向三桂进“请兵”之策者，多不见载史籍，如《甲申传信录》，卷8，144页则道其姓名为部将胡守亮；《平吴录》另载此策为部将方光琛所提。又据三桂说：文官童达行也是当时的核心人物之一。见《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131页。三桂极欲自存，报仇心切，除此。别无良策。后来，他曾回忆：当时“正值闯贼构乱，召卫神京，计不能两全，乃乞师本朝，以雪君父大仇”《平西王吴三桂传》。。这是吴三桂的自饰之词。实际上他是在报君父仇的旗号掩饰下，为了一己之私，转而乞请清兵。
吴三桂从一度短暂的降李迅速转向请清兵，这是他的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机。促使他根本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报复农民军对他的家庭的触犯，陈圆圆被劫，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在的思想因素。长期以来，人们对此因素不予重视，往往批判封建史家夸大其词，误把一个女人被劫当成三桂投降清朝的主因。固然封建史家不能正确解释历史，而今反其道而论之，亦不见得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一个人来说，客观环境、本人出身、家庭状况等诸种情况从来就是决定他（她）的政治思想倾向的基本因素。人是有血有肉、赋予感情的具体人，性格、品行、某个时候的感情、心理状态无不对其行为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人的一喜一怒，一动一静，都可能改变某种既定的行为。尤其在大事临身的紧要关头，这种情绪无不起着某种哪怕是微弱的制约作用。吴三桂处在选择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他的心情既复杂而又动荡不定。心理上的，感情上的，性格上的因素都在影响着他作出选择。如果说三桂置国亡家破、父亲遭难于不顾，却为了一个女人而变脸，显然是不正确的。然而，在他本来心非所愿地投向李自成时，骤然得知自己所爱为刘宗敏劫夺，感情上不能不受到猛烈刺伤，深感蒙受耻辱，由感情上的创伤进而激成暴怒，一变而为复仇心理。如他所说：“大丈夫在世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面目立于世上！”就是他这种心理的真实写照。于是，一瞬之间，政治态度骤变。这就是说。陈圆圆被劫一事在他的感情上起了催化、激愤的作用。吴梅村《圆圆曲》说他“冲冠一怒为红颜”，是讽刺他为了一个女人而投了清朝。但这句话却点明了此事对三桂感情的刺激之大。无须解释，刘宗敏劫陈圆圆只能激起三桂对农民军的仇恨，而仇恨一经产生，便无法再弥合他与农民军之间的感情联系。反过来说，刘宗敏为了占有一个女人，不惜拷掠吴襄，而完全不顾及三桂，这不是自坏大事吗？陈圆圆与三桂对农民军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所以，刘宗敏占有圆圆，不能说只是一个女人的问题，恰恰相反，它是一个重大的政策与策略的原则问题。李自成、刘宗敏因小失大，最终把三桂推向了清朝一边，不是很可悲吗？参见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写道：刘宗敏“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刘“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此事“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此论甚确。这千古遗恨，又能怨谁？
吴三桂决定向清朝乞师，是在形势日益紧张，深感危机的情况下作出的。清朝能否同意出兵，在吴三桂看来，确有相当把握。首先，清朝与农民军各有着根本不同的利益，清朝不会愿意看到一个农民政权成为他的新对手；同样，农民军也不会容忍关外的清朝觊觎它的利益。三桂利用清兵打农民军，就成为可能。其次，三桂的亲属如哥哥和姨夫、他的舅父祖大寿一家及他的好友张存仁、洪承畴等都已降清，他们肯定会劝说清朝君臣同意出兵。再次，清朝已屡次向他发出过招降的信息，对他抱有好感，他自信自己在危难之时，清朝也会积极考虑给予帮助。退一步说，即使这些情况都不存在，三桂也只有冒险一试了。
三桂命书吏起草了一封自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请兵的信，全文如下：
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谊，谅王亦知之。
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首僭称尊号，掳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安）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我国积德累仁，讴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
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锄暴剪恶，大顺也；拯顺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本宜上疏于北朝皇帝，但未悉北朝之礼，不敢轻渎圣聪，乞王转奏。《清世祖实录》，卷4，13~14页。
书毕，三桂特遣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为使臣，大约在四月十一二日，离开山海关，星夜疾驰沈阳请兵。
这封信颇形诸于绘声绘色，把三桂对农民军的仇恨和请兵急切而诚恳的心情都写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封请兵或“借兵”的信，不是请降的信。何以见得？
第一，三桂以“亡国孤臣”的名义，恳请清朝出兵，帮助他报君父之仇，以图明朝“中兴”，恢复其统治。此无意降清甚明。
第二，三桂称清为“北朝”，与“我国”——明朝对称，南北两政权“通好”二百余年，但泾渭分明，即使明朝已亡国，他仍属明朝，与清无涉，这又明确自己的立场不容混淆。
第三，三桂给清兵规定了进兵路线，一从“中协”即喜峰口、龙井口等处，一从“西协”即墙子岭、密云等处入口。这两条路线是清兵经年屡次入口征明的旧路，三桂却牢牢地控制着“东协”即山海关与界岭口等重要关隘。从山海关至京师便捷，独当正面进兵。从西协、中协走，已属侧翼，要绕路，误时日。显然，三桂自为主，而把清兵置于“客兵”的地位。从三桂的这个安排，也看不出他与清为一家之意。
第四，最后，三桂郑重声明，“我朝”报答清兵“兴亡继绝”的扶助之功，不只给财物，还将“裂地”即割让领土酬谢。三桂俨然以明朝的代言人许以优厚的条件，此与降清毫无共同之处。
通览全信，丝毫也看不出三桂欲降清的蛛丝马迹，迄今，有的把三桂的请兵说成是降清，未免言之过早。
且说李自成在北京为三桂降而复叛已深感不安。及至他的使臣被杀、三桂斥父的信传来，知道事已无法挽回。这时，每天都有一次、多至四次快马飞报三桂募兵声言“规复京师”的消息，他更是心烦意乱。百官多次“劝进”，他也无心即位，一再展期，他最担心的是，如果三桂投向清朝，造成吴军与清军的合势，直入北京，后果不堪设想。招降的路已堵死，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以军事手段解决吴三桂问题。于是，他调集部分骑兵先行。《国榷》，卷101，6070页。
李自成决策出师山海关，遭到他的几位重要谋臣将领的反对。李岩提出四项主张，其中一项主张是：“吴三桂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主上不必兴师，招抚三桂，许以父子封侯，仍以大国封明太子，奉明祭祀，世世朝贡，与国咸休，则一统之基可成，干戈之乱可息矣。”力主政治解决，不宜派兵攻打。自成看了他的奏疏，很生气，拒绝了他的劝告。《流寇志》，卷11，183页。牛金星也劝自成：“我新得京师，人心震叠，彼必不敢轻动，亟即真而颁爵赏，示激劝，编师往击，未晚也。”《谀闻续笔》，卷1。宋献策一言挑明：“皇爷（指自成）去，皇爷不利；三桂来，三桂不利。”《东明闻见录》。这些意见，自成都不听。开始，自成并没有想到与吴三桂打仗，更没想到与清军打仗，乃至决定出师，也没有做认真准备，对打大仗缺乏足够的估计。他以为占领北京，大局已定，“天命”归己，只需再派一支部队去山海关，便可马到成功，三桂束手就擒。因此，他打算派刘宗敏、李过出征。不料“诸伪将耽乐，殊无斗志”《小腆纪年附考》，卷5。，在讨论出师时，“仓皇无定”《流寇志》，卷11，183页。。四月十二日，自成集群臣再议东征吴三桂，“刘宗敏等逡巡未应”。自成无法，只好“亲行”出征。他授明降臣张若麒为“兵政府尚书”，随他到刘宗敏等诸帅处，敦促他们出征。《流寇志》，卷12，158页。这些因素已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在自成决策出师的当天即十二日晚，为“绝内患”《甲申核真略》，32页。，将勋戚大臣、锦衣卫堂上官、大学士陈演、定国公徐允贞、新建伯王光通、博平侯郭明振、清平伯吴遵周、永宁伯王长锡、平江伯陈治、都督袁祐、周铭、周铎、周铉等共60余名明朝大员，斩于西华门外。李过将“中吉营”拷讯的明官员彭琯、李逢甲、申济芳等53人全部绞死。自成将尚未处决的原明诸官员都集中到刘宗敏处，“纍纍坐路侧，按籍次第杀之。”到二更时，才停刀，释放了其余的人。《流寇志》，卷12，185~186页。就在这天夜里，北京城外到处张贴吴三桂讨伐农民军的檄文，约“士民缟素复仇”，有的人秘制素农，准备迎接三桂进京。《国榷》，卷101，6073页。
吴三桂檄文至北京，“近京一路尽传”，人心越发惶惶。《流寇志》，卷12，185页。同时，谣言纷起，更助长了人心不稳，连自成的谋士宋献策也私下对人说：“我主马上天子，惜其杀戮太过，益造祸耳。尚有三年富贵，过此恐予术未必验也。”此话一传，“贼心益摇”《流寇志》，卷11，184页。。
十三日，天刚亮，李自成正式出师，共计马步兵六万李自成出征兵数，各书记载是：程源《孤臣纪哭》、《四王合传》、《明史纪事本末》、《罪惟录》、《石匮书后集》等记为6万。《流寇志》记5万，声言10万；《吴三桂纪略》记“发兵10万，号30万”；《定思小记》记10万、《遇变纪略》记10万。综合各书所记，其6万为北京发兵之数，如加上派往山海关的唐通、白广恩余部2.3万人，已近10万之数。，先出东长安门，他亲率精兵七千，“擎刀牵马，列长安街”。在大将刘宗敏、李过等一批将领的簇拥下，自成出正阳门，留守京师的牛金星、宋企郊等官员送至金水桥。百姓闻讯，多跑到东西长安街上观看……
在李自成和他的重要将领后面，还有几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们是崇祯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以及三桂的父亲吴襄，各骑一匹马，随后而行。自成把他们挟往山海关，目的还是指望利用这几个重要的人质，对三桂作最后一次的争取。自成要让三桂亲眼看到亲生父亲还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如念父子之情，投降还不算晚。同时，他也暗示，如仍迷途不返，他会随时将吴襄处决。自成携带明太子及二王，也是出于同样的用意。三桂通过使臣和散发檄文，已向自成提出索要他们的强硬要求。三桂意在把太子控制在自己手里，以为“中兴”之计，一旦把太子朱慈烺拥上皇帝宝座，他自然就成了拥戴的元勋。自成是要三桂确信，太子及二王还健在，如愿效忠故主，就乖乖归顺。他们各怀有个人的政治目的，能否如愿，还是让事实做出回答吧！
李自成率大军经通州，至密云，过永平，浩浩荡荡，朝山海关进发。一场关系命运的决战正在日益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