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司马迁》时，心里很沉重，几乎喘不过气来。在写作中，我时常想：一个人怎么能活得这么艰难，这么没有出路，这么没有尽头？况且他早已不是个男人了，没有做男人的尊严和乐趣，一生就这么在沉重的负轭中踽踽而行。
人的生命有两重性，兽欲的人要求的是释放，便有了肉体的盛宴，有了人类的延续；人性的人要求理性，向往用智慧的光芒辉映人类，这使这个星球上的一切生灵都有了仁慈。但为什么司马迁不能成为一个自然的人呢？他像那些可怜的家禽牲畜一般被人阉割了，生命只剩下了躯壳，虽然还能喘息，但这也只能说是苟延残喘；人还活着，却活得卑微琐碎。活在苟延残喘、鸡零狗碎中的司马迁，竟写下了《史记》这部不朽史章！想想人也真是够神的。在此，我们应该承认，从司马迁起始，文人的两重性就被决定了，他们能生活在最卑微的环境中，也能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创造最伟大的著作。换个说法，不管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也不管后来的人怎么看，历史与文学总还会有的，无论你怎么压迫它，怎么看不起它，践踏它，它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于世，流传于世，哪怕像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那样残损地存在，残损地流传。
文人的华章都不会那么老实，都可能存在两重性，一方面它是人性卑琐的证明，一方面它是委曲求全时的发泄。就因为具备这两重性，中国文学才更色彩斑斓。谁能阻止一个人在他私下抒写的文字中说几句胡话呢？谁会在意它的求实与愤懑呢？只要它是实实在在的，它就是有用的，人们一再视而不见，或是曲解这文学曲解这人类的独特语言，把它驯化成温和而详尽的说明，以求说服人，不去太苛求自己。人生本来就不那么容易，何必总给自己过不去？
司马迁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他，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文人。中国文人的根性与智性，几乎都能从司马迁的身上找到影子，找到理性与感知并存的依据。司马迁在生命过程中的种种努力，成了一代代文人的生命写照。也就是说，你只能像他，你舍此无他，你只是他的一个翻版，被他一代代一次次一层层地翻印。你还有自己的什么创造吗？没有了，你只是他，他也是你。
文人有失落感，有双重性，就具有了复杂的性格。你能从司马迁的身上看到自己，看到中国文人的品性。你可以发出叹息，可以很在意你的文章，但你总躲不开他。司马迁的得意是小得意，你也有这种小得意。司马迁的患得患失是一种狭隘，你也不见得宽厚；司马迁的惧怕是一种对于生命的担忧与恐慌，你也同样，生命在你手里从来就是一种担惊受怕，从来就轻松不起来。
没有人从自己出发研究司马迁，更没有人像研究自己一样去研究司马迁。每逢说到自己，便言过饰非，便口是心非，司马迁便成了他人，便在司马迁的痛苦与审慎中逃逸。说得更露骨一些，你那是害怕承担艰难，害怕承担痛苦。那是因为司马迁已经替你承担过了，你把你的怜悯送与他了。
但你还有没有一丝不安，有没有一丝感动，有没有一丝惧怕呢？
你肯定有。
卑琐使你忘记了他是与别人一样的人，使你忘记了你本该的担承。人类总得不断地否定自己，不断地寻求新的精神与食物，在这一点上，你与司马迁永远无法分离，你与他是骨头连着骨头，筋连着筋的。
因此，你要生存下去，你就得给自己一个说法。
2006年2月15日 北京通县武夷花园至末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