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这篇奏疏写于前168年。西汉王朝建立后，面对秦末战乱遗留下的满目疮咦的破败局面，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与民休息的措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与商业的繁荣，但同时也产生了“民背本而趋末”的现象，商人大事聚敛，农民破产流亡。 针对此晁错提出了“贵粟”的主张。
作者晁错（前200年—前154年），汉族，颍川（今河南禹州）人，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汉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后，任为内史，后迁至御史大夫。 晁错发展了“重农抑商”政策，主张纳粟受爵，增加农业生产，振兴经济；在抵御匈奴侵边问题上，提出“移民实边”的战略思想，建议募民充实边塞，积极备御匈奴攻掠；政治上，进言削藩，剥夺诸侯王的政治特权以巩固中央集权，损害了诸侯利益，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听从袁盎之计，腰斩晁错于东市。 晁错的政论文“疏直激切，尽所欲言”，鲁迅称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代表作有《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贤良对策》等。
【原文】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译文】
圣明的君主在位时老百姓能不受冻不挨饿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君主能耕田来供他们饭吃，织布来供他们衣穿，而是因为他能开发天下百姓积聚财物的道路。因此虽然唐尧、夏禹时发生过连续九年的水灾，商汤时发生过连续七年的旱灾，而国家竟没有一个人被丢弃或饿瘦的，正是因为国家积蓄丰足、有备在先啊。如今海内一统，土地人民数量之多不减禹、汤时期，加上没有连续数年的水旱之灾，而国家的积蓄却不及禹、汤之时，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土地尚有余利没开发，民众尚有余力没发挥，生产粮食的土地没有完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没有全部开发出来，游荡求食的人没有完全回归务农本业。老百姓贫困了，奸诈邪恶就会滋生。贫困产生于不富足，不富足产生于不从事农业生产，不从事农业生产就不能安居乡土，不安居乡土就会轻易离开家乡。结果老百姓像鸟兽那样四散，即使有高高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严酷的刑罚，也还是不能禁止他们。
人在受寒挨冻时，对于衣着不会奢求轻暖舒适；忍饥挨饿时，对于食物不会奢求鲜美可口；饥寒交迫，就会不顾廉耻了。人之常情，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感到饥饿，整年不添衣服就会感到寒冷。如果肚子饿了没有食物吃，身上寒冷没有衣服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保全他的儿子，君主又怎能保住他的百姓呢！圣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百姓致力于种田养蚕，减轻赋税，增加积蓄，以便充实粮仓，防备水旱之灾，故而能得到民心而拥有人民。老百姓如何，取决于君主如何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总是往低处流一样，是不管东西南北的。那些珠玉金银，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然而大家都珍贵它，这是因君主重用它的缘故。这类东西轻便小巧，易于收藏，拿在手里，就可以周游天下而不必担心会遭受饥寒。这会使臣下轻易背叛他的君主，百姓轻易离开家乡，盗贼受到鼓励，逃亡的人有了轻便易带的盘缠。粮食和衣料，生长在地里，按季节成长，又要花很大气力，不是一天之内就能长成的。几石重的粮食，连中等体力的人都扛不动，所以它不为奸诈邪巧之人所贪图，但是如果一天没有粮食、布匹就会遭受饥寒。因此圣明的君主总是以五谷为贵重，以金玉为轻贱。
当今农民五口之家，其成员为公家服役的不少于两人，能耕种的田地不超过一百亩，一百亩田地的收成不过一百石粮食。春天耕种，夏天锄草，秋天收获，冬天贮藏，还得砍柴采薪，修缮官府，供给杂役。春天不能避风沙，夏天不能避暑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冷，一年四季没有一天得以休息。其间还得忙于私人之间的送往迎来，吊丧探病，赡养孤老，抚育幼童。已经如此辛勤劳苦，还可能再遭受水旱之灾，官府急征暴敛，不按时征收赋税，早上刚下命令晚上就更改。农民有粮时只得半价卖出，无粮时不得不向人借贷任其取加倍的利息。于是就有卖田宅甚至卖子孙来还债的。而商人，大的囤积放贷，赚取成倍的利息；小的设摊贩卖，拿着多余的物资、利润，每天游逛都市，乘朝廷急需，出卖货物价格必然加倍。因此这些人中男的不耕田种地，女的不养蚕织布，穿的一定是华丽的衣裳，吃的一定是细粮和肉，没有农民的劳苦，却有田间的收成。他们凭借自己的丰厚财富，交结王侯，势力超过官吏，凭借资产互相倾轧，千里之间，四处游荡，一路上高贵衣冠和豪华车盖相望不绝，乘着坚固的车，骑着肥壮的马，脚蹬丝鞋，身着绫罗。这正是商人兼并农民、而农民流离失所的原因。如今法律鄙贱商人，但商人却已经富贵了；尊重农民，农民却已经贫贱了。因此世俗所尊贵的，正是君主所鄙贱的；官吏所瞧不起的，正是法律所尊贵的。朝廷与世俗的想法完全相反，喜好与厌恶相违背，在这种情况下想使国家富强，法律有效，那是不可能的。
当今要做的事情，没有比促使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更重要的了。要想使老百姓从事农业，关键在于提高粮食的价值。提高粮食价值的方法，在于使老百姓可以用粮食来求赏免罚。现在号召天下人只要向地方官府交纳粮食，就能得到爵位，或是赎免罪行。这样，富人有爵位，农民有钱财，粮食也能得到分散。能通过交纳粮食来得到爵位的，都是财产有余的人。从财产有余的人那里索取粮食以供给朝廷使用，那么贫民的赋税就能减轻，这就是所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办法，此令一出，老百姓就会得到利益啊！它顺乎民心，有三方面好处：一是君主需用的物资充足，二是老百姓的赋税减轻，三是鼓励了农业生产。当前下令规定，老百姓能出一匹战马的，可以免除家中三个人的兵役。战马是国家的战备物资，所以可以替人免去兵役。神农氏有遗教说：“有十仞高的石头城墙，有百尺宽充满沸水的护城河，有百万带甲的士兵，如果没有粮食，也是守不住的。”由此看来，粮食，是帝王最重要的物资，是国家政务的根本所在。让百姓交纳粮食换取爵位，封到五大夫爵以上，才能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那交纳战马的实效相差甚远。爵位，是国君所掌握的，可以开口无穷尽地赏赐给百姓；粮食，是百姓耕种的，可以在地里不断生产出来而不会缺乏。取得高爵与赎免罪罚，是人们非常渴望的事。如果让天下百姓交纳粮食用于边塞，用来换得爵位、赎免罪罚，那么用不了三年，边塞的粮食一定会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