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这是《史记》最后一卷《大史公自序》的节选。 以对话形式，阐述自已著作《史记》的宗旨，和写作过程中的不幸遭遇，显示了忍唇负重、发愤著书的决心。
【原文】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译文】
太史公说：“先父说过：‘周公死后五百年而孔子出生。孔子死后至今又有五百年了，到了继承清明盛世，订正《易》，续写《春秋》，探求《诗》、《书》、《礼》、《乐》的根本的时候了。’他的意思就在这里吧！他的意思就在这里吧！我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著《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的制度衰落废除，孔子在鲁国作司寇，诸侯以他为危害，大夫们也压制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主张不能推行，就评论、褒贬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以此作为天下人行为的准则，他斥责天子，贬抑诸侯，声讨大夫，不过是为了阐明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记载褒贬议论的话，不如将褒贬寓于历史事件的记述中，这样更切实明白。’《春秋》这部著作，上能阐明夏禹、商汤、周文王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世间的伦理纲常，辨别疑难事情，明辨是非，判定犹豫难决的问题，褒扬善人、压制恶人，推崇贤人、鄙薄不肖，保存已灭亡国家的历史，延续已断绝的世系，补救弊政、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中最重要的。《易》阐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关系，所以长于表明变化。《礼》调整人间伦理，所以长于指导行动。《书》记载古代帝王的事迹，所以长于指导政事。《诗》记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长于教化。《乐》使人乐在其中，所以长于使人和乐。《春秋》辨明是非，所以长于治理民众。因此，《礼》用来节制人的行为，《乐》用来引发人的和乐之情，《书》用来指导政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表现事物的变化，《春秋》用来阐明道义。
“如果治理乱世使它回到正轨，没有比《春秋》更合适的了。《春秋》共有几万字，它的精华只有几千字，万物的分合之理都在《春秋》当中可以找到。在《春秋》中，记载杀死国君的事件有三十六起，记载国家灭亡的有五十二个，记载诸侯失政逃亡的多得数不清。考察其原因，都因失去了礼义这个根基。所以，《易》中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所以说：‘臣子杀国君，儿子杀父亲，这不是一朝一夕就造成的，而是长时间逐步发展而成的。’因此，一国之君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的话，跟前进谗言的人看不出，背后叛逆作乱的人也不了解。做臣子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的话，办理日常事务就不知道恰当的方法，遇到意外事变也不能随机应变，作为君主、父亲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终将蒙受首恶的名声。作为臣下、儿子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陷入杀君杀父的罪行而落得该死的罪名。其实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做善事，却因不知道《春秋》大义，被人定上莫须有的罪名也不敢辩白。不通晓礼义的主旨，就会导致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君不像君，就会被臣下冒犯；臣不像臣，就会遭到诛杀；父不像父，就会摒弃人伦之道；子不像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全天下的大过错。把全天下大过错的罪名加给他们，他们也只好接受而不敢推卸。因此，《春秋》这部书，是礼义的根本准则。礼把坏事禁止在发生之前，法却是在坏事发生之后实施制裁。法的惩办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的防止作用却难以被人理解。”
壶遂说：“孔子那时，上面没有圣明的国君，身处下位不被重用，所以才写了《春秋》，流传文章来明断礼义之分，作为一代圣王的法则。如今您上遇圣明的天子，在下享有职位，万事齐备，方方面面都各得其宜，您所论述的，是要说明什么呢？”太史公说：“是是，不不，不是这样说。我听先父讲：‘伏羲非常纯朴忠厚，他作了《易》的八卦。尧、舜那样的盛德，《尚书》给以记载，礼乐由此兴起；商汤、周武王的功业那么兴隆，诗人就来歌颂。《春秋》褒善抑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汉代兴国以来，到如今的圣上为止，获得过吉祥的符瑞，到泰山祭祀过天地，改革了历法，变更了车马服色，受命于天，恩泽如流水润泽无边，连海外国家和少数民族都通过重重转译叩开关塞，请求前来献礼朝见，这样的事数不胜数。臣下百官极力称颂天子的圣德，仍然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况且，士人贤能却不受重用，是当权者的耻辱；天子圣明而他的盛德却不能天下传扬，是主管官员的过错。而且，我曾担任史官，抛开圣明天子的盛德而不加以记载，隐没了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加以记述，是忘记先父的嘱托，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所说的是记述历史事实，整理、编次世代相传的史料，并不是人们所说的著作，而您把这和《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于是整理、编次成文。历经七年，太史公因替李陵辩护而遭受灾祸，被幽禁在监狱里。于是喟然叹息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废没有什么用了！”后来仔细考虑说：“《诗》、《书》意旨隐微而文辞简约，是作者考虑到要实现自己的意志。当初西伯在羑里被拘禁，推演出《周易》。孔子被困在陈、蔡，回鲁国后作了《春秋》。屈原被流放，著作了《离骚》。左丘明失明，这才著作《国语》。孙子膝盖骨被挖，却研究了兵法。吕不韦因罪迁往蜀地，他的《吕览》才得以传世。韩非在秦国被囚，《说难》、《孤愤》由此写出。《诗》三百篇，大都是贤人、圣人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因心意有所抑郁闷结，不能实行主张，所以才追述以往，期望于将来。”于是，我终于动手记述历史，从黄帝开始，经陶唐，直到武帝获麟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