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这篇序文没有大多地去评论、介绍《青霞先生文集》的文章，而是花了较多篇幅去写文集的作者沈青霞，写他的孤忠大节、刚正不阿、忧国忧民。 字里行间流露出悲壮之气，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沈炼（1507年－1557年），字纯甫，号青霞山人。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明朝官员、锦衣卫。嘉靖十七年进士，除溧阳知县。因事左迁为锦衣卫经历，得到陆炳的赏识。 沈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每饮酒辄箕踞笑傲。以“十罪疏”（指专擅国事、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妒贤嫉能、箝制谏官等十大罪状）弹劾严嵩，被处以杖刑，谪居保安州为民。沈炼在塞外，却仍以詈骂严嵩父子为乐，严嵩得知大怒。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严世蕃遣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设计诛除沈炼。恰逢白莲教教徒阎浩等人被捕，招供多名嫌犯，于是列上沈炼的名字。沈炼终因被诬为谋反而遭到杀害，两子同被害。隆庆初年，朝廷下诏，褒奖敢于言事者，特追赠沈炼光禄寺少卿，任用一子为官。天启初年，追谥忠愍。天下士人推崇其德，将他的作品汇编成《青霞集》。《明史》有传。
作者茅坤（1512年8月31日－1601年12月22日），字顺甫，号鹿门，浙江湖州府归安县（今浙江吴兴）人，明代散文家、藏书家。明末儒将茅元仪的祖父。 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官广西兵备佥事时，曾领兵镇压广西瑶族农民起义。 茅坤文武兼长，雅好书法，提倡学习唐宋古文，反对“文必秦汉”的观点，至于作品内容，则主张必须阐发“六经”之旨。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对韩愈、欧阳修和苏轼尤为推崇。茅坤与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同被称为“唐宋派”。有《白华楼藏稿》，刻本罕见。行世者有《茅鹿门集》。
【原文】
青霞沈君，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深疾之。方力构其罪，赖明天子仁圣，特薄其谴，徙之塞上。当是时，君之直谏之名满天下。已而，君纍然携妻子，出家塞上。会北敌数内犯，而帅府以下，束手闭垒，以恣敌之出没，不及飞一镞以相抗。甚且及敌之退，则割中土之战没者与野行者之馘以为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无所控吁。君既上愤疆埸之日弛，而又下痛诸将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国家也，数呜咽欷歔;，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即集中所载诸什是也。
君故以直谏为重于时，而其所著为诗歌文章，又多所讥刺，稍稍传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构，而君之祸作矣。君既没，而中朝之士虽不敢讼其事，而一时阃寄所相与谗君者，寻且坐罪罢去。又未几，故宰执之仇君者亦报罢。而君之故人俞君，于是裒辑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传之。而其子襄，来请予序之首简。
茅子受读而题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孔子删《诗》，自《小弁》之怨亲，《巷伯》之刺谗而下，其间忠臣、寡妇、幽人、怼士之什，并列之为“风”，疏之为“雅”，不可胜数。岂皆古之中声也哉？然孔子不遽遗之者，特悯其人，矜其志。犹曰“发乎情，止乎礼义”，“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焉耳。予尝按次春秋以来，屈原之《骚》疑于怨，伍胥之谏疑于胁，贾谊之《疏》疑于激，叔夜之诗疑于愤，刘蕡之对疑于亢。然推孔子删《诗》之旨而裒次之，当亦未必无录之者。君既没，而海内之荐绅大夫，至今言及君，无不酸鼻而流涕。呜呼！集中所载《鸣剑》、《筹边》诸什，试令后之人读之，其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固矣！他日国家采风者之使出而览观焉，其能遗之也乎？予谨识之。
至于文词之工不工，及当古作者之旨与否，非所以论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嘉靖癸亥孟春望日归安茅坤拜手序。
【译文】
沈青霞先生，以锦衣卫经历的身份，向皇帝上书斥责宰相。宰相非常痛恨他，正当竭力捏造罪名陷害他时，幸亏天子仁爱圣明，特地减轻对他的处罚，只将他贬谪到边塞。那时，沈先生直谏的声名传遍天下。不久，沈先生心情郁闷地携带家小，离家迁居塞上。当时正逢北方敌兵频频进犯，而帅府以下的各级官员都束手无策，闭关不战，任凭敌人随意进出侵犯，竟连向入侵者放一箭抵抗都做不到。甚至在敌人退兵之后，他们就割下阵亡的中原士兵和郊野行人的耳朵以邀功请赏。而百姓中父亲哭儿子、妻子哭丈夫、兄长哭弟弟的，到处都是，他们又无处可以控诉。沈先生对上既痛恨边疆防务的日益废弛，对下又痛心将士日日残害百姓、杀人如草、蒙骗朝廷，他多次为之哭泣哀叹，于是将他满腹的悲愤表现在诗歌文章中，以抒发其情怀，他的文集中所载诸篇都是这类作品。
沈先生本来就因为敢于直谏而为世人所敬重，而他所作的诗文又常有讥刺之言，渐渐传播开来，上下都感到震惊恐慌，于是他们拼命造谣、陷害沈先生，于是大祸也就落到了沈先生的头上。沈先生遇害之后，那些一同陷害沈先生的军界要人，不久也都因罪被罢免，又过了不久，原先那个仇视沈先生的权相也被罢免。于是沈先生的门人、给事中兼谏议大夫俞君，搜集编纂了沈先生生前所作诗文若干卷，并加以刊刻流传。沈先生的儿子以敬，请我在文集前面写篇序文。
我拜读了沈先生文集后写道：像沈先生这样的烈士，不就是古代那些有高尚品行者的后继人吗？孔子删《诗》，从怨恨亲人的《小弁》、讥刺谗人的《巷伯》以下，那些忠臣、寡妇、隐居之人、愤世嫉俗者的作品，一概被列入“国风”，分入“小雅”，这样的作品数不胜数。难道这些作品都合乎中正平和的诗教吗？然而孔子不轻易删掉它们，那只是哀怜这些人的不幸遭遇，推崇他们志向的缘故，他还说“这些诗歌都是发自内心，又能以礼义加以约束”，“说话的人没有罪，听的人完全可以把它作为鉴戒”。我曾依次考察《春秋》以来的作品，发现屈原的《离骚》好像多是怨恨之辞，伍子胥进谏多是警告威胁，贾谊的上疏好像很激愤，嵇康的诗作似乎愤愤不平，刘 的对策似乎过于刚直。然而按照孔子删《诗》的原则编纂它们，看来也未必不能收录。沈先生死后，海内士大夫至今一提起他，无不心酸落泪。唉！文集中所载的《鸣剑》、《筹边》等篇，假使后人读了，足以使奸臣贼子胆寒，使塞上战士跃马而起，激起他们同仇敌忾的勇气，这是毫无疑问的了。日后朝廷派遣了解民情、采集歌谣的使者看到这些诗篇，难道能把它们遗漏吗？我是怀着恭谨的心情把它记述在这里。
至于文辞精美与否，以及与古代作者的意旨是否相合，这些都与评论沈先生的大节无关，所以我就不加论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