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古文观止》寄欧阳舍人书</h1> <div class="vice">作者：曾巩</div> <hr /> <p class="zhushi"> 【题解】 本文是庆历七年(1047)作者写给欧阳修的一封感谢信。 文章反复论述铭志的作用、重要性和写作要求，将对欧阳修的高度评价和真挚谢意蕴涵于议论之中，因而被誉为 “南丰第一得意书”（浦起龙）。 全文委婉曲折，极尽抑扬腾挪之事。 </p><p class="zhushi"> 作者曾巩，1019年9月30日即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九出生，1083年4月30日即元丰六年四月十一逝世，字子固，江西抚州南丰人。出生于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后居临川，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 曾巩祖父曾致尧、父亲曾易占皆为北宋名臣。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超群，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年十二即能为文。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任太平州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通判。熙宁五年（1072）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知州。元丰四年（1081），以史学才能被委任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六年（1083），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追谥为“文定”。 曾巩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与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并称“南丰七曾”。曾巩文学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冲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 </p> <p> 【原文】 </p><p>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p><p>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p><p>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p><p>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p><p>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p><p>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p> <div class="yiwen"> <p> 【译文】 </p><p>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写信给我并为先祖父撰写了墓碑铭文，我反复地观览诵读，心中感激与惭愧交织在一起。 </p><p> 墓志铭这一文体之所以能尊显于世，是因为意义与史传相近，但也有与史传不同的地方。大致说来，史传对于传主的善行、恶行没有不加以记载的，而铭，大概是古代那些功业德行显著、才能操行出众、志向远大、信守节义的人，唯恐不为后世人所知，一定用刻铭文的方式记载下来以显扬于后世。这种铭文有的放入家庙，有的存入墓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假如这是个恶人，那么在铭文中有什么可记载的呢？这就是铭文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就是使死去的人感到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地方，活着的人以此来表达对死者的尊敬之情。而行善的人喜欢自己的生平事迹能得到流传，就会发奋有所建树；作恶的人没有什么事迹可记，就会因此感到惭愧和惶恐；至于那些学识渊博、事理通达之人，忠义刚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美好的言论和善良的行为，都记载在铭文中，就足以为后人效法。铭文这样警戒劝勉的作用，不和史传相近，那又和什么相近呢？ </p><p> 到了世道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心只要褒扬自己死去的亲人而不根据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也都一定要镌刻碑铭用来向后世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拒绝而不写，又因为受其子孙的请求，如果直接写上死者的恶行，从人情道理上又不应该，于是铭文从此就开始有不实之词了。后世想请人撰写碑铭的人，应当观察作者的为人，假使托付的人不妥当，撰写的铭文既不公正又不符合事实，那么铭文就不能够在当代流行，在后代传扬。因此千百年来，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平民百姓，死后没有谁没有碑铭，但传下来的却不多，这个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请托的人不合适，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符合事实的缘故。 </p><p> 那么谁是适当的人而能做到写得既公正又符合事实呢？不是道德高尚而且又善于写文章的人是不能做到的。因为那些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为他们撰写铭文的请求的，对于普通人则能够分辨他们的善恶。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是善的而表现在行为上却好像不善，有内心是奸诈的而表现在外表上却好像很善良，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不能具体指出的，有实际大过名声的，有名过其实的。这就好比用人一样，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受迷惑、评论公正而不徇私情呢？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会公正而符合事实。但是如果铭文的文辞不够精美，仍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写铭文的人又必须擅长做文章。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擅长做文章的人是写不好铭文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p><p>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擅长写文章的人，虽然有时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数十年或者一二百年才出现一个。铭文的流传是如此困难，能遇到这种理想的铭文作者也这样困难。像先生您的道德文章，确实就是所说的数百年才会出现的。我的先祖言论和行为都很杰出，幸运地遇到您能写成铭文并给以公正而又符合实际的评价，这样的铭文能流行于当代、传诵于后世是毫无疑义的了。而世上的学者，每当阅读传记文章所写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其中感人的地方，就往往感伤痛苦得不觉流下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呢？我追怀仰慕祖先的高尚道德而思考铭文能够流传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扩充这一恩惠，给予我曾巩而及于我祖父以下三代人。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将怎样才能表达呢？我又想，像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愚钝的人，而受到先生的奖掖，像我的先祖处境艰难、屡遭挫折、郁郁不得志直到死去，而先生却能使他显扬于后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上少有的奇才，他们谁不愿意投拜在您的门下呢？那些现在还隐居山林、抑郁不得志的人，他们谁不希望扬名于世呢？美好的事情谁不愿做，丑恶的事情谁不羞愧恐惧？作为人的父亲、祖父的，谁不想好好地教导子孙？作为人的子孙的，谁不想荣耀显扬自己的父祖？这件件美事全都要归功于先生。 </p><p> 我荣幸地得到您的恩赐，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我之所以感激的缘由。来信所说的关于我的家族世系的情况，我怎敢不遵照您的教诲而详细地审核考究？惭愧万分，书不尽言。 </p> </div> <script><!-- getPageBottom(); --></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