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晁错是汉初中央、地方对峙的政治变局中的重要人物，当初他极力建议汉景帝削藩，吴楚等七国诸侯遂以“诛晁错以清君”为名起兵反叛，汉景帝临乱听取袁盎的建议杀掉晁错，见叛乱仍然持续方才后悔。后人也由此多同情晁错一心为国反受极刑的冤枉。而苏轼此文则以天下形势和豪杰英雄所应承担的风险责任为视角，指出晁错自己也犯有事先考虑不周和临阵推卸责任的错误，其悲剧有自为成分，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原文】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译文】
天下的祸患，最难处理的是表面上太平无事，实际上却隐藏着难以预测的隐患。如果坐视祸患发展而不采取应对措施，那就可能发展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如果起来强制加以解决，天下人又会因为习惯于表面的太平生活而不相信我的看法。只有仁人君子、豪杰之士，才能挺身而出，为天下长治久安冒最大的风险，以求成就伟大的功业。这当然不是通过仅仅一个月的短期努力，又企图从中苟且求名的人所能办到的。天下太平无事，平白无故地挑起大祸的事端，我引发了它，我又能平定它，这就能够有充分理由说服天下人。如果事到临头，自己却退缩不前想避开它，让别人承担责任，那么天下的祸患，必定会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
当年晁错忠心耿耿，为汉朝谋划削弱崤山以东各诸侯国的势力。山东诸侯一齐起兵，以“杀晁错，清君侧”为名。而皇帝不加明察，用晁错的过失向他们解说。天下人悲悯同情晁错忠于汉朝反遭杀身之祸，不明白晁错有自取其祸的原因。
古代建立大功业的人，不仅有超越当世的杰出才能，而且一定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凿开龙门，疏通黄河，引导洪水入海。当他治水尚未成功的时候，当然也会有洪水冲垮河堤奔腾泛滥的可怕忧患，只是他事先能预料到必然会有这种情况，事到临头就不会畏惧，而能从容地想法对付，因此得以大功告成。试想吴楚那样的七个强大藩国，要突然削弱它们的势力，发生叛乱难道值得奇怪吗？晁错不在这个关键时刻豁出自己的性命，为天下站到担当这场大危难的最前头，置吴楚七国于死地，却反而为了自我保全，想让皇帝亲自率领军队迎战而自己留守京城。况且引发七国之乱的究竟是谁呢？自己想要获得削藩建功的美名，又怎能逃避它所带来的祸患？以亲自率领军队迎战这种最大的危险，跟留守京城这种最大的安全，自己明明是引发叛乱的祸首，却选择了最安全的差使，而把最危险的任务送给了皇帝，这正是忠臣义士极其愤恨不平的缘故啊。这种时候，即使没有袁盎，晁错也难以免除杀身之祸。为什么呢？自己想安居留守，而让皇帝亲自带兵出征，从情理上说，皇帝对此本来就已经很难忍受了，因此心里很反感他的建议，这样，袁盎的挑拨谗言才能乘机起作用。假如吴楚七国反叛时，晁错亲自担当最危险的任务，日夜操练军队，厉兵秣马，向东进军以等待破敌机会，使危险的局势不至于牵累皇帝，那么景帝一定会依仗晁错而无所畏惧。这样，即使有一百个袁盎，又哪里有机会挑拨离间呢？
唉！世上的君子如果企求获得不平凡的功业，那就不要致力于寻求保全自己的办法。假如晁错亲自率领军队讨伐吴、楚，未必不能建功。正因为他想保全自身，而使皇帝不高兴，奸臣才有了挑拨离间的机会。如此看来晁错用以自我保全的办法，岂不正是他自取其祸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