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这是苏轼于宋仁宗嘉祜二年(1057)应进士时所作的成名策论，大受主考官欧阳修赏识，称“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也由此奠定了苏轼的文坛地位。 本文立论清晰，文笔顺畅，从刑罚和爵赏各自的本来功能出发，推究古代圣君无论赏罚均以爱民忧民为本，指出“仁可过，义不可过”，宁宽勿苛的“忠厚之至”原则，对当时聚讼纷纭的刑赏轻重问题，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参以圣王事迹，最后弓1 《诗经》、《春秋》为证，论证充分严密，结构圆融自然。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
【原文】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译文】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的时候，圣君爱护人民何其深厚，关心人民何其真切，完全是用君子长者的忠厚德行来对待天下百姓啊！百姓有一点善行，就及时奖赏他，又及时歌唱赞美他，以此表达对他良好开端的赞赏，勉励他善始善终。有一点恶行，就及时处罚他，又及时对他表示同情加以劝诫，这是帮助他摈弃旧日错误，走上自新之路。所以嗟叹赞许的声音，欢乐悲戚的情绪，在虞、夏、商、周各代的文献上都可见到。成王和康王逝世后，周穆王即位，周王朝的王道开始衰微，但是穆王还吩咐臣子吕侯，告诉他善于用刑的方法。他的话忧戚而不悲伤，威严而不愤怒，慈爱而能决断，悲天悯人而又有哀怜无罪者的心理，所以孔子对此还有所肯定。
《尚书》传文说：“准备赏赐时，如果还有怀疑，宁可赏赐，以便扩大恩泽。准备处罚时，如果有怀疑，宁可赦免，以表示慎于用刑。”在尧的时候，皋陶作执法官，准备处决一个罪犯，皋陶三次说：“杀掉他。”尧却接连三次说：“宽恕他。”所以天下人惧怕皋陶执法的坚决，而喜欢尧用刑的宽大。四方诸侯的首领说：“鲧可以任用。”尧说：“不行，鲧违抗命令，残害族人。”后来又说：“试试他吧。”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杀人的主张，而同意四方诸侯首领任用鲧的建议呢？圣人的心意，由此可以见到了。《尚书》说：“对罪行有疑问，当从轻处理；对功劳有怀疑，就从重赏赐。与其错杀一个无辜者，宁愿自己承担失刑的责任。”唉！这几句话把“刑赏忠厚之至”的含义都说尽了。可以赏，可以不赏的，赏他是过于仁慈了；可以罚，可以不罚的，罚他是超过了道义边界。过于仁慈宽厚，还不失为君子；超过了道义的边界，便堕落成为残忍之人了。所以仁慈可以过度，道义的边界则不容跨越。
古时不用爵位和俸禄来赏赐，不用刀子和锯子执行刑罚。赏赐只用爵位和俸禄，那么赏赐的作用便只局限在能够得到爵位和俸禄的那些功劳的范围内，而不能推行到尚未达到赐予爵位和俸禄的范围。刑罚只用刀子和锯子，这是刑罚的威力只能局限在刀锯之刑所及的方面，却不能威慑那些不至于受刀锯之刑的恶行。先王知道天下的善行不可能一一赏赐，爵位和俸禄也不足以用来劝勉所有人行善，又知道天下的恶行不可能一一施罚，而且刀锯之刑也不足以制裁惩罚他们。所以对赏罚有怀疑时，就完全以仁慈为宗旨去处置，以君子长者的忠厚德行来对待天下百姓，使天下万民相互仿效君子长者的忠厚之道，所以说，这是忠厚到了极点啊。
《诗》说：“君子喜听贤人言，祸乱眼看就平息。君子怒责谗人语，灾祸很快得消弭。”君子对于制止祸乱，难道有特别的方法么？也不过是控制个人喜怒，使它不违背仁厚原则罢了。《春秋》的大义原则：立法贵在严厉而处罚贵在从宽，按照它表扬和批评的原则来把握赏罚的尺度，这也是忠厚到了极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