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这是一篇争议较多的名文，其争议之处则在于文中的“今有人”是否为王安石，以及本文是否真为苏洵所作。 抛开这些争论，本文论点清晰，论说精妙，亦足以发人深省。 文章主旨涉及中国古代政治中人才识别任用这个重大问题，引用历史掌故贴切有力，描画生动，分析深刻，因此自宋朝以后屡屡为人提起。
【原文】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译文】
事情有它必定要达到的地步，情理有它本该如此的确定性。只有心境静穆的有识之士，才能从微小的先机征兆中，预知日后将发生的重大变化。月亮四周出现白色光带，预示快要起风，房柱底下的石墩发潮湿润，预示快要下雨，这是平常人都知道的。至于世间人事变迁，情理形势的前后承续变化，抽象渺茫难以理解，千变万化不可预测，又怎能与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呢？然而有些贤者反而看不到这些联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情感上的好恶扰乱了正常思考，实际上的利害关系又牵制影响了他们的行动啊。
从前，晋代人山涛见了还是儿童的王衍，就说：“将来给天下百姓带来灾难的，一定是这个人。”唐代郭子仪见了犹未得志的卢杞，就说：“要是这家伙当政得志，我的子孙就将遭难灭族了。”在今日来说，其中的道理固然可以预见。不过依我看来，王衍这个人，才貌和言辞固然可使他借以欺蒙当代，盗取虚名。但是王衍不嫉妒不贪贿，与世浮沉追随大流。假如当时没有晋惠帝这样的低能痴愚之辈，只要一个才能中等的人来当皇帝，那么即使有千百个王衍，又怎能乱天下呢？卢杞的奸邪谄佞，固然足以败坏国家，然而卢杞不学无术没有文才，相貌丑陋不吸引人，语言粗鄙不足以迷惑当世。假如不是由于唐德宗鄙陋昏庸，又哪能重用他呢？由此说来，山涛与郭子仪二人当初对王衍、卢杞的预料，或许还有不正确的地方。
现在有个人，嘴里念着孔子、老子仁义道德的言论，自身履行伯夷、叔齐清廉的操守，聚集了一批爱慕虚名、仕途不得志的士人，一起著书立说，私下里相互标榜，自以为是颜渊、孟轲再世，然而这人内心阴险狠毒，志趣与常人背道而驰。这是把容貌言语足以欺世的王衍和奸邪谄佞足以败国的卢杞集于一身了，这种人今后带来的祸害难道能说得完吗？脸上弄脏了，就要洗脸，衣服弄脏了，就得洗衣服，这是人们正常而真实的感情。上面提到的这个人却不是这样，穿着奴仆囚徒穿的衣服，吃着猪狗吃的粗粝食物，像囚犯一样头发蓬乱不梳，像居丧之家面容肮脏而不洗，居然高谈《诗》、《书》等圣贤经典，这难道是出于他的内心真情吗？大凡做事不合人之常情的，极少不是大奸大恶的。春秋时齐桓公宠幸的竖刁自阉入宫，易牙杀子为羹，开方母死不归，就是前例。这个人利用遍于海内的大名声，来促成目前尚未形成的祸患，虽然有一心求治的君主，爱好贤人的宰相，还是将推举而重用他。那么这个人祸害天下，将是必定发生而毫无疑问的，不是王衍和卢杞可以相比的。
孙武说过，善于用兵的人，没有辉煌显赫的战功，假如上面说的这个人不为朝廷重用，那么我的话错了，他就会怀有不遇明主的慨叹，但又有谁了解这种人的祸害竟会达到这种地步呢？不然，全天下都要蒙受他造成的大灾难，这样我得到了善于知人富有远见的美名。那就太可悲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