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纵囚”是指唐太宗贞观年间曾经释放一批死囚，并与他们约定来年受刑之期，结果到期这些死囚如数返回而皆得赦免。这件事通常被人引用作为君主取信于民的历史例证，欧阳修则在本文中从情理和史实两个方面，指出这种记录不足为信，即使真有也不足取法。 论断明晰而章法严谨，其结论和建议均令人信服。
【原文】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译文】
诚信和礼义适用于君子，而刑罚诛戮则施加于小人。刑罚重到该判死刑，本来是罪大恶极，这样的罪犯，又是小人中尤其恶劣的。宁肯为义而死，不肯苟且侥幸活着，能够视死如归，这又是君子也很难做到的事情。而在唐太宗即位的第六年，审查死罪囚犯三百多人，太宗都放他们回家，又约定期限，让他们按期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来期望小人中的恶劣分子一定能够做到。而那些囚犯到了约定期限，最终自动回来，没有一个超过期限的，这是君子都难以做到的，小人却轻易做到了。这难道合乎人之常情么？
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的确是小人。但等到施加恩德到他们身上时，也可使他们变成君子。可见恩德感人之深，改变人的性情之快，竟能达到这种程度。我回应说：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得到恩德深入人心的好名声啊！然而又怎知他放囚犯们回家，不是事先料到囚犯们一定回来以求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怎知囚犯们被放回家，不是事先料到自动返回后必然被赦免，所以才如期返回的呢？料到他们必然回来才放了他们，是在上的太宗窥探到了下面囚犯们的隐情；料到自己必能免死才又返回，是囚犯们窃得了太宗的心事。我只看到他们上下相窥探而成就了各自的好名声，哪里真有所谓的施予恩德与懂得信义的事呢？不然的话，太宗施恩德给天下人，到这时已经六年了，并不能使小人不犯极恶大罪，然而一天放归的小恩德却能使小人们视死如归，还坚守信用道义，这又是说不通的道理啊。
那么怎样做才恰当呢？我认为：放了这些囚犯，等他们自动归来时，便杀了他们，并不赦免。以后再释放同样的死囚，如果他们依旧能自动回来，这才可以知道他们是受恩德感化才回来的。然而这是现实中绝对不会有的事。如果放了他们，他们又自动回来，便从而赦免了他们，这只能偶尔做一次；如果屡次这样，那么凡是杀人的就都免去死罪，这能成为天下的定法么？如果不能作为定法，难道还算是天子制定的法么？因此尧、舜、禹、汤、文、武的治世，一定是从人情出发，不把标新立异来表示高明，也不肯悖逆人情来求取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