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争臣是指向君主直言进谏的大臣。 阳城出任谏官五年却对朝政不闻不问，韩愈为此写了这篇文章进行讽喻，说明谏官不应仅止于“ 独善其身”，而必须“兼齐天下”才行。 文章四问四答，层层递进，是“箴规” 类文体的佳作。
【原文】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入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译文】
有人向我问起谏议大夫阳城，说：“阳城可以算得上有道德的人吧？他学问广博而且见多识广，却不想出名。他身体力行古人的立身处世之道，居住在晋地偏远的边境，当地人受到他品德的熏陶而品行善良的将近千人。有的大臣听说后就荐举他，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人们都觉得这是他的荣耀，却看不见阳城有什么喜色，他任职已经有五年了，看他的品行仍然和隐居的时候一样。难道他会因为富贵而改变心志吗？”
我回答说：“这就是《易》上说的，‘长久保持一种德性对男子来说却是危险的’。阳城哪能算是有道德的人呢？《易·蛊卦》上九的爻辞说：‘不事奉王侯，保持自己高尚的志向。’《蹇卦》六二的爻辞却说：‘臣子忠心耿耿地救助有难的君主，是奋不顾身的缘故。’那是因所处境遇不同，奉行的准则也就不一样。如果像《蛊卦》上九的爻辞所说，处在没被任用的境地，却表现出奋不顾身的操守，那就会产生贪求官位的祸患；像《蹇卦》六二的爻辞所说，处在臣子的职位上，却把不事奉君主的心志看作高尚，那就会被人指责荒废职守。不能效法这样的心志，也最终避免不了过失。现在阳子做官的时间不能说不长，了解朝政的得失不能说不清楚，天子待他也不能说不优厚，但是他却一句话也没有谈到朝政。他看待朝政的得失，就像越国人看待秦国人的胖瘦一样漠不关心，喜乐和哀愁都无动于衷。询问他的官职，他就说：‘谏议大夫。’询问他的俸禄，他就说：‘下大夫的官俸。’询问他朝政，他却说：‘我不知道啊。’有道德的人，原来就是这样的吗？我看古人说到：‘有官职的人，不尽职尽责就应该辞职；担负进谏责任的人，不能提出规谏的意见也应该辞去。’如今阳子认为自己尽了谏议大夫的职责了吗？应该上言规谏却不上言，不上言又不辞职，这都是不对的。恐怕阳子是为了俸禄而做官的吧？古人说过：‘做官不是因为家里贫困，但有时候也有因为家里贫困的。’说的就是这种为了俸禄而做官的人。这样的人应该辞去高官去担任卑职，放弃富贵甘居贫寒，做做守门、打更一类的差事就行了。孔子曾经做过管粮仓的小吏，当过管畜牧的小吏，也不敢荒废职守，一定说：‘财物账目一定要核对正确才行。’一定说：‘要使牛羊肥壮才可以。’像阳子这样的官阶和俸禄，既不低下也不贫寒，这是很明白的，他这么做怎么可以呢？”
有人说：“不，不是这样的。阳子憎恶讥讽君主的人，讨厌身为臣下却以揭露君主的过错博取名声，所以就算规谏并且议论了朝政得失，却不让别人知道。《尚书》说：‘你有好的谋略，就进到里面告诉你的君主，然后在外面顺从、附和，说：“这些谋略，都是我们主上的好德行。”’大概阳子的用心，也是这样的。”
我回答说：“如果阳子的用心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是糊涂的人了。入内进谏君主，出来却不让别人知道，这是大臣宰相们的事，并不是阳子应该做的。阳子本是平民，隐居在民间，君主赞赏他的品行，把他提拔到这个职位上。官职名为‘谏议’，当然应该有所作为以与职位相称，让天下的人、子孙后代都知道朝廷有直言敢谏的大臣，都知道天子有不滥施奖赏、从谏如流的美德，以便隐居的人，都听闻慕名，整衣结发，愿意赶赴朝廷陈述自己的建议，使君主像尧舜一样，圣明的名声千载流传。像《尚书》所说的，那是大臣宰相们的事，不是阳子应该做的。况且阳子的用心，是会使做君主的不爱听自己的过失吧？这是向这方面引导他呢。”
有人说：“阳子不求出名却出了名。不求被用而君主却任用他，不得已而出来做了官，又保持自己的品行不变，您为什么责怪他这么厉害呢？”
我说：“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都不求出名和被任用。他们忧虑世道不平、老百姓的事没有治理，有了道德学问，也不敢独善其身，而一定要兼济天下，勤勤恳恳，到死才停止。所以大禹治水几次过家门却不进去，孔子回家去席子还没有坐暖就出门了，墨子回家去连厨房的烟囱都没有烧黑就又出门了。这两位圣人、一位贤人，难道就不知道自己安逸是快乐的事情吗？实在是因为他们敬畏天命而又同情百姓的贫苦。上天把圣、贤和才能赐给人，难道是让他们仅仅在这些方面有余罢了？实在是希望他们能弥补别人的不足。耳朵和眼睛对于身体，耳朵负责听而眼睛负责看。听清是非，看清安危，这样身体才能保证安全。圣贤，就是时人的耳朵和眼睛；时人，就是圣贤的身体。阳子如果不是贤人，就应该被贤人驱使以事奉上级；如果他是贤人，那么就应该敬畏天命而且同情人民的贫困，他怎么能只贪图自己的安逸呢？”
有人说：“我听说，君子不强加于人，而且厌恶通过攻击别人来表明自己的正直。像您这种议论，率直倒是率直，难道不是有损于道德修养而且又浪费言辞吗？喜欢直言不讳地揭露别人的过失，那就是国武子被杀死在齐国的原因，您是不是也听说了呢？”
我回答说：“君子担任职务，就要考虑到以身殉职；还没有做官时，就要考虑修饰文辞来阐明道理。我要阐明的道理，不是自命正直而且强加于人。何况国武子是因为没有遇到善良的人，却在乱国直言不讳，这样才被杀的。《国语》说：‘只有善良的人才能接受直言不讳的批评。’是说这样的人听到批评之后能够改正。您告诉我：‘阳子可以算得上是有道的人了。’虽然现在还算不上，阳子就不能成为听到批评就改正的好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