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这是韩愈一篇著名的哲学论文。他认为儒家的仁义道德才是道的本源，而佛、道两家则破坏了封建的等级秩序，其僧侣加重了百姓的负担，造成了社会的贫困，因此要恢复儒家道统。 文章结构谨严，论点鲜明、条分缕析、有破有立，气势充沛，波澜起伏。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原文】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译文】
广泛地爱一切人叫做仁，实行仁道而合宜叫做义，循此而到达仁义的境界叫做道，自我具足、无须凭借外物叫做德。仁与义是内容具体、意义确定的概念，道与德是内容不具体、意义不确定的名称。因此道有君子之道、小人之道，而德有凶德、吉德。老子藐视仁义，并不是诋毁仁义，而是他的眼界狭小。坐在井里看天，说“天小”，并不是天真的小。他把和颜悦色、小恩小惠当做仁，把谨小慎微看成义，那么他藐视仁义是当然的。他所说的道，是将他所认为的道当做道，不是我所说的道；他所说的德，是将他所认为的德当做德，不是我所说的德，凡是我所说的道德，是结合着仁与义而谈论的，是天下的公论；老子所说的道德，是离开了仁与义而谈论的，是他一个人的说法。
周道衰微，孔子逝世，秦朝焚毁了儒家的《诗》、《书》，汉朝盛行黄老之学，佛教流行于晋、魏、梁、隋之间。那些谈论道德仁义的，不归入杨朱学派，就归入墨翟学派，不归入老子的道家，就归入佛教。归入那家，必然背离这家。归入哪家就尊崇哪家为主，背离哪家就贬抑哪家为奴；归入哪家就附和它，背离哪家就污蔑它。唉！后世之人想要了解仁义道德学说，该依从于谁而听谁的呢？崇奉道家老子学说的人说：“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学生。”崇奉佛教的人说：“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学生。”信奉孔子学说的人，听惯了那些说法，喜欢听从那些新奇怪诞的说法而轻视自己，也说：“我们的祖师也曾经以他们为师呢。”不仅口头上说，而且又写进自己的书里。唉！后世之人即使想了解仁义道德学说，又该向谁去探求它呢？人们喜欢新奇古怪之说，也太过分了！不探求它的来源，不追究它的结果，只想听那些怪诞的说法。
古代作为民众只有四类，当今的民众分为六类；古代进行教化的占其中之一，今天进行教化的占其中之三。务农的只有一家，而吃粮食的有六家；做工的只有一家，而使用器具的有六家；经商的只有一家，而需要商品供应的有六家。怎么能使百姓不困窘和不偷盗呢！
古时候，民众遭受的祸害多极了。有圣人出来，这才把互相供给生活资料、提供生活条件的道理教给民众，做他们的君主，做他们的老师，替他们驱赶那些虫蛇禽兽而让民众安居于中原。天气冷了，于是教他们做衣服以御寒；肚子饿了，于是教他们种庄稼以获食。巢居在树上会坠落，穴居在洞里易生病，于是教他们构建房屋。教他们做工以供给生活器具，教他们经商以互通有无，教他们医药知识以拯救那些短命夭折者；为他们制定埋葬、祭祀的制度以增长人与人之间的恩爱之情；为他们制定礼节，以分清尊卑先后的次序；为他们制作音乐，以宣泄人们的烦闷；为他们制定政令以督促那些怠惰懒散的人；为他们设立刑法以铲除那些强悍不驯之徒。民众互相欺骗，就为他们制作符节、印玺、量器、衡器以作遵守的凭信；百姓互相争夺，就为他们设置城郭、甲衣、兵器以供守卫。有灾害将要来临，就给他们做好准备；有祸患即将发生，就给他们做好防范。如今道家那些人说：“假如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止息；砸碎量具，折断衡器，民众就不会争夺。”唉！那也真是不加思考的话罢了！如果古代没有圣人，那么人类早已灭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没有羽毛鳞甲来对付严寒酷暑，也没有利爪尖牙来夺取食物。
因此，君主是发布政令的，臣子是执行君主的政令而将它们推行给民众的，民众是生产粟米丝麻、制作器皿、流通财货以事奉居于其上、统治他们的人的。君主不发布政令，就丧失了他做君主的资格；臣子不推行君主之令而将它们实施于民众，就丧失了他做臣子的资格；民众不生产粟米丝麻、制作器皿、流通财货以事奉在上统治的人，就要受到惩处。如今佛教的法规说：“必须抛弃你们的君臣之义，舍去你们的父子之亲，禁止你们的相生相养之道。”以追求他们所谓的“清净”、“寂灭”。唉！他们也幸亏出现在三代之后，才没有被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所贬斥；他们也不幸没有出现在三代之前，没有得到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的教诲和纠正。
五帝与三王，他们的名号虽然不同，而他们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是一样的。夏天穿葛布衣裳，冬天穿皮毛衣服，渴了就喝水，饿了就吃饭，这些事情虽然不同，但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人类的智慧，其道理是一样的。如今道家的人说：“为什么不实行远古时代的无为而治呢？”这也就等于责怪冬天穿皮衣的人说：“为什么不过穿葛衣那样简便的生活？”责怪饿了吃饭的人说：“为什么不过只喝水那样简易的生活？”《礼记·大学》篇说：“古代想要将其光明的德行发扬于天下的，先要治理好他的国家；想要治理好他的国家的，先要整治好他的家庭；想要整治好他的家庭的，先要修养自己的身心；想要修养自己的身心，先要端正他的心志；想要端正其心志的，先要自己具有诚意。”那么，古代所谓正心而诚意，都是将要因此而有所作为。现在呢，想要修养自己的身心，却将天下国家置之度外，灭绝天伦，儿子不把他的父亲当做父亲，臣子不把他的君主当做君主，民众不做他们该做的事。孔子写作《春秋》时，凡诸侯用夷狄之礼就视之为夷狄，进步到用中国之礼就视之为中国诸侯。《论语》说：“夷狄虽有君主，也不如华夏的没有君主。”《诗》说：“戎狄应该打击，荆舒应当惩治。”如今，标举夷狄之法，并放在先王政教之上，还有多久能不全都变成夷狄呢？
我所说的先王的教化，是什么呢？就是广泛地爱一切人叫做仁，实行仁道而合宜叫做义，循此而到达仁义的境界叫做道，自我具足、无须凭借外物叫做德。其文籍是《诗》、《书》、《易》、《春秋》，其方法是礼仪、音乐、刑法、政治，其民众是士人、农民、工匠、商人，其人伦关系、名分是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其衣服是麻布、丝绸，其居处是房屋，其食物是粟米、果蔬、鱼肉。它作为“道”是明白易懂的，而作为教化是容易施行的。因此，用它修身，则和顺而吉祥；用它对人，则恩爱而公正；用它治心，则和谐而平静；用它治理天下国家，没有用在哪里而不恰当的。因此，人们活着能够合乎情理地生活，死了就能得到按礼法的安葬，祀天就能使天神降临，祭祖就能使祖先的灵魂前来享用。若有人问：“这个道，是什么道呢？”回答是：“这是我所说的道，不是刚才说的老子与佛教的道。尧将它传给舜，舜将它传给禹，禹将它传给汤，汤将它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后，这个道就没有得到传人。荀况与扬雄，对它有所拣取但不精粹；论述过一些但不详备。自周公以上，继承道统的都是居上位做君主的人，所以儒道能够实行；自周公以下，传道统的是处下位为人臣的人，所以其学说得以长久流传。”既然如此，该怎么办才可以呢？回答说：“不堵塞佛老之道，儒道就不能流传，不禁止佛老之道，儒道就不能推行。让那些僧道还俗为民，将他们的经籍焚毁，将他们的寺观改作民房，阐明先王之道以引导民众，鳏夫、寡妇、孤儿、孤老、残疾和病人，都能得到供给赡养。那也就差不多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