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所讲，是因为要研究讲解“齐其家在修其身”的道理，必须先要明白中国文化两三千年来，所谓“齐家”之“家”的内涵指标。因此大略介绍过去历史上，所谓“大家族”和“大家庭”的情况，是《大学》所指“齐家”之道的重心所在。至于初由一男一女、两相单独建立的“小家庭”，是归于“夫妇之道”的范围，当然也和“修身”、“齐家”有其基本的重要关系，但非本段文言的主要所指。
《大学》本文这一段“齐其家在修其身”的内容，特别提出有五个心理问题，是主持家政的人，也可以说包括所有主持一个社团，或政党的领导人，本身最需要有自知之明，避免容易偏差、容易犯错的主要修养所在。这五个心理问题的内容是：
一、人之其（有）所“亲爱”而辟焉。
二、（人）之其（有）所“贱恶”而辟焉。
三、（人）之其（有）所“畏敬”而辟焉。
四、（人）之其（有）所“哀矜”而辟焉。
五、（人）之其（有）所“敖惰”而辟焉。
这五个“而辟焉”，也可说，就是人们容易犯错误的五个心理问题的专题。“辟”字，在古书古文上，有多重释义，有等于开辟的辟，也有等于庇护的庇。但在《大学》本文这里，“辟”，是等于偏僻、偏差，甚至有病癖的意义。我们先要了解这个文字上的意义，然后再引用比较浅近明白，在历史上有过经验的故事来做说明，就更容易明白这些心理问题了。
我们想引用历史故事来说明，也是为了配合《大学》所讲“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之标的来讲。其实，由上面所提出最浅近平常的五个心理问题，上至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乃至工商业团体，甚至现代所谓的民主党派；下至每一个平民的小人物、小家庭，随时随地也都普遍存在这些问题。假如真要举出实例，恐怕要用再多的货柜也装不完的。只是为人长上，或做父母的家长们，一时很难“反躬自问”，很少有人肯自我反省而已。
有关第一个“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历史故事的事例，便是《战国策》所记载触詟说赵太后的先例。在战国的末期，燕赵两国和西面的秦国最接近，也都是秦国急于想吞并的对象。刚好赵惠文王死了，他的儿子孝成王即位，年纪很小，是个寡妇孤儿的局面很难办，只好由能干的赵太后亲自出来掌握政权。秦国看到这个时机，就出兵急攻赵国。赵国没办法，就向齐国求救兵。齐国又把握机会要挟赵国，让赵国必须派遣赵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长安君来做人质，齐国就会马上出兵救赵。赵太后不肯，大臣们极力劝谏她赶快派遣长安君去齐国，否则，就来不及了。赵太后就公开地说：“如果再有人向我说，要派长安君到齐国去做人质，我老妇必唾其面。”
正在大家毫无办法的时候，赵国的一位老臣触詟（官拜左师），忽然请求要见太后。太后想，他偏要倚老卖老来见我，一定和这件事有关，就很生气地等着他。但触詟是赵国的老臣，威望又高，所以虽然生气，也还不失礼貌地接见他。触詟老态龙钟，慢慢地一步一步走上来，嘴里说：“老臣病足，走得不快，请太后宽谅。我因为很久没有来晋见太后了，怕你玉体欠安，所以想来看看太后你啊！”太后就说：“我是靠坐銮驾走动，还算不错。”触詟又说：“胃口还好吧？”太后说：“老了，平常只吃流质的稀饭。”触詟说：“我真老了，不想多吃东西。不过，每天勉强自己出去散步，走三四里，算是运动。这样，胃口就稍好一点，身体也舒服多了。”太后听了便说：“老妇不能。”讲到这里，太后态度就变缓和，心里也放松了。她觉得触詟这个老头子，完全是和自己说些老人话而已，大概不会讲要长安君去做人质的事，也就完全放心了。
跟着触詟便说：“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这是说，我有一个最小的儿子，名叫舒祺，很不像我少年时候的努力用功。不过，人老了总是疼爱自己的小儿子。我希望你太后开恩，叫他来补个王宫警卫队的队员。他有了一个位置，我也就安心了，所以我就不怕死地随便说出来。求求你太后准许吧！太后一听，就说：“好吧！他几岁了？”触詟说：“他只有十五岁，虽然还小，但我怕自己快要死了，‘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所以要抢着来对太后请求。”读了这一段，活像眼前看到一个很啰嗦的老头子，唠叨着为儿子求职说话。
太后说：“大丈夫男子汉，也会爱怜自己的小儿子吗？”触詟说：“哦！男人们比女性还过分呢！”太后说：“女人和男人不一样，爱是真爱。”触詟说：“我看太后你爱你那个嫁去燕国的公主，比爱长安君还厉害。”太后说：“哪里能比，我实在最爱长安君，他实在还太小啊！”触詟说：“做父母的爱儿女，都是要为儿女长远的前途打算。你太后送公主嫁到燕国去的时候，一步一步跟在她的后面，一边又流着眼泪，担心她嫁得太远。看了，真够难受的。但她出嫁了以后，你不是不想她，而且还随时祷告老天保佑，不希望她会回来啊！那不是希望公主在燕国，生个儿子，可以继位为王吗？”太后说：“那是当然的，是这个意思。”他和太后的谈话到了这里，触詟便说：“如果细算三代的事，我们赵国前面历代的赵王，能够继位的后代子孙，好像存在的不多吧！”太后说：“都没有了。”
触詟说：“其实，不只赵国，其他各国的诸侯后代，能够继位存在的，有很多吗？”太后说：“我没有听说过还有多少存在的。”
触詟便说：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指公王）。
这是说，那些目前看得见的诸侯子孙们，都是在眼前就闯了大祸，本身受报应了。有些虽然迟了一点儿，大家也眼见他们的子孙没有好结果。难道是做人民的老板们、做皇帝诸侯的子孙们，都不是善人吗？其实，不是这个道理。因为这些高贵的子弟们，家庭出身太好，生来就自然有高贵身分的地位，但他本身对社会、国家并无半点功劳，而且因为出身不同，生活“自奉”得很富厚、奢侈、骄纵。得来容易，习惯了不劳而获，并且方便要挟，而取得贵重的资产太多了。例如你太后，现在随便就封了小儿子做“长安君”的官位，又给了他许多肥好的房地产，把好的东西都给他，还有特别的权利。你还不趁现在叫他努力做一点对社会、国家、人民有贡献，有大功劳的事情。如果有一天，你像山崩一样的倒下去了，那么长安君有什么办法自己对赵国的老百姓做交代啊？所以我认为你爱长安君，是不及爱出嫁燕国的公主一样深呢！
讲到这里，赵太后全明白了。便说：“好吧！我懂了，随便你怎样办吧！”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干齐。齐兵乃出。”原文写到这里，后面还附带一段很有深意的结论说：
子义（赵国人）闻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这是说，一个赵国人名叫子义的，听到了这件事的经过内情，便说：“你们看，做人们大老板的帝王，他们的子孙，也就是他们的亲骨肉，还不能只靠没有功劳的地位，也不能靠没有功劳的享受。不然，你虽然尊贵，满堂黄金宝玉，也无法守得住的。何况我们做普通的老百姓，有财富，就一定可靠吗？”
我们引用这个历史故事，是借来说明“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的道理。因为一牵涉到亲情、爱情，心理就有偏差，严重一点，就心理失常。那么，所有的智慧、理性，就都会被自己的感情所蒙蔽了。正如欧阳修所说：“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岂但国家大事，就是三家村里的贫困小户人家，也随时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何况那些有权有势，或是财富大老板们的家庭呢！所以“齐家”之道，在“先修其身”的不容易了。尤其像现代的一家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集中了大人们的亲爱、哀矜、畏敬、敖惰，甚至贱恶于一个孩子身上。真是使人不寒而栗，不敢想象，将来后一代的子孙，是什么样的情况。
有关第二个“（人）之其所贱恶而辟焉”历史故事的事例，也就是孔子所著《春秋》中的旨在“责备贤者”的第一个历史故事，在左丘明发挥解释孔子的大义《左传》上，所谓“郑伯克段于鄢”，就是最重要的先例。
郑庄公的生母武姜，生她大儿子庄公的时候，正在昏迷睡梦中，被惊醒痛醒了，所以在心理上有了主观的成见，压根就对这个儿子有反感。用后世俗话来说，这真是前世的孽。因此她钟爱第二个儿子共叔段，她希望老公郑武公把王位传给老二。但当时在宗法传统的习惯上，必须以长子作为王位的继承人，如俗话所说：“皇帝重长子，百姓爱幺儿。”况且庄公从小便很聪明能干，有机谋，当然就顺理成章继位了。可是他的生母心里是很不高兴、很不愿意的。
庄公即位以后，做母亲的武姜，便要求大儿子庄公封弟弟共叔段到制邑去做地方首长。庄公明白母亲的用心，就对妈妈说，那个地方地形险要，上代的虢叔就死在这个地方。妈妈！你老人家另选一个地方吧！
其实，庄公知道这个行政区域很富有，兵精粮足，弟弟去了要造反夺权就难办了。所以对妈妈说假话，故意推托。这就是亲生母子之间，在政治上、权利上钩心斗角，毫无“诚意”真情存在。武姜不得已，为老二要了京邑。庄公只好照办，因此大家就叫老二共叔段为京城大叔。
郑国有一位大臣叫祭（蔡）仲，便对庄公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这就是说，你把那么大的最重要地区，封给弟弟去治理，对国家安全来说，是有问题的。同时，又说了许多理由。郑庄公听了，半真半假地说，那是我妈妈姜氏硬要的，我做儿子的，有什么办法，祭仲便说，这佯做，你的妈妈也不会满意的，“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庄公便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你放心，等着瞧吧！
接着，老二共叔段又另外要求在郑国的西边和北边的两个大地区，一并归到他的范围，这已等于有全国一半的地盘了。宗室的大臣公子吕便对庄公说：“国不堪贰。”一个国家，不能两分。你究竟想怎么做，要把国家交给你弟弟，我们就去报到，不然，就应该另有处置。否则，全国老百姓，也弄不清楚大方向了。庄公说：“无庸，将自及。”你放心，没有用的，他自己会倒霉的。事情愈来愈严重，公子吕又说一次。庄公便对他说，“不义不昵”，他老二不讲情义，不和我做哥哥的亲爱和睦相处。“厚将崩”，累积罪过愈多，垮得更快。
最后，老二共叔段什么都准备好了，就要发动叛变，用武力来抢夺哥哥的政权，妈妈和他约定做内应，发动的日期也约定好了。庄公的情报很清楚，因此，就派兵去伐京邑。百姓也不拥护共叔段，所以他想抢王位的计划，就全盘失败了。最后，逃到鄢邑。庄公再命令伐鄢。共叔段只好逃去投奔共国。因此，庄公下命令把母亲迁出内宫，下放到一个小地方城颍去住，气得狠狠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这就是说，除非我们母子两人都死了，在地下才再见面。换言之，永远不想再见到妈妈了。
当然，亲生的母亲，虽然最恨她的偏心所造成的错误，但到底还是有母子骨肉的亲情。人世间最难解脱是情的作用，尤其是亲情最难了了。所谓孝道，便是至情的表现。事后，庄公也很后悔，话说得太过头了，事也做得太绝了。总算经过他的另一位功臣颍考叔的劝谏，为了兑现誓言，叫庄公挖了一条地道，再使母子相见，终使母子重新团聚了，恢复原来母子之间的亲情。《左传》记到这里，便说：“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孝敬父母，是人性爱心最基本的真诚。孝敬自己的父母，又扩充到孝敬别人的父母，这才叫做“纯孝”。
《左传》的原文很精彩，文字写作得很优美，而且简练晓畅，翻成了白话文，反而没有那种纯朴深刻的风味了！我们小时候读它，是要朗朗上口，背诵得出来，一辈子都有用处。变成了白话，就没有深度了，看过了就会丢掉，很少有再启发作用的价值了。孔子著《春秋》，是从他的故国鲁隐公元年，也就是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七二二年）、亚述帝国灭以色列的那一年开始。换言之，郑庄公出兵打弟弟共叔段，就是发生在这一年的故事。孔子对郑庄公的贬辞的要点，只用了一个“克”字。因为一个国家，对敌用兵胜利了，才可以叫“克”。共叔段是他亲兄弟，做哥哥的明明知道他被妈妈骄惯宠坏了，为什么不在事先好好设法教导，至少，也应该预先防范处置。但郑庄公却用政治手段，故意培养他、放纵他，造成他犯最严重的错误，叫全国的人看清他的不对。又把他当敌人一样，出兵去讨伐他，表示自己的了不起。其实，郑庄公从基本出发，完全是玩弄手段，制造一个罪过的圈套给弟弟和母亲去钻，因此而赶跑弟弟，甚至在征战中杀了他，还自充好人，是为国家安全，不得已才大义灭亲，这就是阴险奸诈的用心。不但没有兄弟友爱的亲情，对母亲更没有真正的尽孝，为什么不好好事先感化母亲的错误，而且这样做，更是大大不合于“治国”、“从政”的道德，是为后来春秋时期各国的诸侯，开启了坏风气的“始作俑者”。所以孔子只用了一个“克”字来标明他的罪过。这样以一个字来批判善恶、是非，就叫做著《春秋》的“微言大义”的精神所在，也就是奠定了后来中国两千多年，写历史用字用句的典范。
至于对郑庄公母亲的偏心偏爱的过错，孔子不忍心说“天下有不是的父母”而已。但左丘明却根据孔子的《春秋》，“秉笔直书”，把郑庄公和他的母亲的不能“修身、齐家”的前因后果，都记述得清楚，为后人做警惕的榜样，这就是《左传》所谓“传”也。这也就是不能“齐家”，不足以“治国”的“宪”榜。
有关第三个“（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的历史故事实例不少。严格研究，也很复杂，可以另成一个专题。而且牵涉的学科很广，当然，主要的还是哲学和心理学、医学等学，最为重要，因为这些科目，也是最有相关的学科。
我们退而求其次。这里所谓的“畏敬”问题，其中包括有两种成份，一是“畏”，二是“敬”。《大学》在这里把这两种内涵合称为一个名词，等于是由“畏”而“敬”的作用。这种现象在人的心理作用上，严格的说是普遍存在的。换言之，“畏敬”，它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尤其在宗教的心理学上，更为明显。举例来说，人为什么惧怕鬼神？因为你不知它究竟是真的“有”，或是真的“无”。而且从有人类以来，个个说有，而人人又没有真正的见过。说看见过的，或肯定相信的，究其实际，仍然多是捕风捉影之说，并不像自然科学，可以拿出实质的证据来。
所谓鬼神之说，也就是概括“敬天”，或“敬事上帝”等等“形而上”，似乎另有一个作用的存在。不管任何一个顽强的人，虽然绝对不理会这些说法，但在他一生有某一种身心状况发生时，仍然难免会起一种异常的感受，恐慌、怀疑。那便就是这种“畏敬”心理的原始作用。
人的生命，有生必有死。但谁都一样，平生所最畏惧的就是死。因为人人都没有把握自己几时会死？自己是怎样死的？死了以后，究竟是怎样的？死了以后，还有来生吗？这些问题也都和“畏敬”心理的作用密切有关。
不说死而说生吧！谁也不知道自己活着的一生，前途的遭遇会怎样变化？受苦或享福？和我生活有关的父母、夫妇、儿女、财产、权位、主管、老板、政府、国家、世界等等，都无法自定，无法可以前知。因此，要算命、看相、求神、问卜、看风水（相宅、相墓地），甚至还请人来相看办公室、床位等的所谓“不迷而信”的“迷信”专家，就普遍地无所不有了。因为人们的心理，从来就存在着，有事事不可知，患得患失的畏惧心理。除了怕“生”怕死以外，怕没有饭吃、怕没有衣穿、怕没有钱用等等，无论穷富，谁也难免一怕，这就叫做畏惧。
至于从小在家，就畏惧父母、畏惧兄弟姊妹。读书入学，畏惧师长。学成做事，畏惧长官、老板，甚至畏惧同事、同僚。出门怕赶不上车，天晴怕下雨，不下雨的时候，又怕天晴。有人因为怕穷，怕失去了不能占有一切的希望，就不惜作奸犯法去偷人、抢人、害人。但也有人，为了怕违背道德，怕违犯法纪，而甘愿穷途潦倒一生。几乎一个人活了一生，随时随地都在畏惧中，但又自以为是、自得其乐的过了一生。
总而言之，细数人生，谁又不在“畏敬”中过了一生？但是，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鬼神并不可怕，因为没有见过。上帝、佛、菩萨也不可怕，天堂和极乐世界都距离我们太远。最可怕的是“人”，更可怕的是“自己”，尤其可怕的是人自己所造成的“人”神，它的代号，叫做“权威”。其实，权威只是虚名，它没有一个东西，但它又把握支配了一切的东西，它是以一个孤苦伶仃可怜的人为形象，是“寡人”、是“孤家”，他使人不想接近，又想接触。望望然很渺小，又好像很伟大，总之，是人人自我矛盾所造成的一个“偶像”。最好的“偶像”，是没有一个他的自我形式，是以人人心中各别自我所形成的一个“偶像”。它使人人心中自我自生有“畏敬”成癖之感。这就是《大学》所说“（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的最高原理。
先不说过去历史上的往事，只以我所经历过的时代，由二十世纪初期而到现在。小的时候，开始接触文化，也和众人一样，喜欢读各种名人的传记，拿来对比中国历史上的人物。那个时候，开始读德国的威廉二世和什么铁血宰相俾斯麦，很新奇很惊讶。其他如兴登堡、福熙元帅，包括钢铁大王卡内基等等，都是新鲜的玩意。听的是李鸿章，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的伊藤博文，仰慕的是曾国藩、石达开等等。但这些也只属于少年时期的憧憬而已。
到了北伐前期，印刷术已稍发达了，到处可以看到一张又一张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袁世凯、张勋到奉、直战争的大帅们，和革命先驱孙中山、黄兴，甚至什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总司令蒋介石的画像。一个个都是人们所制造的“权威”，令人望之似乎“畏”而生“惧”，但未见得有“敬”意的存在。
接着而来的，便是二十到三十年代，西方欧洲的国际局面变了，什么意大利新兴时髦的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是如何的枭雄，怎样的了不起。跟着而来，德国的领袖希特勒，如何的枭雄，怎样的了不起。中国无人可及，墨索里尼也还差一点。天上的飞机，可以丢什么炸弹，汽车以外，又有机械化的部队坦克车，机关枪、迫击炮是怎么的厉害。俄国又自“十月革命”以后，有了苏联第三国际，列宁是怎么的神圣。日本的威风可怕，也制造了东条英机和土肥原，更是嚣张。赶快去找《墨索里尼传》、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等书来看。当然，那时的美国，还算是老实，关锁自己在太平洋的东岸，印象还不算太坏。
换言之，这个时候的欧洲，如德、意两国，都在人造神，要使人“畏而惧之”，犹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样。而在中国也开始学步了，出现了什么“救星”之类的口号。后来不久，那些制造人造神的（公司）伙伴们，好几个都成为我的朋友，也可以说，我成为他们的朋友。但很抱歉，我始终只能作为他们的“诤友”，内心里还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总觉得“大不为然”。也许是我读的线装古书太多了，总觉得“立德”和“立功”，好像不是这样就可以的。
可是，那个时候，社会上又流行出版美国人著的什么《演讲术》和《驭人秘诀》等书。接着到了抗战初期，我的朋友萧天石又出了一本《世界名人成功秘诀》的书，我看了对他说，你是写书出名成功了，也许会害了别人的。他要我写序言，我推辞了三十年后，才为了他的友谊而写了一点意见。
从这个时期开始，有些朋友们，访问德、意回来，受了墨索里尼、希特勒的影响和忠告，真的开始极力造神。苏联也一佯，列宁早已成“神”了。有一次，在电影院“神像”出现时，大众肃立的时候，我轻轻问身边留学苏联的朋友沈天泽，他们怎么搞成这样？他说：“苏联也是如此。有一次，列宁自己单独去看电影，‘神’像出现了，列宁自己坐在那里不动。他旁边一个老头子吓住了，赶快拉他一把，叫他站起立正。不然，‘格别乌’会抓你去受罪的。”列宁还是不动，只对那老头子笑一笑。我听了就说：“我总算懂了项羽的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也正是发自这种心理的。”站在我右边的朋友叶道信就说：“老弟，你还太嫩了，我二十年的革命，还不及我现在当了三个月的‘袍哥’。你在边疆的时候，为什么不试着自己制造自己，就会懂了。”说话的老兄，他也是留学苏联的。但新近却加入“哥老会”，做了一步登天的“舵把子”（龙头大哥），所以才有这样的感慨！我说：“我尝试过味道了，不想上癮成癖，所以溜了！你去做山大王过瘾吧！”大家彼此会心一笑。
但是，匆匆三四十年的时间，这些一幕一幕的现代史，都已过去，神像也一个一个不见了，好像是彻底打倒迷信了。可是，人们仍然在造神，仍然在搞个人崇拜，好像不塑造一个“孤家”、“寡人”，自己就“六神无主”、无法玩弄“跳神”的法术似的，真是何其可悲啊！二十世纪的大半时期，好像都在人造神的“神人合一”的时代。
讲到这里，我们姑且例举一个历史上的故事，给大家参考，可以由此而悟入“畏敬”心理正面和反面的教育道理。
在春秋的后期，齐国的贤相晏婴（子）已死了十七年了。有一天，齐景公公开请诸大夫（大臣）们宴会，高兴起来。自己起来射箭，但并没有射中箭靶上的红心。可是大家一起叫好。齐景公一听，变了脸色，叹了一口气，挂上了弓箭回宫去了。
这个时候，一位大夫叫弦章的进来。齐景公便说，自从晏子舍我而去十七年了，再也没有一个人对我说不对的话，没有人能够当面明白指出我的过错，你看，今天，我射箭，明明太差劲，但大家都异口同声叫好，这样对吗？
弦章就说：这是大夫（大臣）们的不肖（不对）。大家“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颜色（没有勇气，不怕你不高兴而生气）。”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臣闻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夫尺蠖（蚯蚓类）食黄，则其身黄。食苍，则其身苍。君其犹有陷（等于憾字）人言乎（你皇上有什么办法叫别人都不恭维你呢）?”齐景公一听，便说：你说得对。今天我和你的谈话，“幸（你）为君，我为臣”。
说到这里，正好有人报告，海边管理渔业的来进贡一批鱼。齐景公就说，拨五十车的鱼赐给弦章。因此，大路上都被到弦章家去送鱼的车子塞满了。弦章就过去拍拍送鱼的人的手说，刚刚“皇上”射箭的时候，所有在场的人都叫好。他们就是想像我现在一样，可以得到“皇上”赏赐的大批鱼啊！从前晏子在世的时候，碰到这种事，他一定推辞不肯收受，他只是直话直说，纠正皇上的过错。现在他死了，大家都只知道谄谀拍马屁，说“皇上”好听的话，其目的，只想为自己巩固权位，升官发财。所以“皇上”箭射歪了，还一起叫好呢！我现在辅助“皇上”，没有什么功绩．反而得到那么多鱼的赏赐。完全是违背晏子政治道德的行为。因此，我决定不接受皇上的赏赐。你把所有的鱼都送回宮去。“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遗训也。”
汉代刘向，曾经为齐景公这个历史故事，写过短评，他说：
夫天之生人也，盖非以为君也。天之立君也，盖非以为位也。夫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顾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宜事也。
这是说上天生人，都是平等的，并非是指定哪个来做为人君或领导人的。就算是上天给你机会，立你为人君或领导人吧，也不是只叫你占住那个位置，来满足个人的私欲，而不顾一切人民所指望的大事业。如果做人君的是这样一个人，那么，他就是不虔诚奉承天意，忘记了他占有这个人君之位，所应该做的事了（其实，古人所说的天意，也就是后世人所说的命运和机会的代名词而已）。又如说：
明主者有三惧：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二曰得意而恐骄。三曰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齐景公出猎，土山见虎，下泽见蛇。归召晏子而问之曰：“今日寡人出猎，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殆所谓不祥也？”晏子曰：“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详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见虎，虎之室也。下泽见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见之，曷为不祥也。”
这些历史文化上的故事，都与《大学》所说“齐其家在修其身”的“（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都有相关的经验之谈，值得参考，或者多少会有启发，使你有所“悟”处。“畏敬”的心理，不只是在对上辈的父母，或长官而言。如兄弟之间、夫妻之间，也很容易形成偏差。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家庭，因为有一个哥哥或弟弟、姊姊或妹妹，个性特别或比较有才能，也就容易形成“畏敬”的心理，甚至父母反而怕了子女。
这些事例，古今中外，在社会上也并不少见。至于一般人所说的“怕老婆”、“怕太太”，当然，也包括妻子怕丈夫的，也是并不少见的事实。在历史的故事上，比较出色的，就如汉宣帝时代的霍光，功在汉室，比伊尹放大甲、周公辅成王等历史事迹，都很类同。但为了“畏敬”他的妻子霍显，为了女儿做皇后，最后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又如隋文帝杨坚“畏敬”他的老婆独孤皇后的偏见，结果，两夫妻都受了第二个儿子杨广隋炀帝的阴谋欺骗，弄得一下所创的统一国家局面，就此而亡。
有关于第四个“（人）之其所哀矜而辟焉”历史故事的事例，我们只举出汉武帝与汉宣帝三四代祖孙之间的宫廷（家庭）变故，就是最好的说明。
公元前九十二年到六十六年之间，是汉武帝刘彻的晚年，因为误信宠臣江充的挑拨离间，造成了西汉历史上有名的类似宗教迷信的事件，所谓“巫蛊”一案。杀了自己的儿子（太子）刘据全家，包括刘据的三男一女，以及诸皇孙、皇孙妃、皇孙女。当时在他嫡系的曾孙辈中的刘询（初名病巳)，还不满一周岁。也被关押在专为王侯、郡守们所设的“郡邸狱”中。廷尉（犹如现在执法的部长和最高法院的审判长）邴吉，参加审理这案。他心里知道这是汉武帝一时糊涂的暴戾举动，而且可怜这个皇曾孙刘询是个无辜的婴儿。他就派了一个罪刑很轻，而且刚生了孩子的女犯人，叫她做刘询的奶妈，喂他奶吃。
这样过了五六年。这个时候，又有那些专讲那“望气”一套的方士们，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传到最迷信神仙的汉武帝耳朵里，当然立即发生作用，就下诏：“狱系者，无轻重，一切皆杀之。”命令到达关押皇曾孙刘询的监狱，邴吉就关闭狱门，拒绝接受诏命。他说：“他人无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这样，就坚持一夜。天亮了，那个派去执法的“谒者”（传达官）郭穰对邴吉的抗命，也无法处理，只好回宫奏报。
在这个时候，汉武帝的头脑，好像清醒多了，就叹口气说：“天使之也！”不但没有再追究，而且下诏大赦天下罪犯。邴吉就把刘询送到他祖母史良娣的娘家，交给史良娣的母亲“贞君”抚养。
后来，又有诏，要他认祖归宗，把他放到宫廷的边舍“掖庭令”张贺那里收养。掖庭令，是职掌后宫贵人、采女等总务的官职。张贺原来曾经派在被杀的太子刘据那里任职。太子（刘询的祖父）对他很好。他“思顾旧恩，哀曾孙（刘询），奉养甚谨”。张贺本来还想把孙女嫁给刘询做妻子，因为他的弟弟张安世反对作罢。但他不死心，正好和他的职掌有关的一个单位“暴室”（是管关押宫中皇后、贵人有罪的拘留所，也是宫女们的医疗所）的主管官“啬夫”（官职名称）许广汉（他同司马迁一样，犯了罪，接受“腐刑”，变成了太监，派在这里做主管）有一个女儿许平君，美丽老实。张贺看中了她，就和许广汉商量，愿意自己拿出家财，为刘询作聘金，娶他女儿。许广汉答应了。回家同他妻子一讲，太太大发雷霆。她说：“一般看相、卜卦、算命的，都说我生的女儿将来大富大贵，怎么可以嫁给一个没落皇孙，穷极无聊的赖小子。”但是，许广汉已经答应了张贺，就不变更诺言。把女儿嫁给刘询，小两口子很恩爱，不到一年，生了个儿子叫刘奭，就是后来的汉元帝。
刘询这个时候，依靠许广汉兄弟，生活在一起。同时，只有与外婆史家往来。但他也肯上进读书，就跟东海学者复中翁学习《诗经》。“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到处乱跑，所谓：“上下诸陵，周遍三辅（首都长安以外附近各地区）。以是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因此，他不久做了皇帝以后，成为一代明君，庙号宣帝。历史上的皇帝，死了以后，得个“宣”字的谥号，并不太多啊！足以够得上称“中兴”的，才用“宣”字。如史称：
帝（指汉宣帝）兴于闾阎（起自民间），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始亲政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朝廷会议，当面听汇报）。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听了汇报，再考察他执行实践的绩效）。及拜刺史、守相（等于省级间地方首长，不过，那时社会形态不同，人口少，不像现在一省那样繁复），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讲的和做的不同，都能知道他根本问题的原因所在）。常称曰：庶民（老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二千石乎！（这是给郡守、省级地方首长的实物待遇，每月粮米二千担。但各级各有差等。这更是指地方首长和基层政治好坏的关键所在）。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者，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其实，西汉的皇朝，从汉武帝以后，能够由刘询来继位做了皇帝，使汉室中兴的功劳，可以强调的说，完全是邴吉的阴功积德所造成，但他从最初救了刘询这个婴儿，又找奶妈养了他，使他长人成人，甚至向霍光推荐他做了皇帝，刘询都不知道内情。邴吉也始终不说，既不表功，更不邀宠。起初只为同情、哀矜（怜悯）、仁慈、正义的心理出发而已。
刘询汉宣帝做十一年皇帝以后，因为一个老宫女自己表功，告诉宣帝过去二十多年前，曾经在掖庭做过你皇帝的保姆，是怎样的保护你，才讲出当年在监狱中的情形。宣帝一路追究下去，找到当年的奶妈，才知道都是邴吉的功劳。史称：“上亲见问，然后知吉有旧恩，而吉终不言，大贤之。”宣帝是读《诗经》出身的，因此，他就引用了《诗经》上的一句话说“无德不报”，就封邴吉为侯。对于当时保护有功的人，那个老宫女和奶妈等，都加赏赐。但在要封侯的时候，邴吉却病倒了，汉宣帝怕他死掉，很担忧。夏侯胜便说：“有阴德者，必享其禄。今吉未获报，非死疾也。”果然，不久就病好了。
汉武帝临死的时候，把只有十三岁的太子弗陵托孤于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金日碑（匈奴人）及上官桀。这个太子后来就是汉昭帝，很聪明，可惜短命，只做了十三年的皇帝就死了，还没有儿子。霍光就和大臣们会议，迎接刘氏皇室一位昌邑王即位，不到一年，发现这个皇帝“淫戏无度”，又经霍光和朝廷大臣们决议废了他。在这个时候，邴吉才出面对大将军霍光说：
今社稷宗庙（刘氏的国家天下）群生之命，在将军之一举。而武帝曾孙名‘病巳’，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九矣。通经术（诗经、论语、孝经等），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决定大策。
“光会丞相以下，议定所立。”因此，刘询才得以继位，做了皇帝。他的出身经过艰难曲折，并非是纯粹的“职业皇帝”，所以后来才能成为汉室皇朝的一个“明主”。所有这些经过，可以说，都是邴吉一手所造成，多方极力“诱导”一个刘氏孤儿做为明君的成功史迹。
霍光对刘家的政权，的确也做到了不负汉武帝的所托。结果，为了老婆霍显，要把女儿推上皇后的宝座，谋杀了汉宣帝在“贫贱夫妻”时候的许平君皇后，因此而弄得家破人亡。历史上既赞许霍光，又替他惋惜。最后为他加上一句评语，是“不学无术”四个字。
后来在宋真宗的时候，寇准使真宗在“澶渊之役”上立了大功，但被丁渭等同僚的挑拨，说他是拿皇帝性命来作赌注。因此遭贬，路过四川，碰到张咏。寇准请张咏对他的事作一句公平的评论。张咏只对寇准说了一句：“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回来，再拿《汉书·霍光传》来读了一遍，读到最后的评语“不学无术”一句，就笑说，这才是张咏要骂我的意思呢！
再说，有关于“（人）之其所哀矜而辟焉”。同样的道理，相反的结果，仍然可在汉宣帝的历史故事中，看到成例。
汉宣帝刘询，因为少年未得志时候的妻子（皇后）许平君，被霍显谋杀以后，非常伤心，就立了他和许平君初婚第一年所生的儿子刘奭做“太子”。并且特别挑选后宫无子，而且做人很谨慎的王婕妤（婕妤，女官名，等于后世的妃子）做皇后，叫她认养“太子”（后来王婕妤的娘家，就在汉宣帝以后，历代出皇后，因此培养了王家的后代出个王莽篡汉。你看，历史故事的前因后果，真很难说得清楚）。刘奭长大成人以后，个性温柔，又很仁慈，并且极喜欢儒家的学术。看到他的皇帝父亲宣帝所用的大臣，多半是讲究“法治”，注重“吏”治，刑法比较严厉，心里很不同意。有一天，他陪皇帝父亲宴会，找个机会对宣帝说：“陛下持刑太探，宜用儒生。”宣帝一听，变了脸色，很严肃的对儿子说：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道）王（道）道（家）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只讲道德），用周政乎（还用周朝的礼法吗）？且俗儒（通常一般读书人）不达时宜（不能通达时势合适的变化），好是古（认为古代做对的）非今（现在都错了），使人眩于名实（被理论逻辑搞昏头脑），不知所守（他们又不知道自己该守的本分），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刘）家者，太子也。”
从此，宣帝对太子比较疏远，而且很想换另一个儿子来做太子。但因为刘奭是许平君皇后所生，而且夫妻父子三人，都是从平民艰苦中出身，尤其对他的生母许平君，情深义重，曾经还答应过她，一定把她所生的儿子立做太子。所以始终下不了决心，最后，还是让他做太子。等到宣帝死后，刘奭即位，就是汉元帝。果然，从此以后，西汉刘家的天下，就黯然衰落了，直到王莽假借儒家的学术篡位。不是刘秀“光武”中兴，汉朝的政权，也早就换了他姓朝代。这便是“（人）之其所哀矜而辟焉”反面的作用。
“哀矜”用现代话来说，便是“怜悯和同情”。“矜”这个字，包涵有“自满”及“怜惜”几重意义。《大学》在这里所用的“哀矜”，是怜悯、同情的意思。犹如孟子所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它是人性固有的爱心和同情心。尤其是女性在这方面的反应，比之男性更为明显。因此常常有人引用古代成语，所谓“妇人之仁”。其实，不要轻易曲解“妇人之仁”这句话，把它当作无用的代名词，扩充“妇人之仁”，才是大仁大义、大慈大悲。就怕你如“妇人之仁”的仁心都没有，就不必假借大仁大义来掩饰自己了。例如，佛说慈悲，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仁”字同一意义。但佛把“仁”心用两极分开来说，便叫“慈悲”。“慈”是如父（男）性、阳性的爱，“悲”是如母（女）性、阴性的爱。“慈悲”、“仁爱”、“哀矜”本来都是好事，但亦不可以受自己心理的蒙蔽，发展变成偏向的一面。如果变成偏心、偏爱，下但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甚至也不能“修身”，不能自处。
我们也可以从佛学中去了解“慈悲”另一面的作用，如说：“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这种道理，和人生实际行为的结合，“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然，就犹如现代一般人，在那些报屁股或杂志的尾巴上，看到学到一句“爱心”，或“爱的教育”的皮毛，就一味只以“爱”啊“爱”的教养子女，最后多半变成“爱”之反而“害”之了。希望大家真要“好学”、“慎思”去“明辨”它才对。
有关第五个“（人）之其所敖惰而辟焉”的内涵，须先了解所谓“敖惰”两个字的意义。在这里所用古文的“敖”字，就是后世常用的“傲”字，也就是“骄傲”的“傲”字。但严格来讲，“骄”比“傲”更厉害。“傲”是内在的，正如古人所谓，此人有“傲骨”、或有“傲气”，这还代表了有一点赞许的意思。“骄”就有使人受不了的粗暴之感了。如果又“骄”又“傲”，那就什么都免谈了！例如我们现代，常常为了某一件很荣耀、很得意的好事，便说“值得骄傲”。那就完全用错了词句，把中国人自己，变成没有文化的国民了。这是几十年前，那些翻译者的粗心大意，把Proud这个洋文字翻译错了。事实上，是叫做“值得自豪”的意思，那就对了。“惰”字，当然是指“懒惰”的“惰”。但严格的说，“惰”是不太勤力，不太勤快的意思。借佛学来说，叫做“懈怠”，太过松“懈”，又是得过且过，马马虎虎了事，就是“怠”。换言之，“懈怠”就是“惰”。“懒”就不同了，此“心”从“赖”，根本上，就是什么都不愿意做，不肯动，不想动作，这就叫“懒”。正如《西厢记》上的一句诗说，“万转千回懒下床”，那是真“懒”。
但《大学》上，却把“敖”和“惰”放在一起，这个用字的方法真妙，它就代表了一种心理状态。因为自“傲”而养成“怠惰”的习性。犹如富贵中人的子弟，古代所谓“世家公子”或“千金小姐”，现代所谓“高干子弟”或“豪门”，富有人家的小老板们，因为从小出身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不知不觉自“傲”惯了，就什么事都“懒”得去做，变成“颐指气使”的神气；努努嘴、抬抬手，或用一个指头点一点，或用眼睛瞪一下，指挥别人去做。这就是“傲惰”的形象。
我看，现在很多年轻的父母，专讲所谓“爱心”的教育，常常养成孩子指挥父母大人去做事，孩子反而大模大样，坐在那里摆架子。这真使人“望之生畏”，只好心里暗叹一声“阿门”（祈祷完了最后的一声）！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闲谈，经常会碰到有人问起：你看，将来的社会，或将来的时势怎么样？这是人人关心的问题。从前跑江湖、混饭吃的算命先生，有一句成语说“上门看八字”。这是说，只要进到你的门口，四面八方看一看，早已知道了你这一家，兴旺不兴旺，
不必要等你报上生辰年月，命已算过了。你要问将来的时势和社会趋势，多看一下后一辈的孩子教育文化，就可大概知道未来了。孟子有一段话说得很对：
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陷溺其心者然也。
这是说，富贵的家庭，或是社会富有了，就会养成青年人多“赖”，爱炫耀、爱耍阔、爱奢侈、好高骛远。社会苦寒，家庭贫穷，就会使青年人容易走上“暴戾”愤恨的路上去。这并不是天生人才有什么差别的作用，只是因为受环境压力，造成心理沉没的后果。除非真能刻苦自励，专心向上的人，当然也可以能够跳出“世网”的。又如我们小时候读的成语所说，“国清才子贵，家富小儿骄”，“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虽然短短一两句话，如果你能“闻一而知一二”，也可了解它和孟子所说的这段话，都是同一意义。这样，就可以知道《大学》所说“敖惰”的心理情状，它的内涵并不简单。
现在我们姑且举出历史上的事例，用来反映“敖惰”心理的正反面等情状。首先，引用的历史故事，便是大家平常所熟悉的越大夫范蠡，他辅助越王勾践复国灭吴以后，便飘然浮海而去，转到齐国，改变姓名，自称“鸱夷子皮”，在海边从事农业，亲自耕种，“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勤苦积累资产，没有多久，就成为数十万金的富翁了。齐国的人，知道他有经营致富的经济才能，便请他出来做国家的财“相”。他很感慨地说：
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
因此辞职不干，而且“尽散其财，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闲行以去，止于‘陶’，自称‘陶朱公’”。再和儿子从事农牧，兼做贱买贵卖的生意，“逐什一之利”。不久，又“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他在陶地，又生一个最小的儿子，我们通常叫做“幺儿”。这个时候，他的第二个儿子在楚国，不知道为什么事杀了人，坐牢判死刑。陶朱公知道了，便说：
“杀人而死，职也（依法抵命，应该），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叫最小的儿子到楚国走一趟，看情形。
“乃装黄金千镒，置褐器中（破旧灰色的背包），载以一牛车”，就要小儿子出门了。但他的大儿子不同意，一定要自己去楚国看二弟。陶朱公坚持不允许。他的大儿子就说：“家有长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小弟。是吾不肖。”便要自杀。陶朱公的太太便说，你一定要派小儿子去楚国，未必能保得住老二的命，现在先死个大儿子，怎么办？在老婆和大儿子的双重压力下，陶朱公也没办法了，不得已，只好由大儿子去楚国，并写了一封信，叫大儿子到了楚国，就送给他的老朋友庄生。而且吩咐儿子，把这一车个镒黄金交给庄生，“听其所为，慎无与争事”。大儿子告辞出门，又私自带了“数百金”上路。
到了楚国，找到了庄生。他住在城外郊区茅草盖的房子，看来很穷。但他照父亲陶朱公的意思，把信和千镒黄金都交给了他。庄生看了信，就说，知道了，你赶快回家去，千万不要在楚国等消息。就是你弟弟出狱，也不必问其所以然。快走。陶朱公的大儿子听了，只好告辞出来。但并不回家，偷偷找个地方住下。把自己私下带来的黄金，另走门路去活动，找到楚国的政要贵人，要设法救小弟出来。
庄生呢，虽然穷居楚国，但是廉直之名，全国皆知，“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他虽然接受老朋友陶朱公送来千金，并不想要，他想救了老朋友小儿子的命以后，再全数退回，才是对好友的真情。所以收了黄金，便对他自己的老婆说：“此朱公之金。如有必病不宿诫（他这样做啊，等于是病急乱投医）。后复归（事后要全数归还），勿动。”但陶朱公的大儿子不懂他的用意，认为这个老头子“殊无短长也”（他有什么好办法）。他只是为了父亲的命令，照办而已，心里实在舍不得。
庄生找个机会去见楚王闲淡，便说：“夜观星象，天象有变，对楚国可能发生灾难，怎样办呢？”楚王一听便说：“这样就做一件大好事来消灾祈福吧！”因此，楚王就派人先通知执法的官吏，把有关刑法的重案，暂停执行。这个消息，被陶朱公大儿子的那个政要知道了，就来对他说：“你弟弟有救了，一定快要出狱了。”
陶朱公的大儿子一听，就问：“你怎么知道？这样有把握吗？”那个政要便说：“我知道楚王快要发布大赦令了。因为他每次大赦以前，都有这种举动。”陶朱公大儿子一听，真可惜他父亲送给庄生的千镒黄金，反正要大赦，弟弟一定出狱，岂非浪费了千金之赀，愈想愈心痛，就去再见庄生。“庄生惊曰，‘若不去耶？’（你还没有走啊？）”他就说：“不好意思，没有听你的吩咐，因为我实在不放心弟弟的案子。现在听说要大赦了，所以想先来向你辞行。”庄生一听，喔！你送来的黄金，都在那间屋里，你赶快搬走带回去。这位朱大公子也就老实不客气，亲自去把黄金都搬出来带走了。
庄生第二天，马上又去见楚上说：“你要大赦做好事，消灾免难是可以的。不过，外面已经有了谣言，说是陶朱公拿了大批黄金，买通关节，所以你的大赦，是为了要放陶朱公的小儿子。”楚王一听，大怒。马上命令执法官，立刻先把陶朱公小儿子正法，然后再来大赦。因此，陶朱公大儿子，只好去为弟弟收尸搬丧回家。回到家里，他的母亲和家人，都痛哭不止。只有陶朱公反而笑着说，我早知道他去了楚国，他的小弟一定要被杀掉了事。这并不是他不爱弟弟。因为他“顾有所不能忍者也”。他从小和我一起，劳苦耕田，辛苦经商。他知道为生活太困难，爱钱如命。所以他认为白白丢了千金，很舍不得。我本来要老幺去办，是因为他出生以来，就在富有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玩顶好名牌的车子、养名马、名狗，花钱满不在乎！“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老大）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历史上还记载了陶朱公的经营产业及财富，有三徙（三次迁居别地）三散的经历。这也就是根据范蠡自己的名言所说，“大名之下，难以久居”的原则。有名与有钱，都不是人生的大好事。但是世界上的人，都在拼命追求名利和权位，怎么说也是白费的。只有在名利、权势上亲身打过滚的人，才比较清醒了一点。但是，都是已经到了“尸居余气”的时候，虽然清醒了，太阳就立刻要下山了！像范蠡的一生，除了事功以外，自处之道，非常高明，可说是千古一人，不愧是正统的道家人物。
我们引用历史上所载有关陶朱公的这件故事，说明“敖惰”的心态。从陶朱公亲切说明刻苦成家子弟节俭谨慎的习性，容易偏向于吝啬；出生于富贵家庭子弟的习性，容易养成偏于放浪轻财“敖惰”的习性。
但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有许多的例外。以我自己一生的经历来体会，单在钱财方面来说，有过极大艰难困苦的经验，有身无分文求一饭而不可得的遭遇，也有撒手千金，不知财之所从来的境界。有“臆无不中”，经商得利的时日，也有一夜之间，全军覆没，依然两手空空，身无长物的打击。所以我常说笑，你们的经济学，是从课本上学来的，我是从经验上得来的。只有成功的经验，还只算一半，要有失败的经验，才算满分。世界上最困难的是一块钱，古人所说“一钱逼死英雄汉”，那是事实。有了资本，以后赚钱，那是一半靠聪明，一半靠运气。只有从勤劳节俭得来的，才是根基踏实。赚钱发财很难，但有了钱财以后，用钱更难。用得其时、用得其分、用得其当，并不容易。而且必须要知道财富是不属于你的，是属于整个社会人类的。你纵使有了财富，那也只是有了一时的使用权而已。它毕竟非你之所有，只是属于你一时所支配。
这篇有关陶朱公的文章，我在十二岁半的时候，由于父亲的教导背诵过来。但我真懂得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了，所以说到这里，便有不胜感慨之思，倚老卖老又多废话了，抱歉。
另一篇文章，也是和“敖惰”问题，很有相关的，便是东汉时代马援《诫兄子（侄儿）严敦书》。后来在民国二十年左右（公元一九三一年），好像在中学国文课本上有过，大家都可能读过，就不必多说了。马援的一生，也真是了不起，但最后临老的时候，仍然免不了遭人排挤，受到历史上算是很高明厚道的光武帝刘秀所贬。除此之外，以历史的经验，说明“（人）之其所敖惰而辟焉”的故事。你只要去读《旧唐书》上所记叙初唐开国功臣的后代子弟，如房玄龄、杜如晦、徐（李）世勣等人的传记，便可知道那些“五陵贵公子，裘马自轻肥”的结局是怎样的，就能明白《大学》所说的“敖惰而辟”的学问修养之道，是有多么的重要了。
问：所谓“敖情而辟焉”，是否具有更多方面的理解，例如我们看到某一位同学，聪明才智的确大有过人之处。但因为他太过自负，而且又理想不平实，便成了“恃才傲物”、“落落寡欢”的个性，几乎对任何人也看不惯，任何事也不肯将就，只自沉没在他自己的烦忧中，这种心态也应该就是“敖惰而辟焉”的情况吧！
答：你所说的，完全正确。你可以说闻一而知其余了。不但对“敖惰而辟”这一个问题的内涵，应当由多方面去理解，然后“观过而知仁”，用此反省自己的心理行为，同时了解其他如前面所说的几个问题，都是同一意义，不只是一端而已。扩充这样的所知所行，再能影响他人，感化其余，这才是合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真正“儒行”之道。
如果再进一步来说，曾子在《大学》中所提出人之所“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五个重点，是属于最容易构成心理偏差的大方向。我们所讲，只是大略加以研究理解而已，实际上还是很简化的。倘使照中国文字学来说明，他这五个名词所包涵的问题，都有正反双向和多方面的内容存在。而且一个字，就包括了一个概念，并非是两个字，只包涵一个问题。例加，亲和爱、贱和恶、畏和敬、哀和矜、敖和惰，每一个字，都包涵有不同心理状况、不同意识形态的心理现象。并非是两个字或多个字，只是代表了一个概念。这就是今文和古文不同的特点。
因为古人读书就学，从幼童开始，光学“小学”。这里所说的“小学”，不是现代化的“小学校”。这里所谓的“小学”，是先要真正了解每一个中国字的具体内涵，它为什么要写成这样的结构？它代表了什么一个概念？不是像其他民族的文字一样，有的是先有了概念，用音声拼合，再构成了一个字。所以在过去我们读书识字开始，由传统的教导所得知，上古人类文字的结构，有三个兄弟的不同：一是右行，如梵文等，以形声为主。二是左行，如“麼麼文”，但早已失传。三是直行，如中国文，方块字，包括“六书”（六种结构的意义）。由古文“小学”之学的发展演变，到了汉代，就产生对古文、古字的研究考据，便叫做“训诂”之学了。至于注音，甚至概括今古方言读音的不同，便发明中国字的拼音方法，所谓“反切”的拼法，那是在东晋前期，因翻译梵文佛经，采用梵文形声的方法，开始制造“切韵”等学理。可以说，大要是得力于西域东来的高僧鸠摩罗什法师等，和他在中国的高僧弟子们所创造的成果。这些废话，都是为了同学的发问所引起的补充说明。
现在我们回转来，归到《大学》本题，有关前面所说“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五个“修身”的心理问题，使我们拖延了一段时间，好像愈说离题愈远。其实，原本《大学》的本身，是有它一贯的次序，在论说道理方面，一层一层的转进而已。但它始终没离开《大学》开头所讲“知”的学问，和“止于至善”、“止”的修养实践效用。因此，他接着便说出最重要的结论：
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这是说，一般人尽管疼爱自己的家人和儿女，但必须明白在疼爱好的同时，还要了解他有反面的坏处和恶习惯。换言之，当你讨厌自己的家人和儿女，同时，也要切实了解他有美好的一面。不可以单凭自己私心的爱好或厌恶，就全盘偏向。但是，人是很可怜可悲的，往往只凭自己的主观成见，就否定了一切。因为人是最难反观自己，最难反省自己的。所以曾子便很感叹的说，人能不被自己主观成见所蒙蔽的，举目天下，实在是很少见啊！但他并非说是绝对没有，实在是太少了而已。因此，他又引用当时民间老百姓的
俗话说，一般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子女，他有潜伏的恶性习气，正如不知道自己种的稻谷植物的苗芽，天天成长的多大多好啊！
当然，曾子所引用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俗语，所以便自己注明是“谚曰”，“谚”就是土俗言语的意思。如果我们也引用后世农村的土话来说，例如，“儿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前句便有类似的意思，不过说得更淋漓痛快。但曾子是大儒，他不会引用这样不雅致的活。我本来就是老粗，也来自田间，所以便“肆无忌惮”地乱用。
曾子所引用谚语的第二句“莫知其苗之硕”，很有意思，如果你是在农村长大，便会知道，老农友们每天还没见亮就先起身，走到自己种的地里转一圈，看看自己种的稻谷麦子，老是那么高，没有长大很着急。但偶然回头，四面一看，别人种的好漂亮长得又快，看来实在很泄气。其实，别人看他的，也一样总觉得自己的不如他人。为什么呢？因为天天在眼前看，就看不清楚究竟了。所以，凡事要冷眼旁观才清楚。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看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又有一句土话说“丈母看女婿，越看越有趣”，是吗？这是因为丈母娘“爱屋及乌”，爱自己女儿“所亲爱而辟焉”的影响啊！
再进一层来讲，《大学》在这里所讲的五个“修身、齐家”的方向，必须要明白，并不是对现代小两口子的“小家庭”来说，而是针对古代宗法社会所形成的“大家庭”、“大家族”来说。换言之，这里所说的“修身、齐家”之道，由小扩大，也就是对做国家领导人的王侯将相所讲的领导学问和修养。如果照现代来说，凡是政府或政党、社团、工商业的公司、会社等的领导主管，要讲什么治理或管理之学的，便首先须要了解自己的修身问题。
我们须知道所谓的“家”，是由一个人和另一个异性的密切结合，共同组成物质生活和精神生命的具体象征。由一男一女变成夫妇的关系，必然就会有了子女，再变而成为父母。有父母子女，当然会有兄弟姊妹的形成。正如孔子在《易经·序卦》下篇所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错，是相互交错的意思）。夫妇之道，不可以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卦名）。
但从社会学的另一观点来说，人都是社会的成员。而人需要生活，生活必须要人与人之间的互利互助，因此就形成了人群合作的社会。而把“家”的关系，不当作社会的基本成员。“家”，只是整个社会成员的个人私有关系而已。由于这种理念。而发展成为社会公有、共存、共享的目的。这种思想的理念，虽然是“陈义甚高”，而在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基本上始终不能解脱以“家”为中心的作用。因为人是有情欲也有理智的，毕竟不同于无心无知的矿物、植物，也不同于一般动物，可以完全机械式地加以限制管理。因此，在人的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以“家”为主体的结构。但这个结构，在哲学的逻辑上，也只是一个具体的象征而已。可是由于有这个具体的象征，“家”与“家”的联合集成，便形成为一个社会。换言之，“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由“家”扩大为社会，社会便是一个“大家庭”。“家”与社会的再扩大结合，就形成为一个更大的结合体，那就是所谓的“国家”。由此可以了解，无论是旧学或新知，这样说过来那样说过去，说来说去“歪理千条，正理一条”。看来，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易经·序卦》所说，依然是千古常新，仍然不能外于此理此说。
明白了原本《大学》所说“家”的观念，是“大家庭”、“大家族”的“家”之内涵，它跟西方后期文化所说的社会，是有相同的性质。同时，需要了解《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之道，可说是指示我们对于家庭和社会团体，乃至政府、政党、公司等的领导哲学的认识，和领导人的学问修养的目标。
例如一个人，处在社会某种领导的地位，不管所领导的人有两个或多个，乃至成千上万，所负担的责任，就是这个社会的大家长的任务，而且又略有不同于自己血缘所属家庭的关系。因为所领导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每个人的出身背景、家庭教养、文化教育程度，甚至宗教信仰等等，都各不相同。尤其如我们大中华的民族，因为有几千年文化的各种薰习更为复杂。我还住在美国的时候，常常对华侨社会中的同胞说，我们的民族习性，有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有三派的意见。而且正如我们自己的批评，“内斗内行，外斗外行”，这真是最可耻、最要命的恶习。所以我们上古传统的文化，早就教导我们，做一个领导人的三大任务，就是要“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并“如临父母”、“如保赤子”。必须自己要求学养的成就，是可以为这个社会的长官（老板）。同时，也可以为这个社会的父母亲人。更重要的是，也可以为这个社会的大导师。同时，对于所领导的社会成员，要耐心地教育他、教养他，就像父母或保姆对待孩子一样。当然，如果是在负责教育的岗位上，也必须要有做学生的领导、父母、保姆一样的修养学识和心情才对。不是只做一个“经师”，传授知识。必须要同时是一个“人师”，有形、无形教导一个学生或部下，怎样做一个人。当然，假如能教导出一个学生，最后成为“完人”或“真人”，那就可说已对得起自己的一生，是为“圣人师”或“天人师”了！
我们了解了前面所说这样一个大原则以后，便可知道面对任何一个犹如“大家庭”的社会团体，和我们所接触的左右、上下、前后，任何一个人，彼此之间，随时随地，都很容易产生“亲爱而辟焉。贱恶而辟焉。畏敬而辟焉。哀矜而辟焉。敖惰而辟焉”的情形。如果我们要在历史上列举这一类相关的故事，甚至从现代社会上的个案来说明，那就需用现代的电视、电脑来演出，可以够半生或一生来工作了。我们只能到此打住，继续下文的研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