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我们这次研究讲说《大学》，大体上，是把它的内容，划为“内明（圣）”与“外用（王）”两大项目。由“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知止而后有定”开始，直到“致知格物”、“诚意、正心”，属于“内明”的学问修养为主。从“正心”与“修身”来讲，已属于内外兼修的范围。但到了“齐其家在修其身”的阶段，直到“治国、平天下”，可以说，是属于纯粹“外用”之学了。但是，所谓“外用”之学，也可以说，就是行为学，或行为心理学；伦理学，或政治伦理学；管理学，或管理领导学。总之，如照现代人的巧立名目的习惯，你要略有所知，就可夸大其辞地戴上高帽，爱叫它什么学都可以。但不要忘了，它本身早已有了一个最好的名称《大学》。
现在要讲“修身”与“齐家”之道了。我曾经多次提醒大家注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齐家”，并非是西方文化形式的小家庭的家，也不是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新式的家。古代传统文化的家，其主要是以“宗法社会”和“封建制度”相结合的“大家庭”、“大家族”的家。它本身就是“社会”，所以过去中国文化中，再没有什么另一个“社会”名称的产生。如果从“大家族”的“社会”，与另一个家族，或其他许多家族的土地连接起来，就是另一个团聚的名称，叫做“国”了。因此，由上古以来到后世，便正式成为“国家”名称出现了。
古代所谓的家，是由“高、曾、祖、考、子孙”五代一堂、贯穿上下的家。但这还是偏向于以男子社会为中心的家。如果再加上由女子外嫁以后，所谓姑表姨亲等，亲戚关联的家族相连接，构成一幅方圆图案的家族社会，再加上时代的累积，那么，岂只是五百年前是一家，几乎整个中国，本来就是一家人，这是一点儿都不错的。所以从中国上古的“武学”与军事发展来讲，古代俗话所说的“上阵需要亲兄弟，打仗全靠子弟兵”。这种观念，也都从“宗法社会”的“家族”传统文化所形成。例如民间小说，或旧式戏剧中所推崇的“杨家将”、“岳家军”等，也都是由这种“家族”观念所产生的荣誉。如果随随便便，说它是落伍的陈旧“封建”意识，应该打倒，才能使社会有新的进步，似乎未必尽然，还须值得仔细研究，再作定论。
“大家庭”的“家族”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植根深厚，它影响了东方的亚洲，如朝鲜、日本，乃至东南亚各地。它也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共和思想的根源。尤其在中国，直到现在，你如果能深入研究各个地方的“祠堂”和“族谱”，那种“慎终追远”的精神，以及旧式“祠堂”家族的“家规”，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古代政治制度，从政的官员那么少，社会治安、保安人员等于零，它用什么方法、什么体制，能够管理好那么一个偌大的中国。
我们现在再重举一个三百多年前的例子来说，当明末清初时期，满族在东北，一个寡妇孤儿率领十来万满、蒙军队，其中包括少数的汉军，就能轻轻易易的统治中国四万万的人口。他们靠的是什么，并非全靠杀戮，也不是全靠严刑峻法。他们是真正了解文化统治的重要。由康熙开始，他已经深深知道儒家学说的“齐家、治国”的重心。因此，他颁发“圣谕”，要乡村民间知识分子的读书人、秀才们，每一个月的初一、十五，在乡村的祠堂里，讲解“圣谕”，极力推行提倡儒家的孝道，以及把儒学作为戒条式的律令。后来到了雍正手里，又重新扩充了康熙的“圣谕”，成为《圣谕广训》。他们了解“社会教育”的重心，是在形成整个社会的一种循规蹈矩的道德风气，而达到一种不言之教，不令而威的效用。
你们后生年轻人不会知道，我是从小亲眼看见过在偏僻的农村里，一个子弟、一个青年犯了不规矩的行为，偷了别人家一只鸡，或有了男女之间的奸情，告到族长那里，如果情节重大，大家要求族长要打开祠堂门，当着列祖列宗的牌位，来评理处置，那就非常严重了。这个子弟如不逃走，也许会被“家法”（祖宗前面的红黑棍子）打死，至少是当众出丑，永远没脸见人。
后来在对日抗战初期（一九三七年），我到四川，有一位青年朋友，他是四川彭县人，跟我一起做事久了，他常常苦苦要求我，为他报仇。你说，他要报什么仇？他要杀人放火，烧掉了他家乡别家的“祠堂”，要杀掉那一姓的“族长”及有关人士。为了什么呢？因为他与这家的小女私相恋爱，被他们发现了，认为太不要脸，太丢家族的面子了，要把他两人抓住活活打死。结果，男的逃掉了，后来就是我的朋友。女的被“家族”抓住了，由“族长”当众决定，被他们活埋了。
因此，他日夜要想报仇杀人。后来，我总算用别的方法，化解他的仇恨，使他另外安心成家立业。当然，这些例子不多，但由家族制度所发生的流弊也不少。你们都也看过很多现代文学大师们的社会小说，也就约略可知旧式“家庭”和“大家族”阴暗面的可厌可恶之处，必须加以改革，但这也是“法久弊深”的必然性，并非全面，也不可“以偏概全”，便认为是毫无价值的事。
“大家族”的宗祠，它不是一种法定的组织，它是自然人血缘关系的“标记”，是“宗法社会”精神的象征，是“宗族”自治民主的意识。有的比较富有，或者宗族中出过有功名、有官职的人，也有购置“学田”、“义田”，把每年的收入，作为本族（本家）清寒子弟肯读书、肯上进的补助。祠堂里，必要时也会让赤贫的鳏、寡、孤、独的宗亲来住。当然，族里如果出了一个坏族长，也会有贪污、渎职、侵占的事。天下任何事情，有好处就有坏处，不能只从单一方面来看整体。
从社会学的立场来讲，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似乎缺乏人群“社会”团体这一门的思想学术，甚至孔、孟儒家的学说，如《大学》、《中庸》，就根本没有提到“社会”的观念，更不会有什么“社会福利”思想。当年，我在听“社会福利”这一门课，刚由美国输入中国，非常新颖时髦。我一边听课学习，一边就提出不同意见。我说，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关“社会福利”问题，从我自幼接受的传统教育开始，早已深深种下这一门课的种子。大体来说，如恤老怜贫、敬老尊贤、存孤敬寡等等，都是幼少教育的重点。而且在儒、释、道三家的学说中，以及诸子百家，统统有从“社会福利”出发的理论和名言。只是大家不懂中国“社会学”历史的发展，没有像西方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化，由资本主义的经验，转变成为新时代劳工福利，推广到所有“社会福利”的实验方法而已。我只听了几堂课以后，那位在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教授，就约我大谈其中国历史上有关“社会学”的知识。后来干脆请我演讲“中国特殊社会史的演变”的专题。“特殊社会”是我当时新创的名词，因为从战国时期的墨子开始，几千年来，都存在这种“社会”。即使如西洋各国也同样存在。渐渐演变，就成为近代史上的“帮会”了。
但到底我是在求新知，不是来卖旧货。讲了几次，听的人热烈欢迎。我就见好便收，干脆不去上课，自己看书研究，免得浪费时间，去听几十个小时的课，那我可读多少的书啊！
讲到这里，除了“宗法社会”、“大家庭”的精神遗风，演变成“宗族”的宗祠（祠堂）之外，由南北朝、唐、宋以后，中国社会佛、道两家的寺、院、庵、堂、道观等等，都是有形无形兼带着在做“社会福利”的工作。韩愈当时反对迎佛骨，接着，便写了《原道》等大文章，反对佛、老，更反对一般人去出家做和尚、做道士，认为是不事生产“无父无君”的不忠不孝。这个观点，从政治文化的立场来说，一点没有错。但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说，也未必尽然。过去帝王封建时代的中国，并没有专管“社会福利”的机构，如果没有这些寺、院、庵、堂、道观来收容那些鰥、寡、孤、独的人，试问，皇帝们、大臣们，包括韩愈老夫子，谁又来照顾他们呢？所以韩愈的侄子，出家学道成仙的韩湘子，也只好做两句诗来启发他老人家，“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了。社会上的人，到了某一环境，的确都有“家何在”的情况啊！
在中国，“宗法社会”和“家族”所形成“大家庭”的观念，有四五千年的传统，在唐、宋时期，最为鼎盛。最有名，也最有代表性的历史故事，就在唐高宗李治时代。正当公元六百六十余年时期，高宗到山东泰山去，听说有一位九代同居的老人，名叫张公艺，便很好奇顺道去他家里看看，问他是用什么方法，能够做到九代同居而相安无事？这位张公艺请求皇帝，给他纸笔，要写给他看。结果，他接连写了一百个“忍”字。高宗看了很高兴，就赏赐他许多缣帛。后来就成为历史故事的“张公百忍”。不知道当时的张公艺是有意对高宗的启示，或是对高宗的警告。无论怎么说，他却无意中帮了武则天。同时，也确实是他由衷的心得，说明做一个“大家庭”的家长，等于是担任一个政府机构、大公司的主管，也犹如一国家的领导人，自己要具备莫大的忍耐和包容，才能做到“九代同居”而相安无事。
大家要明白，我们的中国由上古开始地大人稀，而且历来的经济生产全靠农业为主，土地与人口就是生产经济、积累财富的主要来源。在周、秦时期，封建诸侯的政治体制上，也多是重视人口。秦、汉以后，封侯拜相乃至分封宗室功臣，也都以采地及户口为受益的标准。所谓“万户侯”等的封号，都是对文臣武将等最有诱惑力的，也是最想得到的大买卖。因此，人人都以多子多孙是人生最大的福分。当然，户口人丁的众多，是生产力和财富的原动力，不免形成大地主剥削劳动人民，压迫小民的现象。但并不像当时西方的奴隶制度，其中大有差别，不可混为一谈。我不是赞赏那种传统的习俗，只是在历史学术上的研究，是非同异必须说清楚，提醒大家在做学问、求知识方面的注意而已。
同时，说明由于“宗法社会”、“家族”的传统，方形成后世“大家庭”、“大家族”的民情风俗，产生贵重多子多孙的结果。人们要想教育管理好这样的一个“大家庭”，比起管理一个社会团体，一个庞大的工商业集团，甚至比起一个国家的政府（朝廷），乃至现代化的政党，还要困难复杂得多。因为治理国家、政党，管理社团，从表面大体上来说，他只需要依法办事依理处事，“虽不中，亦不远矣”。至于公平、公正、齐治一个“大家庭”或“大家族”，他的重点，在一个“情”，所谓骨肉至亲之情上面，不能完全“用法”，有时也不能完全“论理”，假定本身修养不健全，大至家破人亡、骨肉离散是很平常容易的事。
举例来说，在过去的社会里，一对夫妻，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几乎屡见不鲜，是很平常的事。甚至愈是偏僻的农村，穷乡僻壤的贫苦人家，偏是生了一大群子女，比富有人家、城市人家，更会生产人丁。其中原因，并不只是饮食卫生等问题，包括很多内容，一时不及细说。但古代的传统，除了元配的夫妻以外，还准许有三妻四妾等习俗，所以稍稍富裕的家庭，以儿女成行来计算，还不只三个五个，或十个八个来算人口的。如果只以一夫一妻来说，他们生了五个儿子，讨了五个来自各个教养环境不同的媳妇，在兄弟媳妇之间，互相称做“妯娌”。每个媳妇的个性脾气、心胸宽窄、慷慨悭吝、多嘴少话，个个自有各自的不同。五个儿子之间，也并不是由父母遗传的生性一模一样。假如和父母一样，就叫“肖子”，肖是完全相像的意思；和父母下一样，叫“不肖”，人不一定都是“肖子”。所谓“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也就是说和社会上的人群一样，智、贤、愚不同，良莠不齐。再配上五个不同的“妯埋”，单从饮食衣着上的分配，日用品生活的分配，甚至彼此之间对待上下的态度等等，在任何一件小事上，就有随时随地的是非口舌。如果发生在外面社会上的人群，还可忍让不理，躲开了事。这是昼夜随时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的人家，你向哪里去躲。
倘使加上还有三个、五个姊妹还未出嫁，日夜蹲在家中的大姑、二姑、小姑等等，不是父母前的宠女，至少也是娇女，对“妯娌”兄瞍、弟媳之间，对哥哥弟弟之间的好恶、喜怒、是非，乃至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可以闹翻了天。还有能干泼辣的姑娘，虽然嫁出去了，碰到对方女婿家是有权有势的家庭，或是贫寒守寡无所依靠的家庭，回到娘家干涉家务，或是请求救济的。总之，说不尽的麻烦，讲不完的苦恼，比起在政府官场中的主管老百姓的官，或是当管理国家天下的皇帝，看来，还要难上百倍。因为做领导人的糊涂皇帝，或做管理百姓糊涂的官，只要“哼哈”两声，就可以决定一切了。可是“齐家”内政之道，不是“哼哈”二将就可了事的。“哼哈”二将，只能在佛教寺院门外守山门，不能深入内院去的。
我们这样还只说了父母子女的两代。如果五个儿子媳妇，各自再生三五个儿女，那么，一家二十口或三四十口，还不算相帮的僮仆婢女，以及临时外雇。乃至佃户等相关的人了在內。再过一二十年，第三代的孙子，又结婚，又生儿女，那么，这个所谓兴旺的人家，在四五十年之间，已是“百口之家”了。因为过去的社会，通常是早婚的，不比现在。你们必须要了解，在孔子到曾子、子思、孟子的时代，甚至后世如我所讲这种情状的家庭，尤其是“皇室”或“诸侯”王家，所谓数百口之家，那是通常的事不算稀奇。
可是，在我们的历史上，所谓“五世同居”的“大家庭”，历代都有，如在宋真宗赵恒的大中祥符年代（公元一〇〇八年），“醴陵丁隽，兄弟十七人，义聚三百口，五世同居，家无间言”。尤其是最后一句的记载，实在使人不敢想象的敬佩。所谓“家无间言”，是说全家三百多人，并没有一点不和睦、不满意而吵闹起来。因此便可知道“齐家”之道，是“齐”这样的家，不是如现代，乃至西式的小两口子，把两个铺盖，拼成一张大床，或两张小床的家。即使是对小两口子的家来讲，又有几对是白头偕老、永不反目的呢！你看，“齐家”，是那么轻易要求，那么稀松的世间人事吗！
照我默默的观察来看，依照现代物质文明的快速进步和精神文明相对的衰落。不论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甚至举世皆醉的工商业竞相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社会不会再有家庭制度的存在，而且也没有婚姻制度神圣的存在了！人类历史的剧本看到这里，我自己觉得可以“煞搁”了。因为我是一辈子看戏的，再看下去不是不好看，习惯不同就有点太陌生不大自在了！
讲到这里，又使我忽然想起孔子说的话，“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为了上面所讲的中国过去社会的“大家庭”，依照孔子的话，“好古，敏以求之”，使我又想起孔子再三推祟上古圣人皇帝唐尧的一则故事。根据历史的记载说，尧治天下五十载，出外巡视，到了陕西华山一带。华封人（管理华山地政的人）祝曰：“使圣人富、寿、多男子（愿你长寿，大富大贵，多子多孙）。”尧曰：“辞（多谢你了，我不需要这些）。多男子则多慎，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我们看了帝尧辞让别人祝福的话，实在很佩服，不愧可称之为“圣人”，这也就是后世道家思想的根源，具有出世怀抱的超然感受。但是华封人听了，便又说道：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与物皆昌。天下无道，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何辱之有。
看来，华封人这一段话，又是帝尧以后，儒、道本未分家的共同思想。不过，要活千年才厌世而去，未免又太奢侈了吧！正如佛说，长寿，是三灾（刀兵、瘟疫、水火）八难中的一难。仔细看来，的确别有高见。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家”，我们大概已经介绍清楚。也许，在你们现代一般从开始就先学新时代的文化，或一开始便从西方文化基础学习的人，看来非常奇怪，好像西方的社会文明，根本就没有这种情况存在。如果你是这样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无论是欧洲方面的英格兰、爱尔兰、法兰西、德意志等民族，乃至由各种民族所拼凑的“美利坚”国民，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和各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等，在他的社会中，也都以拥有“故家”或“世家、“大族”而自豪、自傲的观念存在，这是人性的特点，也可说是人性的弱点。举例来说，在现代的美国，对于已故的总统肯尼迪，便有其特别的追慕之情。“肯家”，也是美国的“世家”、“大族”，在美国本土的人，也经常有喜欢讲说或关心“肯家”，以及别的“世家”的许多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