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仅用4个月零18天就把中国的东三省全部占领了，紧接着于1932年拼凑成立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3年元旦之夜，日军又发兵攻击联接关内外的要塞山海关，从此将侵略魔掌伸入关内。1933年3月4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所部轻而易举地占领了热河省省会承德。日军占领热河之后继续南下，直逼长城各口，一时间华北震动，平津告急。正在南方忙于“剿共”的蒋介石，急忙从各地抽调30万兵力，沿长城一线抵抗进犯之敌。3月5日，长城抗战打响了。西起南天门、古北口，中经罗文峪、喜峰口，东至冷口、界岭口，中国军队依托古老的长城，与日军展开了激战。防守喜峰口、罗文峪的29军，凭借大刀、手榴弹和不怕死的精神，同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进行了殊死搏杀，以近战、夜战歼灭日寇3000多人，取得了著名的喜峰口、罗文峪大捷，29军大刀队从此扬威海内外。29军也成为与上海“一.二八”抗战的19路军齐名的抗日劲旅，该军将领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均获得最高级别的青天白日勋章，成为一代抗日名将。缺乏纵深的长城防线毕竟经不起日军的攻击，因为它的坚固程度不是取决于最强大的环节，而是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虽然29军防守的喜峰口、罗文峪坚如磐石，使日军未能越雷池半步，但日军从晋军防守的冷口突入长城以内，然后向中国军队侧后迁回。中国军队腹背受敌，被迫后撤，长城防线土崩瓦解。最后不得不签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塘沽协定》。通过这个协定，日军把实际控制范围推进到冀东。
《塘沽协定》的签订，表面上使北方的局势暂时平静下来，但平静的背后孕育着更大的危机。从此，平津化为边塞，华北的冀、鲁、晋、察、绥五省全部暴露在虎口之下了。《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侵略者又掀起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日本人为这个运动起了个“自治”的好名，而实际上就是想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
1935年6月27日，日本以“张北事件”为借口，逼迫国民政府签订屈辱的《秦土协定》。日方通过这个协定达到了实际控制察哈尔省北部的目的，29军大部被迫撤出察哈尔省北部地区，移驻河北。国民政府由于卖国心虚，对签署的屈辱条约秘而不宣。日本人看透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心理，借机发挥，大肆加码，中方口辩无凭，致使主权受到了比原订条款更为严重的损害。
日本侵略者在察哈尔得手后，又将目标转向了河北。他们的做法还是惯用的卑鄙套路：先制造借口，然后以此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逼签协定。为此，日军华北驻屯军暗中雇佣杀手，将住在天津日租界两个汉奸举报人胡恩溥和白逾桓枪杀，然后诬称是国民党蓝衣社干的，以此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
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职；
（二）将于学忠第51军撤走；
（三）将河北省内一切国民党党部完全取消；
（四）将国民党中央军撤离河北；
（五）禁止全国排外、排日行动。
在日方的威逼之下，国民政府一一照办。日寇预谋得逞，但仍不罢休。6月11日，日方派人携带一份由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备忘录来到北平军分会，由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签字盖章后送交梅津。日方在达到目的之后，何以多此一举呢？其实，他们的企图在于以这种方式履行“协定”的签字手续，使侵略事实合法化。何应钦既不敢公开签署卖国协定，又不敢对日方有丝毫反抗，于是来了个36计走为上，慌忙离开北平逃之夭夭。日方对何应钦的心思洞若观火，于是要了一个新花招，不再坚持由何应钦在“备忘录”上签字，只要求中国方面给一个表示承诺的书面通知。日方的“灵活”姿态正合汪精卫、何应钦的心意。这种明不签、暗承认的办法，既可满足日方欲望，又可欺瞒全国民众。7月6日，何应钦签署了一份“致梅津函”，内称：“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项均承诺之，并自主地期其遂行。特此通知。”至此，由梅津的“备忘录”和何应钦的“致梅津函”组成的特殊的《何海协定》便正式达成了，河北省的大部主权从此被日寇攫龋
《秦土协定》、《何海协定》签订后，日本大大加快了“华北特殊化”的步伐。他们一面怂恿汉奸、地痞游行示威，聚众闹事，一面加紧扶持成立汉奸政权。
1935年11月，由日寇策划扶植的、以无耻汉奸殷汝耕牵头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通县正式出笼，辖区包括冀东22个县。现今的人们或许难以想象，当年一个受日本人操纵的伪政权就赫然存在于北平城的旁边。
12月，国民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被迫同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29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以满足日本关于华北特殊化的要求。
上述一系列事件，史称“华北事变”。日本侵略者继侵吞中国东三省之后，又通过“华北事变”攫取了华北的大部主权，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华民族已被逼到了灭亡的边缘。
日本侵略者对华北的渗透，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和深切忧虑，中国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