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华北，中日两军驻军情况形似围棋盘上的黑白棋子，日军之所以频繁调动，实是走子儿。29军自1395年进驻平津后，虽然也有调整，但在全棋宏观控制上缺乏见解，主要立足于驻守。29军号称10万，实际上有很多弱点。关键是由内战发展起来的一支农民队伍，从将军到士兵都缺乏现代战争的意识，缺乏对外来强敌作战的经验和对敌人的了解。华北驻屯军，言称5700人，实际上可能比这多得多，另外还有伪军约日军人数5倍。据华北驻屯军自我估计，一旦战起，华北军的实力能够对付29军。从客观估计，华北两军实力接近，在此情况下，再加两军均处分散驻兵态势，哪一方突然袭击，得手可能极大。1936年初开始，日方军部政府曾多次商讨对中国“一击”。
“一击”是日语，翻译成中国话，应该是打击一下，语意分量很轻，但运用到中日两国态势，这“一击”就意味着两国全面开战。假如这“一击”方案在日本内阁通过，日军的第一步动作，就是华北驻屯军突击袭击29军。在措手不及情况之下，29军可能陷于灭顶之灾。在这样形势之下，宋哲元不是不清楚，但也不是很清楚，他还是同意了以攻为守、兵出山海关的方案，但如何实施还面临着很多难题，需要具体落实，但就在这时候他竟回山东乐陵老家，去为先人修坟，错过了积极进攻的有利时机。
宋哲元到达保定后，于7月29日致电蒋介石请求处分。其电文是：“哲元身受国家重托，自主持冀察军政以来，日夜兢兢于国权保持，乃至卢案发生，终不能达到任务，实有亏于职责，并负钧座之属望，拟请予以处分，以免贻误，而挽国危。”宋哲元在8月3日公开对外发表《我军抗战经过》，文中叙述了卢沟桥事变及平津作战经过后又自责“处置不当，实应受国家严重处分”，说明宋哲元已认识到自己对平津作战失败负有责任。
那么，宋哲元、张自忠这样具有光荣抗日历史，具有民族气节的将领，在日军无理挑衅、源源增兵的情况下，之所以不明智地乞求和平，也有其深刻的根源：
一是宋哲元、张自忠作为一支“杂牌军”的将领和地方实力派首领，出于团体利益的考虑，强烈希望保存冀察平津这块地盘，为此不惜委曲求全，妥协以求。
二是对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意图估计不足。29军自进驻平津以来，日军曾多次挑起事端，结果均以中方做出小的让步而告结束。这给了宋哲元、张自忠等人一个错误的经验，使其误以为这次也不过如此。
三是对蒋介石不信任。历史上，宋哲元、张自忠作为西北军将领多次与蒋介石中央军交战，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在自主权等方面又与蒋介石产生了新的矛盾，双方缺乏互信。再者，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与日本妥协的事情已不只一次，宋哲元对于蒋介石这次是否真的会发动全国抗战和他派军向天津地区移动的意图，都心存疑虑。
尽管“七.七”卢沟桥事变给中国人留下一个惨痛的记忆，但“七.七”卢沟桥抗战的枪声却引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圣火，把中国推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饱受列强凌辱欺侮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斗争史。从鸦片战争到“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却没有一次取得彻底胜利，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挫折和压抑，“七.七抗战”的枪声改变了这种局面，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帷幕。从此。松花江畔，长城内外，中原大地，珠江两岸，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父教其子，兄勉其弟，妻子送郎，共赴国难，开始了空前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促成这一局面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共合作。国民党与共产党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两股政治军事力量，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不仅联合了两党两军的力量，还直接促成了全国的政治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正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一座日本侵略者无法逾越的政治长城，这就注定了日本侵略者必然失败的结局。
卢沟桥前线的战斗，只是我国民族抗战的序幕。就在卢沟桥事变的翌日，中国共产党即发表宣言，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此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奋起抗战，经过八年的浴血战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同时，29军官兵在卢沟桥事变中激于爱国主义的义愤，担负起保卫国土的神圣职责。虽然武器装备低劣，但他们英勇地与武器精良的侵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在平津作战中，第29军广大官兵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曾出现许多感人事迹。如29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和第219团团长吉星文多次率部以肉搏击退日军的猛烈进攻，负伤不下火线，仍坚持指挥战斗。以他们的鲜血和对国家、民族的忠诚，谱写了壮烈的诗篇。以29军为代表的广大官兵在战斗中的表现确实值得中国军人骄傲的。他们的献身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