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在派人到日本大使馆就事变提出严重口头抗议，并劝告日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不要将事态扩大的同时，寄希望于英美调停是事变后南京政府的一大迫切愿望。
这时，英国方面作出了一些愿意调停的姿态。15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到外交部访问王宠惠，两人就事变会谈了一个多小时，交换了彼此的意见。许阁森向王宠惠表示愿意从中调停中日冲突。但是他要求中国方面给他一个确实的保证，即中国军队的北上只是为了预防起见，并没有主动攻击日本的意图。对此外交部王宠惠说：“此事有关军事，在确实答复前，我需要同最高军事当局商量。”经过电话联系后，王宠惠得到了蒋介石的明确答复，蒋说，中央军北上只是为了自卫而不是为了攻击日军，他让王宠惠将他的话明确转告许阁森。在得到明确的答复后，许阁森一面致电美国驻日本大使馆请求共同行动，一方面向日方作和平试探，提议中日双方于17日起停止增兵，并陆续撤到7月7日之前的地点，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但遭到日方的拒绝，日方态度强硬地宣布不欢迎任何第三国的调停，自行关闭了由第三国调停解决事变的大门。
美国则对调停中日冲突态度异常冷淡。
另一方面，蒋介石于7月8日紧急召见王宠惠和孙科，催与苏联缔结中苏共同安全条约。第二天，王宠惠和孙科立即飞赴上海。就中苏共同预防外患问题，王宠惠多次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秘密商谈，鲍格莫洛夫坦率地对王宠惠说，如果现在苏联与中国签订这样的互助条约，即意味着苏联必然参战，日本就很可能进攻苏联。因此，他建议中苏立即开始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但当时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基点依然放在英美身上，对抵抗也未下最后决心，因而对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感兴趣。
其实，蒋介石在外交上的努力是徒劳的。当时中国在外交上可谓步履艰难。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尽管退出国联，并与英美等国关系闹僵，但是，并不意味着美英一定会支持中国。英国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一直以中国为“敌性国”，中英关系存在敌性性质由来已久。这与鸦片战争不无关系。况且30年代以后，德国纳粹兴起，已经对英国构成极大的威胁，英国也感到无暇东顾。英国也已明确表示，中国如与日本发生战争，英国不能支持中国。
而美国对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摩擦一直抱着观望的态度，只有日本损害美国在华利益之时，美国才出面表态。中国与日本爆发战争，如请美国支持中国也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美国人会认为，两个黄种人的国家争吵，我们不必介入。
至于苏联，西面面临纳粹德国的威胁，苏联不愿东西两面受敌，几乎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愿意中国牵制住日本，但不愿明显地支援中国，而激怒日本，影响日苏关系。
这样一来，南京政府寄希望于外交特别是英美调停的希望最终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