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看，到“七.七事变”前夕，日军已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
东面，有日军扶植的冀东伪政权和所属伪军部队；
北面，有日寇炮制的以德王为首的伪蒙疆自治政府；
东南面，日军强占了战略要点丰台。
惟有西南面尚为中国驻军宋哲元指挥下的第29军一部防守。因此，位于北平西南10余公里处平汉铁路线上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通往南方的惟一门户。
日本人历来以认真细致著称，把发难地点定在卢沟桥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决策，而是大有预谋的。
众所周知，日本继“九.一八”事变夺占中国东三省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夺取华北，而平津地区是华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核心，其中北平的地位尤为重要，日军甚至认为：“只要拿下北平，其余地方就会不战而降。”这样一来，只有北平西南方向的卢沟桥尚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之中，卢沟桥成了北平保持对外联络的惟一通道，成了中日双方的必争之地。而在中国人看来，卢沟桥之得失，北平之存亡系之；北平之得失，华北平原之存亡系之；而西北、陇海线乃至长江流域，亦莫不受其威胁也。这充分说明，日军把卢沟桥作为首攻目标，绝不是针对偶发事件的临时决定，而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蓄谋已久的战略步骤。
1936年9月18日，日军在丰台地区进行军事演习，与中国驻军发生冲突。日军以此为借口，包围了中国军队的兵营，逼迫中国驻军撤出丰台。次日，日军侵占丰台。从10月起，日军以北平为目标，不断在丰台、卢沟桥一带及北宁铁路沿线进行挑衅性实战演习。卢沟桥在北平西南10余公里，横跨永定河，是北平西南的门户。当时北宁路沿线，东起山海关、西至丰台，均为日军所控制。日军在卢沟桥制造冲突，是在1936年“九.一八”的“丰台事件”以后，这就明白隐示着日军有进一步的占据卢沟桥的企图，以便与丰台事件同样的取得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由于是卢沟桥与丰台同样是北平的门户，是华北的咽喉，它据着平津及冀察的生命线，而位于平汉路与北宁路之交接点，又为平保公路所经之地。所以在军事上，日本必须据有丰台与宛平，才足以控制平津。在卢沟桥事变前一年（1936年冬），日军企图在卢沟桥附近购地，以便在卢沟桥、长辛店及宛平间构筑一军事堡垒，以与丰台驻军成为犄角，来监视中国在宛平、永定河一带的驻军；但这事终于因民众和冀察当局之制止，未能实现。然而却也就从此隐伏着进袭卢沟桥的契机。
很显然的，日本帝国主义既要进行华北的分离运动，那么，它就必须在军事上造成以控制华北的首脑——平、津的形势，才能遂行其政治阴谋；卢沟桥在地理上既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一旦日军占据卢沟桥，平汉交通为之堵塞，而将使北平进退失据，此举无异于切断华北之首脑——平、津；这么一来，日本在华北即取得了政治和军事的两重控制。 同时，卢沟桥形势之优越，尚不止足以切断北平的命脉，并且还有控制丰台的优势，使丰台的日军有后顾之忧，也使其感到有受与南苑中国军队夹击之虑。这就促成了日军急于夺获卢沟桥的意图。所以，从丰台事件起，日军即对中方表示其对于卢沟桥、西苑、南苑及长辛店各地驻有军队的不满，希望29军自动撤退，但均为29军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