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帝复辟，篡位的赵王伦被赐死，齐王自然也要大赏“功臣”。齐王司马冏获封大司马，加九锡；成都王司马颖为将军，加九锡；河间王司马颙为太尉，加三锡；常山王司马乂改封长沙王，为抚军大将军。其中，齐王司马冏是惠弟堂兄，成都王司马颖和长沙王司马乂与惠帝都是同父异母的同房兄弟（司马乂与楚王司马玮同父同母，楚王起兵时跟随左右，被贬为常山王），这几个人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王爷。河间王司马颙是惠帝堂叔，年纪在四十岁左右。可以想象，这些人在一起，宫中横坐的又是个大傻帽儿皇帝，谁又能向谁低头呢？
手夺惠帝玺绶的义阳王司马威从外退兵至九曲（今河南巩县）时，闻听赵王司马伦倒台，慌忙丢下所统军队，逃归洛阳大宅子待罪。诸王商议想饶他不死，一直呆呆坐在上座的惠帝忽然发话：“阿皮（司马威小名）掰我手指，夺我玺绶，不可不杀。”傻爷们儿这句话，也是他当皇帝一辈子唯一自己做出的“决定”，诸王当然无话，派人杀掉司马威。
刚刚安定没几天，数位王爷各自结伙拜祖陵。新野王司马歆劝说齐王司马冏：“您与成都王一起建立不世之功，应该留下他在京城辅政，如果无此心，应该削去他的兵权。”长沙王司马乂在拜陵时对异母兄成都王司马颖也建议：“天下者，先帝之业，王宜维正之。”意思是应该由武帝一系的人来维持，提防齐王。
成都王幕下高参卢志提出以退为进的谋略，他说：“齐王当时号称有百万之众，为张泓所败，正是王爷您强攻孙会才成大功。两雄不俱立，大王您应该以太妃（成都王生母）有病为由，上表还归邺城，朝廷委重齐王，此举可收四海之心。”成都王司马颖很听话，马上入宫辞别惠帝，与从人快马加鞭从洛阳返回邺城，“由是士民之誉皆归（司马）颖”。回到邺城后，司马颖又推御九锡殊礼，表论功臣，赈济灾民，埋葬阵亡将士，“皆卢志之谋也”。史载，“（司马）颖貌美而神昏，不知书，然气性敦厚，委事于（卢）志，故得成其美焉”。
齐王司马冏一直怀疑大才子陆机为赵王司马伦替惠帝撰写禅位诏书，就把陆机、陆云兄弟抓起想杀掉。成都王也为之辩理，救了二人，并表陆机为平原内史，陆云为清河内史。二陆兄弟的友人劝他们赶紧还吴地，远离是非，陆机认为司马颖对自己有保荐之恩，“可与立功”，不听。齐王司马冏手下的东曹掾张翰（字季鹰）也是吴中人士，“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莼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遂命驾便归。”此举聪明，果然保全性命。莼菜汤、鲈鱼脍不见得多么好吃，但以此为借口挂帆而去，不仅能避祸，还能留千秋万古潇洒之名，张季鹰此举是真名士所为。
由于惠帝太子司马遹被贾后杀掉，司马遹的两个儿子又被赵王司马伦杀掉，惠帝就没有继承人。按继承人顺序，“大将军（司马）颖有次立之势（可为皇太弟）”，齐王司马冏当然不会任情势这样发展下去，于是他就奏请立惠帝的侄子、年方八岁的司马覃为皇太子，自任太子太傅，又加封亲信东海王司马越为司空，领中书监。司马越也是惠帝族叔辈。
齐王司马冏大权在手后，骄奢擅权，大起府第，耽于宴乐。侍中嵇绍、殿中御史桓豹、孙惠等人皆上书相劝，尤其是孙惠上书，言语恳切，辞理分明：“天下有五难、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锋刃，一难也；聚致英豪，二难也；与将士均劳苦，三难也；以弱胜强，四难也；兴复皇业，五难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执，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难而不以为难，虑其不可而谓之可，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齐王司马冏对这些良谏，都“逊辞谢之，然不能从”。
一年多以后，惠帝永宁二年（302），河间王司马颙在长史李含的怂恿下起兵。李含出主意说：“成都王司马颖是皇帝至亲，齐王司马冏越亲而专权，朝野怨恨，现在发檄长沙王司马乂讨攻齐王，齐王必会先干掉长沙王，我们因此再以此罪除掉齐王，拥戴成都王入京，以安社稷。”
河间王司马颙本来就是赵王司马伦亲信，当时也是因形势所逼才不得已加入讨赵王的军队，齐王对他一直怀恨在心。至此，他觉得时机成熟，派部将李含、张方为先锋，率军直奔洛阳，同时，他遣使邀成都王司马颖一起发兵。卢志谏劝，司马颖不听，准备兵马待发。
河间王部将李含、张方临近洛阳屯军，便发檄让长沙王司马乂攻讨齐王司马冏。两位王爷本来同时在京，关系还不错，但齐王认为长沙王与成都王是兄弟（同父异母），便先下手为强，派人攻袭长沙王。“（司马）乂身长七尺五寸，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他率百余人飞驰入宫，关闭诸门，“奉天子攻大司马府”。有皇帝在手，一下子就转被动为主动。当夜，城内大战，齐王称“长沙王矫诏”，长沙王称“大司马（齐王）谋反”，飞矢雨集，火光冲天。在上东门楼上哆嗦避难的惠帝又被吓了一巨跳，“矢集御前，群臣死者相枕”。
连战三日，齐王部队大败，司马冏被自己的长史赵渊执送入宫。“（司马）冏至殿前，帝恻然，欲活之”，傻帽儿皇帝也知道好坏，这位堂兄拥立自己复位，很想饶他一命。“（司马）乂趣左右牵出”，斩于阊阖门下，循首六军示众。齐王司马冏是八王中第四个死掉的王爷。
河间王司马颙的部将李含、张言等人闻知齐王已死，就引兵还据长安。
才过半年多，惠帝太安二年（303）八月，因长史李含等人为长沙王司马乂所杀，河间王司马颙又起兵讨伐。成都王虽一直在邺城，但恃功骄奢，起先还能“遥制朝廷”，但随着长沙王司马乂翅膀渐硬，兄弟生出嫌隙，于是成都王附和河间王，共同前往洛阳讨伐长沙王。卢志谏劝，司马颖不听。
河间王司马颙以张方为都督，将兵七万自幽谷东趋洛阳。成都王司马颖引军屯朝歌，以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率二十多万人南向洛阳。
众人大战，死伤数万。长沙王手中有惠帝这张王牌，关键战斗皆在军中显耀皇帝旗鼓。建春门一战，陆机大败，“赴七里涧，死者如积，水为之不流。”由于陆机兄弟与成都王司马颖的太监孟玖不合，孟玖就说陆机有二心想联合长沙王谋反。成都王没主见，下令诛杀二陆兄弟及其三族。杀头之前，大才子陆机叹道：“华亭鹤唳，可复闻乎！”与当年咸阳市上被腰斩的秦朝丞相所发黄犬之叹，大相类似。知退不退，后悔无及！
打败成都王派来的陆机，长沙王司马乂深觉惠帝这个幌子确实好用，又“奉帝攻张方，（张）方兵望见乘舆（皇帝御车）皆退车，（张）方军大败”。
双方僵持不下。长沙王主簿祖逖（“闻鸡起舞”、“击楫中流”两个典故的主人公）建议，派人持诏到西北，命雍州刺史刘忱起兵袭击河间王司马颙的后方，这样，张方军不得不回，可解京城之围。
长沙王司马乂虽然总是把皇帝大傻哥哥弄在军中打仗，“而未尝亏奉上之礼”，服侍周全，礼数不亏，故而“城中粮食日窘，而士卒无离心”，前后斩获六七万人。围城二王兵马略尽，张方也准备逃回长安。
关键时刻，本来与长沙王一伙的惠帝族叔东海王司马越“虑事不济”，害怕城外二王兵马越聚越多，就与殿中亲将密谋，半夜冲入司马乂房中，把这位俊伟英勇的长沙王捆绑起来，关在金墉城里，并以皇帝名乂下诏免其官职，召成都王司马颖等入城辅政。“城既开，殿中将士见外兵不盛，悔之，更谋劫出（司马）乂以拒（司马）颖”。司马越见情势不妙，大惧，想杀掉长沙王司马乂以绝众望。黄门侍郎潘滔（与潘岳同官同姓同为文人）出了个绝好的坏主意，遣人密告张方，借张方之手除掉司马乂。
张方本性残暴，派兵从金墉城中押出司马乂，绑缚于城外兵营中，放在火堆上慢慢烤炙而死，时年二十八。“（司马）乂冤痛之声达于左右，三军莫不为之垂涕。”八王之中，长沙王司马乂是第五个被干掉的。
交战中数次大败的成都王司马颖此刻得意，耀武扬威入京师后，又还镇于邺城。“诏以（司马）颖为丞相，加东海王（司马）越守尚书令。”司马颖又派亲信将领石超守洛阳十二城门，“殿中宿所忌者，颖皆杀之，悉代去宿卫兵”。并废齐王所立的皇太子为清河王，河间王司马颙也乖间买好，表请立司马颖为皇太弟，“诏从之”。
西北方面，河间王司马颙屡为刘枕所败，急召张方还长安。张方临行，掠劫洛阳宫中男女万余人而去，途中乏食，便杀掉掠来的男女夹杂牛羊肉充当军粮。到关中后，张方与司马颙双方合军，大败刘枕，腰斩了这位雍州刺史。
“太弟（司马）颖僭侈日甚，嬖幸用事，大失众望”。居于京中的东海王司马越也久有自固之心，于惠帝永兴元年（304）秋天勒兵入云龙门，声讨成都王，并恢复司马覃的皇太子身份。司马越还效仿司马乂，“奉帝北征”，挟十余万军队直扑邺城。洛阳城内为司马颖守城门的石超早已闻讯跑出，逃回邺城。司马颖给他五万兵，命他迎击司马越。
双方兵马在荡阴（今河南汤阴）相遇，石超大败司马越军。混乱之中，晋惠帝车倒草中，脸上中刀，身中三箭，狼狈不堪。“百官侍御皆散”，唯有侍中嵇绍“下马登辇，以身卫帝”。兵士把嵇诏从车上拉下，用刀乱砍，惠帝高叫：“忠臣也，勿杀！”兵士们回答：“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嵇绍死于乱刀之下，“血溅帝衣”。不久，司马颖派卢志找到坐在草中号啕大哭的惠帝，移至邺城。“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书至此，史臣也慨叹：孰言惠帝憨愚哉！
嵇绍之父嵇康当初在魏末不与司马氏合作，受诬被杀。嵇绍纯臣，尽忠司马氏而死，可谓君子伟丈夫，难怪日后文天祥在《正气歌》诗中也以他为忠臣样板。
东海王司马越从洛阳出兵时，河间王司马颙已派张方袭取了洛阳。兵败的司马越只得逃回自己的封地东海（今山东郯城）。按常理，司马越这个宗室疏宗已经败成定局，怎么也不能再缓过神来扳动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
但历史总是存在那样的偶然性，时任都督幽州诸军事的王浚坐山观虎斗之余，在边疆地区联合鲜卑、乌桓部落骑兵，与东海王司马越的弟弟东赢公司马腾合兵，南下进攻邺城。
司马颖听说少数民族骑兵来攻，忙派王超等人拒战，连连败绩，王浚属下的鲜卑等部落骑兵所向披靡，秋风扫落叶一般。“邺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
卢志劝司马颖奉惠帝还洛阳，当时还有甲士一万五千多人，逃跑时做护卫还绰绰有余。黎明时分，司马颖生母程太妃眷恋邺城，迟迟不愿起身，“（司马）颖狐疑未决”。“俄而众溃”，万余大军见主帅无谋，一哄而散，司马颖和卢志只带数十骑拥着惠帝乘犊车南奔洛阳，狼狈不堪。逃至邙山，张方率万骑精兵迎谒，“（张）方将拜谒，帝下车自止之”。堂堂皇帝，虽傻傻乎乎也觉察到自己如今连一个将军的跪拜也承受不起了。
王浚攻入邺城之后，纵兵大掠。兵还蓟州之前，王浚又怕鲜卑士兵携带抢掠的妇女行军耽误正事，便下令：“敢有挟藏者斩！”诸族骑兵当时还很害怕晋朝军法，纷纷把千挑万选抢掠来的绝色妇女都推入易水中淹死，共死亡八千余人。
诸王争战期间，晋朝的流民首领李雄已在巴蜀成割据之势，自称成都王。匈奴贵族刘渊本来被成都王司马颖荐为冠军将军，也趁乱率五部杂胡起事，建国号曰“汉”，自称汉王。这拨儿高度汉化的匈奴哥们儿果真是“人面兽心”，西晋最后两个皇帝怀帝和憨帝都为他们所俘虏，接连让晋帝上演“青衣侑酒”的历史悲剧，成为历代汉族臣子心中永拂不去的伤痛。
惠帝入返洛阳后，张方拥兵专治朝政，成都王司马颖丧失前权，形同软禁。
张方所部士兵大多从长安来，一直把京城当作块大肥肉，在洛阳剽掠搜刮，都吵嚷着要“奉帝迁都长安”。他们以请惠帝出郊拜谒陵庙为由，想把惠帝和群臣骗出城。惠帝不愿再颠簸，不答应出城。张方于是率大批军士披甲执兵入殿，搜出躲在后园竹林里的惠帝，逼使上车，“帝垂泣从之”。于是张方军士在后宫大肆奸污宫女，抢劫珍宝，“分争府藏，割流苏、武帐为马障，魏、晋以来蓄积，扫地无遗”。张方还想一把火把宫室和宗庙烧毁以绝人望，卢志劝他：“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犹存，何为袭之！”张方这才作罢。
张方挟持惠帝、成都王司马颖以及惠帝另一个弟弟豫章王司马炽到长安，河间王司马颙就暂时成为西晋王朝真正的主人。他让惠帝下诏废掉司马颖的皇太弟身份，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时存者唯颖、炽及吴王晏”。
惠帝永兴二年（305）七月，东海王司马越喘定之后，又以张方和河间王司马颙“劫颙车驾”为罪名，发檄天下讨伐河间王。成都王司马颖的旧部也纷纷在河北起兵。见山东、河北等地兵起，河间王“甚惧”，就又封原来和自己一个战壕现在又被自己软禁的司马颖为镇军大将军，派卢志和千余兵拥他一起返归河北招抚。
成都王司马颖此时兵马衰弱疲极，早已丧尽昔日手下数十万熊虎大军的威风。
东海王司马越东山再起之势勃然，一路进兵顺利，军近洛阳。眼见一天不如一天，河间王司马颙想与司马越言和。由于张方自己有“劫驾之罪”，怕二王和解后对自己不利，坚决表示反对。河间王便遣张方的老友郅辅以送信为名，趁张方读信时一刀砍下这位骄横将领的脑袋。
本以为杀了张方后东海王司马越会许和退兵，但政治斗争向来是“得寸进尺”，东海王司马越继续西进。当时携残兵驻洛阳的成都王司马颖在洛阳也站不住脚，狼狈败向华阴，中途听说河间王和东海王有言和之势，如九雷轰顶，不知何去何从。两王如果讲和，成都王自己肯定会被当作牺牲品干掉。
公元306年5月，东海王的将军祁弘攻入关中，连败河间王司马颙的军队。司马颙本人也跑进太白山中。当时百官散走，在山谷中拾采橡食充饥。祁弘军攻入长安后，部下的鲜卑军人纵情大掠，杀掉两万多人。祁弘抢到惠帝后，又拥着皇帝还洛阳。河间王又趁机夺回长安城，但关中地区都臣服于司马越，因为惠帝在司马越手中，河间王仅保有长安一城。
公元306年7月，惠帝又回到旧都洛阳，改元光熙。每经一次劫难，惠帝就被迫改一次年号，这也是西晋“八王之乱”的一大特色。
东海王司马越拥大军入驻洛阳后，被委任为太傅、录尚书事（实际上是自己委任自己）。并以自己的亲宗堂兄范阳王司马虓为司空，镇军邺城（司马越和司马虓两个人都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馗之孙，按理讲是帝室疏宗）。封进攻成都王甚有“功劳“的王浚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
惶惶在外的成都王司马颖听说东海王兄弟已经控制了京城，便想从华阴往武关方向逃跑。行至新野县，东海王已经以惠帝名义下诏搜捕。惶急之间，司马颖也顾不上老母妻子，只和一个御车的兵士单车载着两个小儿子渡过黄河跑到朝歌，又召集了从前的属下数百人，想投奔老部下公师藩。没走多远，范阳王司马虓属下把司马颖等人一网打尽，关在邺城监狱里。“范阳王（司马）虓幽之，而无他意。”估计司马虓对这位惠帝亲弟弟没什么毒怨，不打算害他性命。不巧的是，范阳王忽然暴疾而死，他手下长史刘舆（大文豪刘琨之兄）知道司马颖从前一直在邺城坐镇，声名不错，怕有人再趁机劫持他又生后患，便派人假称台使，“称诏夜赐（司马）颖死”。
在最后的时刻，这位年青貌美的王爷倒很镇静。读毕“诏书”，他问监守田徽：“范阳王死了吗？”田徽答说：“不知道。”这一问一答很有意思。见有赐死自己的诏书，司马颖就猜到范阳王已死，田徽作为办公人员，也不好透露消息。司马颖又问：“您今年多大？”田徽答“五十岁。”司马颖问：“知天命了吗？”（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田徽说：“不知道。”面对这位冷忍无情的“警察”人员，王爷也无可奈何，与这样的人不可能再深谈下去，他自叹道：“我死之后，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于今一年，身体手足不见洗沐，取数斗汤来！”魏晋风度，在这么一个临死王爷身上也可窥见一斑。
司马颖两个儿子在一旁惊恐大哭，王爷知道惜死无益，怜子无益，挥手让人把两个小孩子带走，以免让他们看见自己的死状。洗沐已毕，“乃散发东首卧”，自己躺倒，命田徽把自己缢死，时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邺中哀之”。这是八王中被杀的第六位。
公元306年（惠帝光熙元年）12月，东海王司马越觉得大傻哥儿惠帝没什么利用价值了，便派人于饼中置药，毒死了老傻哥儿，时年四十八。惠帝自登基以来，十六年来风风雨雨，多少个夜晚被人从梦中叫醒，强掖升殿，被迫书写诛杀自己姥爷、母后、皇后、皇子、皇兄、皇弟、皇叔以及多位他自己连名字也搞不清的大臣的人名。今天被这个劫持当挡箭牌，明天被那个拉着放在军阵里炫耀，几乎没一天安生过。终于有这么一天，肚子巨痛，四体抽搐，老哥儿扑腾一阵，终于可以长睡过去，永远再不会有兵士冷冷的大手于凄冷的夜晚把他从热被窝里拽出来了。
可悲的是，晋惠帝处于半傻半愚之间，知冷知热，知苦知痛，既能因司马威掰他手指而怒，也能因嵇绍血溅己衣而悲，但就是不能像常人那样有条理地行事，白白身居九重帝位。尤其他那“何不食肉糜？”的流传千古的“笑话”（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我们读之细品，只有伤悲，只有哀怜，真正的祸乱根源在于“武皇不知其子”，在于其生母杨后的妇人之仁。惠帝安生了，天下士民也喘了口气，大家终于如释重负，热切盼望能出个好皇帝镇住天下。
惠帝崩后，司马越立惠帝二十五弟司马炽为帝，改元永嘉，是为晋怀帝。
想起还有困守长安孤城的河间王司马颙，太傅东海王司马越就以晋怀帝名义下诏司马颙为司徒。按理说这位“少有清名、轻财好士”的王爷也活了四十来岁的年纪，搞了这么多年“政治”，多疑反复，应该知道回到京城也没有好果子吃。估计一是死催，二是眼见诸王个个被杀，三是孤城难保，四是新帝登基，司马颙也存有侥幸心理，想想自己这么高的辈份，当个清闲司徒回京安享晚年算了。于是，他接受诏命就征，与三个儿子心情复杂地坐车赶往洛阳。刚刚走到新安雍谷，东海王亲弟南阳王司马模派来的将领梁臣已率一队精兵“等候”他。问明车上确是河间王，梁臣下马，突入车中，用大手活活掐死了这位一向老谋深算的王爷。而后，又抽出刀来，三刀砍落河间王三个少年儿子的人头。至此，八王中的河间王司马颙向地狱报到，排名第七。
八王之中七王相继被杀，东海王司马越捱到最后，似乎是最后一个胜利者，其实他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
司马越拥立怀帝后，大权独揽，首先他害掉怀帝的侄子十四岁的清河王司马覃。司马覃曾被惠帝立为皇太子，司马越怕日后这个孩子又会继怀帝后登基，所以先下手为强。不久，他又杀掉怀帝亲舅王延及大臣高韬等人，窜逐大臣苟晞。“（司马）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
怀帝永嘉五年（310），眼见洛阳城外狼烟四起，内不自安的司马越戎服入朝，请讨石勒，想趁此拥大兵立功以自固。他率四万精军出讨后，飞檄各州郡征兵，但“所征皆不至”。“公利罄乏，所在寇乱，州郡携贰，上下崩离，祸结衅深”。忧惧劳顿，又得悉怀帝密诏苟晞等人要杀自己，东海王司马越兵至项城（今河南沈丘）时，忽发暴疾，死于当地，同军而行的襄阳王司马范和太尉王衍秘不发丧，准备率军送司马越尸身还葬其封地东海（山东郯城）。
羯族首领石勒（当时为匈奴种的汉王刘渊部属）得知消息后，率劲骑追赶这群群龙无首、兵官家眷交杂的队伍，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大开杀戒，大队骑兵像打猎一样围着数十万西晋军民发箭狂射，一天下来，“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石勒派兵士一把火烧掉司马越棺柩，说：“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
侥幸未死的西晋兵民二十多万，被刘渊另外一部将王璋一把大火烧死。“并食之”，成为了烧烤人肉军粮。
石勒军队逮捕了太尉王衍、吏部尚书刘望等多位晋朝高官，还有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等六个皇族王爷。“众人畏死，多自陈述”，王衍还劝石勒称帝。只有襄阳王司马范还是条汉子，“神色俨然，顾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复纷纭？’”半夜，石勒派兵士推倒屋墙，把王衍和司马范活活压死，但他们总算保了全尸。
司马越留派洛阳的部将何伦等人闻败，慌忙拥司马越世子和他的王妃裴氏从洛阳往东海方向逃跑，城中百姓士民也紧随军人一起外逃。跑到洧仓，又被石勒大军迎截，东海王世子以及皇族四十八个王爷都死于乱兵之手，东海王王妃裴妃被乱兵抢去，轮奸过后又卖给别人。
公元311年（怀帝永嘉五年）6月，晋怀帝被匈奴刘渊的汉军抓获，公元313年被杀，时年三十。公元316年，惠帝另一个侄子晋愍帝司马邺也肉袒出降，不久被杀，时年十八。至此，西晋灭亡。怀帝、愍帝都是很不错的青年干才，但“八王之乱”已经使晋朝大厦遭受难以修补的巨大裂隙，孤木难支，任谁也无力回天。
祖逖曾讲，“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民庶怨叛。由诸王争擅，自相夷灭，逐使戎狄乘虚，毒逋中土”。晋惠帝虽昏而不虐，但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皇皇大晋，由一个愚君来统理，简直是古今所无的事情。晋武帝没有远见，所托非人，儿子不争气也罢，托孤大臣不是杨骏那样的擅权鼠辈，就是张华那样的世故老臣，以至于贾后奸邪妇人秉国，赵王司马伦阴险王爷篡逆，诸王争起，亡乱终至。
“八王之乱”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大乱开始时各种势力都是打着拥护皇权的旗号，或者“矫诏”行事，绝非赤裸裸地像东汉末年那样胡乱开打。这主要是因为晋武帝在位二十六年，皇权威力影响巨深。赵王司马伦势力如此之大，但一旦篡逆，很快就被打着迎归惠帝旗号的诸王所击败，而司马衷这个“土木偶人”恰恰可以成为各位皇族野心家手中最大的王牌，一直到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眼见傻子皇帝再无可用之处，晋武帝时代威赫皇权的余晖全然逝去，才一把毒药弄死了这个幌子皇帝。
追思造成西晋最终灭亡的八个司马皇族，司马氏原来的立意完全是出于想“封建亲贤，拱辅帝室”，但晋武帝没有远图，惠帝失于暗劣，执政大臣安于奢放，致使贾后擅权，八王又暗怀私心，相迭而起，煽风速祸，致使“崇国俱亡，身名并灭”。然而，这八王的人格禀性也不尽相同。汝南王司马亮，“少清警有才用”，乱非其起，不失厚道；楚王司马玮“开济好施，能得众心”，是位年轻气盛，没什么政治经验的王爷，虽有挟怨私心，终为贾后杀人工具，自己也不免挨刀；赵王司马伦以叔祖之尊，昏暗愚懦，诸子又不成器，成为孙秀的傀儡，又肆行篡逆，可以说是八王中最令人不齿的老匹夫；齐王司马冏，“少称仁惠，好振施”，如果公正持平，完全可中兴晋廷，但最终为自己的野心所累，暴尸于市；长沙王司马乂“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应该说是文武全才，果断聪明，但乱世人心叵测，最终被东海王出卖，功败垂成；成都王司马颖本来在谋士卢志等人的辅佐下，扫平大逆，颇得众心，但最终他宠信宵小，不仅与堂兄齐王翻脸，又与同父异母兄司马乂同室操戈，遥制朝廷后，成都王又不能当机立断，自恣其欲，最终也一条绳索搭上性命。河间王司马颙，本是司马皇室疏宗，“少有清名，轻财爱士”，晋武帝赞叹其“可以为诸国仪表”，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似老成君子的王爷，先附赵王司马伦，又与齐王司马冏共攻赵王，再与成都王司马颖攻打长沙王司马乂，其部将张方更是残酷无比，劫持惠帝车驾，祸害京都洛阳，乘东海、成都二王交恶，他又浑水摸鱼，把惠帝劫至长安，软禁成都王，完全成为当时诸王混战的祸头，虽有如此城府，最终仍不免被人活活掐死；东海王司马越也是晋室疏宗，“少有令名，谦虚持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宗”，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司马越临危出卖同盟者长沙王，再与成都王翻脸，又攻击河间王，并毒死晋惠帝，虽最终能成为“八王”中不被砍头的王爷，但尸骨未寒，石勒的一把大火也把他烧成灰烬，世子死于刀剑之下，妻子惨遭乱兵轮奸变卖，下场也可嗟叹。
“自惠皇失政，难起萧墙。骨肉相残，黎元涂炭，胡尘惊而天地闻，乱兵接而宫庙堕，支属肇其祸端，戎羯乘其间隙，悲夫！”倘使晋武帝的后继者为一平庸守业常主，所有这些王爷大可以善始善终，拱列晋室。即使哪个怀有狼子野心，在大一统的皇权下面也只能做太平顺王。
晋武帝时代另一措置失当之处，就是裁撤大批州郡士兵。当然，裁兵的初衷不错，根据西晋的《占田法》，这些退伍士兵可以分得一份土地从事劳作，不仅保障了自己的衣食，还可以给国家上缴租调。但是，州郡兵力减弱，真正有重大事件发生，比如有宗室拥兵叛起，或者边陲少数民族构乱，邻近州郡当然会束手无策，只能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侵占。当时也不是没有明白人，尚书仆射山涛就劝谏武帝不要解除州郡武备，但正陶醉于“大一统”胜利中的晋武帝根本听不进去，认为州郡养兵费钱费力又无产出，下诏严命裁兵。
恰恰是“忘战必亡”，武帝死后不久即成祸乱满天下的现实。试想，大郡才有武吏百人，小郡才有武吏五十人，如此的“偃武修文”，晋武帝的谋浅和短视何其甚也！
此外，西晋初期大封同姓诸王，也并非“八王之乱”的真正导火索。细心考究西晋制度，可以发现宗室诸王在封地上没有什么治民的实权，王浑上书谏劝晋武帝不要派齐王司马攸“之国”时就指出：“……今出（齐王司马）攸之国，假以都督虚号，而无典戎干方之实。”诸王治地，“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真正招致诸王能有力量相继起兵为乱的原因，其实是武帝后期赋予他们专镇一方的威权，诸如楚王司马玮镇荆州，淮南王司马允镇江、扬州，汝南王司马亮镇许昌，等等。惠帝继位后，赵王、河间王等人又相继坐拥关中重镇，成都王坐镇邺城，齐王司马冏坐镇许昌。诸王带兵日久，幕府人杂，问鼎之心于不知不觉中悄然滋长，最终导致这些地头王们纷纷而起。
西晋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亡于农民起义的少数几个政权之一。虽然经学的衰落，玄学、佛教的兴起和少数民族内迁成为西晋政权削弱的重要干扰来源，但其真正的灭亡原因则是八王互攻而造成的内部混乱和崩塌。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过：“进步的事业必须被进步所取代。”福兮祸兮，虽然西晋的灭亡造成了一百余年间中国南北方极大的社会动荡，各个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也在中国历史上达成破天荒的头等大事：中华民族第一次在中国各民族的“兄弟之战”中最大限度地加速了民族大融合，胡族文化涤荡冲洗了汉族原有文化中的糟粕和余渣，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添加了新鲜的活力因子，并为日后隋、唐的大一统奠定了丰厚的思想基础和心理积淀。
纷乱大伪之世，却生出那么多英雄、豪杰、骚客、奸雄、懦夫，共同合演了一场盛大的世间戏。台上戏是先离后合，与台上之戏不同，世间戏却先合后离，辛酸处处，血迹斑斑。“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世纪，也是怀疑的世纪；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直上天堂，我们直落地狱……”——英国大文豪狄更斯这一段话，形容“八王之乱”前后的西晋社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