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地区，在司马睿到来之前，地方势力（江东原有的世家大族）仍旧非常强大。晋惠帝、晋怀帝时期，陈敏、钱璯等人相继叛乱，江东大姓周玘动员世家大族，出钱出力出人，配合西晋政府军队，接连平定了这些人的谋乱，时称“三定江南”。虽然周玘等人的初衷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族利益，但客观上也为东晋后来在江东的统治营造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
当初，在东海王司马越和太尉王衍掌权期间，王氏家庭重要成员就已经被派入江南地区担任关键职务。王澄是太尉王衍的弟弟，王敦是王衍的族弟。晋怀帝永嘉元年，王澄被委派为荆州都督。怀帝永嘉三年（309），王敦获任为扬州刺史。由此，可以明显见出以王衍为首的琅琊王氏早就有南渡的心理和物质准备。司马越病死后，王衍本人虽被石勒杀掉，但王氏家族在江东已经握有实权和重兵。
王氏家族最重要的人物当属王导。王导是太尉王衍的族弟，王敦的堂弟。司马睿初到江东，当地的世族大姓对这帮北来“伧父”甚为不屑，“人情不附”。北来诸人移镇建康一个多月，也没有多少当地人来投附。忧心忡忡之余，王导率先想出一个主意：趁着秋季“禊祭”日，司马睿本人坐在肩舆之上，大摆王家堂皇仪卫，王敦、王导等北方大族名流皆骑马跟从，仪势威严，表情肃穆，使堂堂大晋的威仪展现于江南土著面前。
“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视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以风度、排场降服人心，这也只是能在魏晋时代可以做到的事情。这出戏导演得很成功，加之对当地土著大姓代表加以高官厚爵后，“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司马睿终于在江南得到当地人的拥戴，立稳了脚跟。因此，司马睿倾心依赖王氏，不仅仅由于王氏是他先前当琅琊王时自己封地内的望族高门，也有过江后王氏对他极力推戴的原因。
洛阳陷落后，面对滚滚而至的中州难民潮，王导又劝谕司马睿大收人心，选择其中的“贤人君子”加以任用，于是“荆、扬晏安，户口殷实”。眼见拥戴自己的呼声越来越高，司马睿对王导倍加信任，情好日隆，号为“仲父”，并比之为“萧何”（司马睿自己就是“刘邦”了）。
王导本人，也是一片纯臣之心，常良言谏劝司马睿克己励节，宽容抚众，优礼吴人。王业草创之际，君臣互信互爱，成就了当时的一段佳话。
司马睿登基之日，百官陪列，乐声清扬，仪式庄严。司马睿开始还没找到皇帝的感觉，出于真心的感激之情，他竟招手要站在殿上的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固辞，司马睿又连连呼唤，“至于三四”。最后，王导推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
司马睿给王导这一点拨，才忽然感觉自己是“太阳”了，终于忽悠着大屁股安坐帝位，成为东晋的第一任国君。
王敦方面，司马睿初即位，便任命他为荆州牧，从此坐镇荆州上流之地，手握强兵，掌统军政实权。由此，当时人称“王与马（指司马氏），共天下”，绝非虚言。
左思有诗：“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似乎世家大族都是“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吃白饭的主儿。其实，在东晋之初，正是王、谢这样的大族在国家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风神秀彻之余，慨然渡江，身为士先，冒死而进，确实起到了勇于承担的带头作用。这些，对于他们门第的进一步提升，也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