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抒发对好总理周恩来的悼念之情、痛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表达对代表党的正确领导的邓小平的支持，却被定为“反革命暴乱性质”。这是毛泽东在世时发生的最后一大冤案。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逝世。
1月9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出讣告。噩耗传出，举世哀悼。
1月10日，共和国领导人，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以及首都群众1 多人，怀着沉痛的心情，前去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次日下午首都百万群众自动聚集在通向八宝山的数十里长街两侧，等待灵车通过。1月12日至14日，首都工农兵群众、机关干部、学生4 多人，怀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隆重的吊唁仪式。
周恩来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四人帮”害怕人民悼念周恩来，便压制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1月9日，于会泳派人通知文化部各单位在悼念期间不准戴黑纱，不准设灵堂，不准送花圈，还要求文艺团体照常进行文艺演出活动。
1月9日，新华社向姚文元反映首都新闻单位和许多省、市、自治区报社提出的一个问题：如何组织悼念周总理的宣传报道，发表悼念周总理的文章？
姚文元却回答：“悼词尚未发表，现在不组织。悼词发表后是否组织，应再请示。”根据治丧委员会的规定，全国的悼念活动都是在追悼大会以前举行。
在姚文元的禁令下，从1月9日到15日追悼大会以前的6天当中，总共只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同周总理遗体告别及举行吊唁的两条消息。除此之外，首都和全国各地悼念周总理情况的报道就再也没有了。
被“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竟连讣告、悼词也不刊登。
1月14日，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的报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
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出现新面貌》。报道说：“1975年夏季前后，清华大学有那么几个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配合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制度本来很好，教育革命搞糟了，现在就是要‘扭’回去。究竟应该怎样估计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怎样估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教育革命？我们的学校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这些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广大干部、群众同极少数几个人产生了根本的对立和尖锐的斗争。”此报道奉命把内部打招呼的精神推到社会上，在全国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首都举行追悼大会的第二天，即1月16日，姚文元下令：“治丧报道要立即结束！”而新华社原定16日发布的全国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的综合报道，也被姚文元一刀砍掉。
1月18日，江青一伙违背人民的心愿，如期举办全国舞蹈调演。1月28日，江青一伙还扣压纪录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2月6日，《参考资料》刊登了一篇反动文章，在提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时，诬陷周恩来。
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高路”（即梁效）的《孔丘之忧》，其中写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毛主席重要指示》经毛泽东审阅批准。摘录如下：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
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问题是自己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小平……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主席重要指示》在一系列问题上混淆是非。“阶级斗争是纲”是不正确的。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权利”是不正确的。最为严重的错误，是在革命对象问题上作了这样的论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根本原因是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批邓”不仅是批判一个人，而且是错误地否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转发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要求组织团以上干部学习。
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十一省、区会议并发表讲话，她说：“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得很多”，“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江青还厚颜无耻地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不胜荣幸之至。”3月10日，毛泽东写下：“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开十一省谈话。”
3月5日，《文汇报》悍然砍掉周总理光辉题词的严重事件在南京传出后，激起了人民群众无比愤慨。南京大学政治系、中文系学员联合写信给《文汇报》领导小组，痛斥“四人帮”利用报纸反对周总理的罪行。“誓死保卫周总理”和揭露《文汇报》罪行的大字报陆续出现在街头。
3月25日南京人民蓄积已久的愤怒爆发了。工人、学生、机关干部、解放军……纷纷走上街头，一幅幅声讨“四人帮”的大标语，一首首歌颂周总理丰功伟绩的诗歌，贴满了闹市区鼓楼广场和新街口广场。
3月28日，南京大学数学系400多名师生冲破禁令集合在一起，准备游行到梅园新村。系团总支书记李西宁出发前对大家说：“我们今天怀着庄严肃穆的心情，前去悼念周总理。
我们要造成强大的声势，让那些反对周总理的人看看，人民群众是不好惹的！”游行队伍高举周总理的巨幅遗像，后面，朴素的大花圈上，有7个金闪闪的大字：“光辉永照后来人”。
队伍出发了，从南大到梅园并不远，但队伍特意绕道繁华市区新街口。所到之处，成千上万群众肃立两旁，噙着泪水向周总理的遗像表示敬意，到达大行宫十字路口，人民警察对四个方面开示红灯，制止住一切车辆，仅让游行队伍通行。到了梅园新村门口，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他们。进到火车站刷标语，车站职工开门迎接。民警对他们说：“你们快进去刷，出了事我们负责！”一列火车从上海开到南京，学生们为它刷上大标语。
3月30日早晨，南大学生再次来到火车站时，车站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到上海的火车进入市区前，标语全被人洗掉了。铁路工人马上拎来白油漆和柏油桶，放在机车锅炉旁边烤化，于是同学们用柏油和油漆，把“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大标语刷到列车车厢上。
清明节前，南京闹市区多处出现题为《谁反对周总理就不得人心》的小字报。这张小字报歌颂了周总理的高尚品质和伟大功绩，同时揭露了“四人帮”攻击诬陷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痛斥上海《文汇报》“三·五”、“三·二五”反革命事件。到了梅园，面对着周总理遗像，李西宁带领大家庄严宣誓：“向周总理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南京1976年3月底街头出现的一次影响较大的游行。
南京大学师生的游行鼓舞了南京市民。南京人民的革命活动很快掀起了新的高潮。
3月29日南京大学的师生在校门口刷出了新的大标语：
“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辈用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保卫！”并且在校内公布了一个内部刊物上刊载的攻击诬陷周总理的文章，整个南大充满了革命激情。这天下午，全校由300多名同学组成20多个小组，跑遍了南京的主要交通干道，刷上了大标语。
两点半，一辆南京汽车厂制泵分厂的一吨越野车，载着20多个职工，从中山门外急驰而来。驾驶室里的女医生王运德，挤在车上的电工殷辉和王运德的爱人张精美，仔细地扫视着街两旁的墙壁，准备把一幅振奋人心的大标语，贴到行人最多、最醒目的地方。
“这个地方好！”车子，在临近新街口的中山东路一幢6层大楼前停了下来。
人们不约而同地向停车地方围过来。当“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10个大字贴到墙上时，人们议论纷纷：“就是那个家伙！”两个十几岁的少年，从人群中挤到王运德身边，急着翻看她手中的大标语，轻声说：“打倒了，就好啦！”
张精美跳上凳子，“刷刷”几下，贴了个“张”字。
“春”字又贴出来了。
“好啊！好啊！”“就是要打倒他！”呼声四起。
张精美正要贴“桥”字，“倒过来！”人们怒喊着，许多手伸过去。
王运德和张精美对视了一下，同声说：“好，就倒过来！”
“打叉叉！打叉叉！枪毙他！”
殷辉又拿起大排笔，饱蘸红墨水，在“张春桥”三个黑字上：“叉”！“叉”！“叉”！
与此同时，南京铁路中学教师厉传彬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也刷写了“打倒张春桥，清除隐患，挖出定时炸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张春桥从党中央滚出去”等5幅大标语。
南京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连续好几天，人民集会、演讲、游行，火越燃越烈。反对“四人帮”的口号在全城回荡。
为了到梅园新村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南京人民不分昼夜伫立街头等候。工厂、学校，特别是军工厂的群众，抬着花圈，列队游行去雨花台，其中最大的花圈直径有5米，每天到雨花台悼念的人数多达5万，通往雨花台的要道水泄不通。
南京的群众运动震慑了“四人帮”。王洪文对《人民日报》的心腹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心腹对报社同伙说，南京问题“我们立即报告中央，上面叫注意观察，我们心里有底了。”4月1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南京事件的“通知”。4月2日，南京的革命大字报、大标语被冲刷掉了，有的地方还贴出了所谓反击的大字报，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为反革命复辟、政变制造舆论，并借机攻击省市委的革命同志，要他们承担后果。
然而，革命的洪流是阻挡不了的。4月2日上午仍有人贴出“捣毁《文汇报》的土围子！”等大字报大标语，游行队伍也没有停止。3日，南京邮电学院工农兵学员，贴出了“同打着白旗反周总理的人血战到底！”“反周总理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要彻底追查！”等大标语。
4月2日上午7时，正当“四人帮”和在江苏的代理人开始对革命群众残酷镇压之时，在南京大学教学楼的课桌上出现了这首署名“万万千作词，千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
妖风起处，定有妖精，妖为鬼蜮，必显灾情。乱党乱军，祸国殃民，尾巴高翘，始露原形。原名狸精（李进），化名蒋亲（江青），年方六十，实在年轻。奇装异服，迎接外宾，妖态百出，不得人心。攻击总理，手段卑鄙，蒋帮敌特，配合密切。欺骗主席，罪大恶极，狐假虎威，借助钟馗。鬼喊打鬼，贼喊捉贼，当年武斗，它是罪魁。有个同伙，妖法更多，名叫蠢翘（春桥），最会奸笑。两妖合作，收集喽罗，篡权计划，有纲有目。先夺舆论，伪装老左，谈古论今，盅惑人心。侈谈什么，儒法斗争，儒家法家，根本一家。代表利益，剥削阶级，事过千年，远离现实。为其翻案，是何用意？无非想当，封建皇帝。自己复辟，不须放屁，打击正直，排斥异己。
滥用法权，施出诡计，既想遮天，又想盖地。激怒群众，四方奋起，千军万马，口诛笔伐。妖怪惊慌，却能变色，七变八变，本质不变。觉悟群众，岂能愚弄？揪住尾巴，决不放松。众志成城，妖有何能？
即取其道，还治其身。学习总理，革命到底！奋不顾身，捍卫总理。总理遗志，定能实现，人心所向，共产主义。
这首战歌表现了千千，万万千中国人民的英勇气概和决不会向敌人屈服的刚强意志，是南京人民对“四人帮”血腥镇压的回答。
3月19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了第一个花圈，是朝阳区牛坊小学红小兵献的。接着第二个、第三个……
全国人民想到党和国家前途，想到险恶的政治形势和被“四人帮”拖垮的国民经济，更加怀念周总理。人们佩着白花，缠着黑纱，抬着花圈，川流不息地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他们呼唤着总理的名字，泪如雨下。有人在总理的遗像前插上几支梅花，有人摆上了一大盆万年青，有人在纪念碑下放了一盆水、一杯土，人民时刻想念着骨灰撒满祖国山山水水的总理。
人们把胸前的白花取下来，系在纪念碑周围的柏墙上，用小纸条、小布条写上心里话：“敬爱的周总理，您回来吧，我们日夜想念您！”
花圈在增多，花圈在增大，挽联上全是感人至深的词句：
“一生奋斗，为中华新颜；灰撒江河，换大地常春。”“九州埋忠骨，大地生辉，总理精神永驻；八亿仰英灵，民心承露，斯人浩气长存。”
条幅、挽联难于充分表达内心的感情，纪念碑前出现了诗词、悼文。
3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指示天安门派出所把从3月19日以来送花圈的单位、人数、花圈数汇总上报。
3月30日，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曹志杰等29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了第一张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悼词。
3月31日，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四周放满了花圈，数不清的悼词、小字报、诗词，出现在纪念碑上、花圈丛中。许多的单位和个人自发到广场举行悼念仪式。北京市公安局派出“便衣”观察动态，记录小字报和诗词。
4月1日，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山西坞城路三局机电队共青团员王立山在纪念碑上贴出了“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一诗。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在公安局会议上说：清明扫墓是“旧传统、旧习惯”，要阻止群众送花圈。还说：“现在反革命破坏活动相当嚣张”，“凡是纪念碑前反动的东西，要坚决搞掉”。
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当前势态，认为全国各地流传的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不明真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4月4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的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动向。这个动向值得注意。会议认为，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发一文，说明所谓“遗嘱”之类纯属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
4月2日，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制作的第一个铁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中国科学院一○九厂职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立起四块巨型诗牌。上写：“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十分引人注目。
北京市各个单位传达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
这时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的“联合指挥部”成立了。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内，决定抽调民兵、公安干警各3000人和部分卫戍部队组成机动力量，随时准备镇压群众。姚文元对鲁瑛说：“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他又在打给广播事业局的电话中说：“现在天安门纪念碑前送花圈悼念总理，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下午，刘传新召开公安局常委会，拟定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提出具体镇压群众措施。
4月3日，凌晨4点40分，王洪文到了天安门广场，打着手电看了纪念碑周围的部分花圈及悼词。回去后，他打电话给公安部的亲信说；“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否则，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将来破案。”这天下着小雨。纪念碑上已堆满花圈，但冒雨送花圈的队伍仍陆续不断。花圈在广场上扩展。参加悼念的人有几十万。纪念碑北侧的一排旗杆上悬挂了一个几十米长的黑布横幅，上面用白字写着：“誓死继承总理志，深学马列识方向，若有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打豺狼。”署名“北京西郊烟灰制品厂部分同志”。纪念碑第二层台阶的西北侧贴出了一张《关于建立周总理纪念馆的建议》的大字报。许多群众当即表示支持并自动献款。国务院政工小组向国务院所属部门发出电话通知，要求大家不要到天安门送花圈。姚文元看了《人民日报》编写的《情况汇编》后，把群众的许多大标语定为“反动口号”。他还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晚上，花圈比白天增加了几倍。9时半，广场中央聚集几千人，反复朗诵着清华大学几个工农兵学员写的一篇悼词《献上一朵素洁的白花》。有人还把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谱成歌曲，在天安门广场教唱，于是出现了万人大合唱的动人场面。北京房修二公司工人韩志雄在纪念碑上贴出了《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小字报后，被“便衣”人员跟踪，晚10点多钟，在骑自行车准备回家时被捕。到此，在天安门广场被抓捕的群众达26人。
4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上空两束气球挂着“怀念总理”“革命到底”的巨幅挽联。花圈摆满了广场。这一天到广场的人数达200万人次，秩序井然。上午7时，某仪器厂职工，分四列纵队，共275排抬着34个花圈，从西单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曙光电机厂3000多名职工的队伍，也从东单开进广场。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制作的第二个铁花圈运到广场。上午11时，首钢工人李铁华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
“四人帮”在公安部的党徒亲自到广场部署“取证”侦察。
姚文元再次打电话给他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纪念碑东侧接连贴出《清明节呐喊》、《叫人怎么办？》等诗词。用“三人十只眼”暗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群众活动问题。有人说：“在纪念碑前送花圈2073个，有1400多个单位，……诗词、悼词、小字报，有48起是恶毒攻击主席、中央的。”会议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过像这次这样严重的逆流。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等人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弄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会议决定：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反击；立即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抓“反革命”；调民兵和公安人员在广场周围，阻止群众送花圈和集会；调动卫戍部队在二线待命。
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了政治局会议决议，这个报告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4月5日凌晨1至2时，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惨遭洗劫。
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奉命出动200辆大汽车将花圈运到八宝山销毁，小部分放在中山公园当作“罪证”。在清理广场时，57名在场群众遭审查，其中7人因抄诗或“可疑”被捕。5点10分，王洪文到联合指挥部小楼向头头们面授机宜。
通往广场的路口已被人把守，不准送花圈的群众进入纪念碑，由军队、警察、民兵组成封锁线层层围住。6点过，北京一七二中30多名学生在群众支持下，冲破封锁线把花圈送到了纪念碑上。7时半，一个军人发表反对群众送花圈的讲话，受到群众斥责。一会儿，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人跳出来攻击周总理，激起众怒。两个“便衣”上前解围被群众认出，其中一个向大会堂方向逃去，群众又涌向大会堂东门外。一辆广播车因诬蔑群众悼念活动，被群众砸扁了喇叭，推翻了车。9时许几十万人在大会堂东门口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并和工人民兵和警卫战士发生冲突。中午，群众包围了联合指挥部（小灰楼），派出4名代表向指挥部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群众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由于指挥部毫无诚意，谈判无结果。12时58分，愤怒的群众烧了指挥部头头乘坐的上海牌轿车一辆。下午3时许，又烧了指挥部的面包车一辆、吉普车两辆。联合指挥部先后调集卫戍部队一个营，警察80人、民兵200人，加强小灰楼的警戒。
部分群众冲入楼里。5点零4分，小灰楼被群众点燃起火。5点15分，指挥部全体人员从楼南面窗户爬出，撤离指挥部。
联合指挥部头头们研究“反击”部署，决定在中山公园成立新的指挥点。下令晚上“要准备武器，可以带棍子、铐子”。
4月5日，张春桥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广场的事态。
4月5日下午6点25分，天安门广场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吴德的广播讲话。
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下午7时过，民兵1 人、公安干警3000人、卫戍部队5个营分别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二十八中学等地集结待命。晚9时左右，纪念碑周围仅有二三百人，纪念碑上面安放着11个花圈，还有一幅装在镜框里的总理遗像。另外还有一些人站在栏杆旁边，冷冷地盯着群众。
9时29分，下达了镇压的命令。由于参加围剿的各路队伍行动不一，群众乘机迅速疏散。这时，参加围剿的641名警察从天安门广场西侧首先冲到纪念碑附近，包围了群众。突然，广场上的所有电灯忽一下全黑了，又一下子亮了，把广场照得如同白昼。警察手持木棒、皮带，不分青红皂白地向群众下毒手了。警察的棍棒、皮带、桌椅腿雨点般落在无辜群众的身上，地上留下了一滩滩的鲜血。
警察把陆续抓来的群众、排成排，面对纪念碑站着。一会儿，警察又一批一批把被抓的人朝下带，几个人押一个。
4月5日之夜，在神圣的天安门广场，200多名革命群众遭到了血腥的镇压和逮捕。
在人民英纪念碑的周围，在天安门广场的方砖上，悼念总理的泪痕还未干，又洒上了人民的鲜血。5日黑夜，一片血雨腥风笼罩着天安门广场。第二天，仍然有许多人来到天安门广场。青海农机铸造厂工人赵乃光、北京造纸五厂工人高建龙、北京卫戍区二师职工何志强等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揭露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痛斥“四人帮”反革命暴行。
为了继续斗争下去，有人提出静坐示威，有人提出请愿，有人提出游行。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北京东城区电子仪器一厂工人齐国治说：“静坐有什么用？请愿有什么用？游行又有什么用？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
他建议成立“全国保卫周总理委员会”，向全国人民说明真相，揭露野心家的阴谋。他的建议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
4月6日上午9时，又有几十名群众排着队送来了花圈。
他们排好队后，站在纪念碑前，由一人读悼词，大家举手宣誓，默哀，最后唱《国际歌》。纪念碑附近的群众也一同歌唱。
在“联合指挥部”楼前，3名军人禁止人们接近烧焦了的楼房。
更多的人散布在纪念碑四周和广场上，默默地走着。在纪念碑的北侧和东侧以广场中央，到处是血迹。
中午，成千上万名学生和青年在天安门和东西长安街上徘徊。花圈、诗词、烈火、镇压……一幕幕在他们眼前浮现。
晚上，天安门广场像死一般沉寂。清明的花山人海消失了，广场越发显得空荡。三三两两的人，默默地走着，很少说话。一些人踏上纪念碑的石阶，绕了一二圈后，下去了。纪念碑的北侧，一个花圈，一面党旗，一张周总理遗像，四周是素洁的白花。天色已黑了，一位青年敏捷地来到纪念碑的浮雕前，从怀里掏出一块两尺长、一尺宽的白绸，上方别着周总理的丝织像，下面用血写着：“敬爱的总理，我想念你”。
他将血书放在浮雕下的石台下，随即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
4月6日晚，天安门广场戒严了，从马克思像到列宁像之间，警察排成一字横队，禁止行人通过，并且从北向南，用墩布和水擦洗地上的血迹。次日，戒严线上又增加了一排军人。宽阔的广场上，十几辆洒水车来回冲刷地上残存的血迹。
4月6日凌晨，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听取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指出：“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
“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中央尽快通报全国”；“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并决定组织3 名民兵集中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待命，派出9个营的部队在市区随时机动。
4月6日3时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会议情况，毛泽东于4月6日11时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4月7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鲁瑛等人，要他们赶写“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的政治事件”的报道。姚文元指出：“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要快”，“粗点没关系”。
天安门广场继续戒严。
北京市各单位传达市革委会于4月5日发出的《紧急通知》，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刘传新在公安局会议上狂叫：“已抓到的还不是大鲨鱼，要深下去，捞一大批”，“重点在党政军、党内走资派”。市公安局电话通知各分、县局，在相馆查到涉及天安门事件的胶卷和冲洗的照片，要没收并登记姓名、住址或工作单位。
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庄辛写信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江青！”为此，他被司法机关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4月7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的汇报时，指出要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及吴德的广播讲话，并解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又说：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
性质变了。毛泽东还提出华国锋任总理，一起登报。
7日下午，毛泽东补充说，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一小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这个决议。同时广播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
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吴德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并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名义发表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报道说：
“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报道把人们对“四人帮”的声讨和对“左”倾错误的抗议说成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把人们拥护邓小平的领导说成“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抬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和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4月12日，《人民日报社》收到一封署名“一个现场的工人民兵”的来信。信封正面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是：“戈培尔编辑收”。信里装着一份4月8日《人民日报》的一、二版。上面批着：“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为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建议“从今日起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江、张、姚！”
4月8日这一天清晨，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部队，奉中共中央之命，集会游行，表态谴责邓小平，向中央打电报汇报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人民日报》一篇又一篇地报道此类消息，造成全党、全国人民“拥护”的假象。北京和各地又根据中央的要求，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搜捕天安门事件的参加者和“幕后策划者”。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伟大的胜利》的社论，污蔑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大清查、大搜捕开始了。“四人帮”亲自策划，搞所谓“双追”运动，即追查所谓“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以及反革命谣言、诗词、传单的制造者”。
“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干将在公安局领导干部会上杀气腾腾地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都有指示，既然反革命打人、行凶，当然要还手，我的理解是敞开干。
对在天安门广场录音的刘万勇同志，姚文元批示“抓紧清查、报告中央”，张春桥又批“彻查严办”。“四人帮”的爪牙扬言：这次追查“一年查不清，查两年，问题不清楚，十年也要查清楚。”
在“四人帮”直接控制下，北京市公安局全力投入镇压活动，组成审讯领导小组，又从全局和公安部抽调80人，充实审讯力量，指令公安局两个处、各分局两个科集中力量侦察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案件和“谣言”案件。一时间，乌云蔽天。严寒凝地，冤狱四起，株连无数。
在北京，追查“反革命案件”的影印件和通报，十万火急下达到各个单位，“罪证”便是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声讨“四人帮”的诗文。“扬眉剑出鞘”一诗被列为“○○一号反革命案件”。
在“四人帮”指令下，牢房腾出来了，镣铐准备好了，公安机关开始四处抓人。诗词作者、讲演者、送花圈的带头人，纷纷被打成“反革命”、抓进监狱。
《今日在何方》等诗的作者，青年干部李舟生被捕。
血书作者青年工人王海力被捕。
第一篇声讨“四人帮”檄文的作者，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曹志杰被捕。
曾同攻击总理的坏蛋进行面对面斗争的青年工人岳存寿一家4口人被捕。
年仅14岁的中学生傅燕君因参加天安门悼念活动、投寄反“四人帮”的信件也遭逮捕。
……北京城里一片白色恐怖，而“四人帮”的爪牙犹嫌不足，叫嚣：“要扩大战果、乘胜追击”，“注意选择年龄大的杀！”
反革命大搜捕的魔爪伸向全国各地。王洪文亲自与浙江的代理人通电话，下令对参加“杭州四·四事件”的群众进行“坚决镇压”。
紧接着，杭州事件、南京事件、郑州事件、西安事件等等的参加者纷纷被捕。各个省市以各种形式反对过“四人帮”的人都遭逮捕。
仅辽宁省从4月1日至5月25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审查处理685人，其中拘留213人，逮捕49人，11人被判刑。
吉林省“收容”、拘留、逮捕139人，判刑的有32人。
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大批“政治犯”塞满监牢，这些“新生反革命分子”罪行仅是张贴了反对“四人帮”的诗词、大字报，投寄了反对“四人帮”的信件，甚至只是抄录了天安门广场的诗词和参加了悼念总理的活动。大多数人在被捕时都不曾见过逮捕证。
“四人帮”的一个小爪牙竟宣称：“现在是非常时期，可以不用逮捕证”。
“政治犯”们在狱中受到的是威胁、恐吓、利诱、欺骗以至惨无人道的“棍棒教育”。“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爪牙说：“对这些人要狠，不要手软！”因天安门事件被抓的“罪犯”在所有犯人中待遇最低，常常二三个月不放风，一连几个月不让洗澡理发，有病不给治，而且常受到毒刑拷打。
4月5日的四名谈判代表之一、北京八十六中学生、刚满18岁的孙庆柱被关在单人牢房，有人命令他跪下，由于他没有马上服从，就遭到皮鞋的猛踢，被踢得不能动弹。
一个人成了“反革命”，一家人乃至朋友、同学都要受迫害。“四人帮”的爪牙威胁“政治犯”们：“你死了没什么，可是你那么多朋友，那么一大家子人可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在一些参加悼念活动，积极送花圈的“重点单位”，“四人帮”派去爪牙，进驻工作组，责令每个支部写出送花圈前后经过的“书面报告”，所有送过花圈抄过诗词的人都要登记进行审查，写过诗词、悼词的都要勒令交代问题。仅500人的科学院一○九厂，因送了四块诗牌，除3人被捕外，11人办隔离、停职等各种名目的“学习班”，70多人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130名人上了黑名单，厂领导被打成“走资派”；政治部负责人被打成“反革命事件幕后操纵者”，受多次批斗，致使心脏病发作，卧床不起，厂工作组长被诬为“支持反革命活动”，勒令回厂检查，致使癌症恶化，含冤而死。
曙光电机厂被打成“反革命黑色营垒”，全厂3000多名职工被审查，23名成了重点审查对象。
解放军二炮机关被定为“重点清查单位”，“四人帮”亲自派人坐镇，追后台、查动机，搞人人过关，100多人受到审查。“四人帮”爪牙扬言：要揪出重型电机厂作铁花圈的“幕后操纵者”，公安局派人进驻厂内，大批同志遭到逮捕、隔离审查、停职反省。
清华大学送白花的电子系数名学生回校后就被戴上“反革命”帽子，迟群一伙恐吓他们：“你们干的事罪行严重，把你们抓到体育馆开万人大会批斗也不过分”。“判你们无期徒刑很合适。”除周为民被捕外，还有3名同学被关押在清华私设的牢房内，其他人都受到批斗，连保护他们或不愿批判他们的人都受打击迫害。
“四人帮”不仅残酷迫害参加天安门革命运动的人们，还在工厂、机关、学校、街道成立“清查工作组”，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大清查，强迫群众互相揭发检举。凡是清明节前后去过或路过天安门广场的都成了“嫌疑分子”，“四人帮”还派出大批“便衣”混杂在公共场所，听到有关天安门事件、“政治谣言”等“大逆不道”的言论，就当场抓人。
江青还居心险恶地出主意，要公安局对抓到的青年人，叫他们说清为什么这样干。在“四人帮”的指示下，干将们兴风作浪，大喊大叫要抓青年“后面的老反革命”，“深挖的主要目标是党内走资派”，要“一追到底，追到哪算哪”。
为了将邓小平同志打成天安门事件“总后台”，他们挖空心思，用尽卑鄙伎俩。他们派工作组进驻邓小平女儿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并明确指示要通过邓小平的女儿追查邓小平。半导体研究所被打成“邓记谣言公司分销店”，邓小平的女儿被诬为“谣言”的根源。北京市公安局的“四人帮”干将公开造谣说：“天安门事件那天，邓小平汽车从天安门广场经过，他表现得很高兴！”
“四人帮”及其爪牙将罪恶矛头公开指向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在“双追”简报和其它有关追查的材料中，多次点了叶剑英和很多领导的名，诬陷他们是“政治谣言”的风源。公安局在清明节期间偷记了天安门广场上115辆小汽车的号码，涉及到中央、国家机关、部队等80多个单位。
在审讯因天安门事件被捕的群众时，他们软硬兼施，逼迫群众交代“后台”，写诬蔑党政军负责同志的材料，并追问叶剑英、邓颖超等同志的情况。他们还按江青的诡计，确定了35个“重点案犯”，导演了一出出劝降剧，摆上好烟、好茶，“好言”相劝，让他们谈出和一些领导同志“政治上有什么联系”。
公安局先后拘捕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群众388人，还有很多未参加天安门事件的群众，也以“造谣”等罪名被投入监狱，至于以隔离、办班等方式审查的人就更多。
在公安局内部，干警受到拘捕、隔离的有15人，受各种方式追查的多达600余人。
全市“双追”中涉及的群众数以万计，副部长和军长以上领导干部被触及的近30名，包括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廖承志、余秋里等。
催逼“逮捕”“处理”的指示一道道下达，从“四人帮”在浙江的干将日记中查出：“根据王洪文指示，‘四四’事件的人，争取在76年12月底以前要处理结束。”字里行间，杀机显露。
6月，毛远新布置“要给公安、民兵负责人打个招呼”，“北京可不能再出现天安门事件或类似事件”。清华“四人帮”女干将按照他的意旨向公安局的一伙作了部署。
6月底，镇压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组织卫戍区、工人民兵、公安局制定了《关于可能发生反革命政治事件的设想》，提出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并提出“处置”意见，做了镇压准备。
公安局干将制定了《应急方案》，制定了镇压措施，提出矛头指向“手中掌握一部分权力”的“党内走资派”，毛主席逝世后，他立即按方案部署，北京市公安局组织了3300多人的机动力量，准备枪2400多支，棍棒1050根，机动车270辆，还有大批电台、报话机等通讯器材，绘制作战用城区坐标图，只待“四人帮”发动政变，就要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
粉碎“四人帮”，为天安门事件这个冤案的平反提供了历史契机。但是道路并不是那么平坦。
1977年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天安门广场又成了花山诗海。人们尽情欢呼四害已除，大地回春，热情歌颂党中央“为民除四害，万代颂丰功”，深情地怀念总理，“若知人间伏虎事，忠魂笑慰九重天”。人们“忆清明，意难平”，发出了“四五奇冤应昭雪”的呼声，唱出了“四五浩气满乾坤”的颂歌。广场上贴满了“人民万岁”、“四五运动万岁”等大标语和大小字报。严正驳斥继续维护天安门事件冤案的种种谬论，并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冤案彻底昭雪，为受迫害同志彻底平反等“历史的要求”，表达了澄清事实真相、严惩镇压革命的“四人帮”及其爪牙等“人民的愿望”。
还有很多诗文强烈呼吁为邓小平同志平反，并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也有的点名批评斥责某些部门的负责人在天安门事件中伙同“四人帮”镇压群众，而且至今仍然捂盖子、压群众，坚持错误。
北京市委一些负责人和当时仍把持市公安局的“四人帮”的干将对这些革命活动继续镇压。他们三番五次亲自下命令，亲自作批示，胡说什么“这是右倾翻案风的继续”，“敌情比头一年清明还严重”，将很多大小字报定为“矛头是对准中央”的“反革命案件”。他们还叫嚷：“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破坏活动要坚决打击”，“不能畏首畏尾”，“不能手软”；要“组织破案”，“认准了要抓人”，“力争一个不漏，一个不丢”。于是他们在天安门管理处设立了“指挥部”，下令让公安局的3个处加强天安门广场的力量，派出便衣人员六七百名，到广场监视群众，跟踪盯梢，“取证”抓人。从1月8日到14日，从天安门广场撕取诗词、大小字报及拍摄的照片共200多件，从中定为反革命案件的86起；逮捕1人，拘留6人，受到追查的16人，给他们定了“反革命”、“政治错误”、“影射攻击”等罪名。
然而人民顶着压力，冒着危险，仍在不屈不挠地斗争，童怀周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童怀周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16名教师组成的战斗集体，一直从事着搜集天安门革命诗词的工作。1977年1月8日，他们把第一次刻印的诗集贴到了天安门广场，并留下了地址、电话，发起征集天安门革命诗词的活动。这个诗集的出现被北京市公安局作为“阶段斗争新动向”备案，在广大群众和学校内干部、工人支持下，童怀周的同志们不间断地工作着，四五运动一周年前夕，他们印出铅印本。又陆续出了合订本和续编，一共收集诗文1500多篇。这些诗集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给童怀周寄来了几千封热情洋溢的信，亲自登门拜访或打电话的不下1 人次。有的诉说自己渴望得到诗集的急切心情，有的写来赞颂诗集的诗歌，有的衷心感谢童怀周“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北京，七机部五○二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世界文学》编辑部、首都机械厂等单位许多同志也和童怀周一样从事着诗文收集工作，编辑了各种版本的诗文集。这些光辉篇章作为历史的见证，将留芳百世，永远刻在人民心中。
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为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接着，中共南京市委宣布，南京事件是革命行动。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宣布：“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