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正象四川口音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未变一样， 朱德非凡的精神内核一直隐藏在一种朴素的装束之下，没有华丽的盛装，没有刻意的雕 琢，猛一看，仿佛内容压倒了形式。我们百思不解的是：这种“不修边幅”的装束是某 种习惯的自然流露，还是朱德本人的刻意追求？如果是后者这其中又暗示着怎样一种心 态呢？
西德友好人士王安娜在访问了延安之后，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写道： “初次和朱德见面时，我想他实际上还不到五十岁。但看起来却显得苍老。……这个 ‘匪首’，怎么看也不象英雄，不象一个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无奇，要是在人群 中，恐怕一点也不引人注目。在延安，仍有不少人叫朱德的外号‘伙夫头’。……可是， 平平无奇的外表，纯朴的态度，毫不矫揉造作的谦逊，这些都不能证明朱德是一个平平 庸庸的人。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是连外国的专家们也深信不疑的。他的这种才能，在 他作为红军最高指挥员的漫长生涯中，已得到证明。他对战士们象父亲般慈爱。朱德为 人非常洒脱，即使别人在说自己，也含笑以对。他从不因为自己高位和荣誉而自视特 殊”。谈起毛泽东与朱德的不同之处，她以女性的直觉感受到：“毛泽东并不象他的老 战友朱德那样，朱德混在人堆里是不引人注目的。一般说来，毛泽东不拘形式、不讲究 繁文缛节，他穿的制服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满是皱折。可是，他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风 度，显示出威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有时甚至会给人有难以接近的印象。
从井冈山会师到1934年的几年中，朱总司令率领中央红军打了大大小小几百次仗。 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朱德成了劳苦大众心目中的一颗明星。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朱德 这位率领多少万大军南征北战，打得反动派“汪汪”乱叫的红军总司令，一定是一个威 武庄严、凡人不好接近的大人物。
在瑞金的时候，一次，朱德在路上休息时，帮着一个老贫农打了一阵谷场，边打边 和老人拉家常，那老汉只觉得这位红军会干庄稼活，说话随和，也没想到问他尊姓大名。 后来开大会时，老汉发现台上讲话的人好面熟；“啊！那不是给我打过禾谷的那个人 吗？”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心想这样大的一个“官”，能给我们老百姓干活吗？揉着眼 睛双细瞅了一阵，越看越象，“不错，是他！””这时他问旁边的人：“台上讲话的是 谁？”“你还不知道，他是朱军长呀！”老汉一听，愣了：
“他就是朱军长！我得去谢谢他。”
又一次，井冈山地区的遂川县开“穷人翻身大会”，朱德在会上把没收土豪的财物、 衣服等分给县城附近的贫苦农民。
大会开完后，他在路上遇到一个晚到的贫农老汉。这位老汉穿着一件破烂的军衣， 由于天冷，浑身打哆嗦。当时东西已经分完了，朱德就脱下自己的棉衣给老头披上，说： “大伯，这件棉袄就算分给你了吧！”老头见他身上只剩了两件贴身军衣，说什么也不 肯要，朱德就哄他说：“你就穿上吧，我家里还有一件呢！”老汉推不脱，就含着感激 的热泪把棉袄穿上的。
过了几天，红军又在城里开斗争土豪劣绅的大会。那个老头穿着朱德同志送给他的 灰棉袄赶来了。他抬头一看，见台上讲话的那位中年红军好象是前几天送棉袄给他的同 志，他激动地挤上前去，踮起脚尖，往台上看了看，说了几声：“是，是！”接着又往 前挤去，朝台上看了看，又说了几声：“是，是！”
站在他身旁的一个赤卫队员奇怪地问他：“大伯，你口口声声说‘是！是！’—— ‘是’什么呀？”老头高兴地说：“是台上讲话的红军送给我棉袄的。”那赤卫队员瞅 瞅他穿的灰棉袄，又笑着问：“大伯，你知道台上讲话的红军是谁呀？”这一问，可把 老头问住了，怪自己前几天忘了问他的姓名，焦急地说：
“你快说，台上讲话的是谁？”那赤卫队员翘起大拇指，自豪地说：“他就是咱们 红四军军长朱德。”老头子听了又惊又喜，连忙伸出两个大拇指，激动地说：“呵！原 来他就是朱军长，怪不得这样温和，这样体贴旁人！”
1929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朱德率领一部分红四军战士，在瑞金与长汀两县交界的古 城宿营，他住在一栋土墙矮屋里。
矮屋里住着一位白发苍苍、满面皱纹的聋婆婆（她本姓龙，因为一家人被白匪残杀， 耳朵气聋了，村里人便叫她聋婆婆）和一个八、九岁的孙女桂香。朱军长和她们说了一 会儿话，走进厨房见两口缸里一点水也没有，便悄悄地到后面小溪边挑了两担水，倒在 水缸里，最后又挑了水放在厨房里。然后回到隔壁小屋，在油灯下写东西。聋婆婆去做 饭时，见厨房水缸、水桶都装满了水，盆盆罐罐也收拾得井井有条，真是又感激又高兴。 她回身取出几个鸡蛋，用红布包上，带着孙女，要去感谢那位给挑水的红军。可是，那 位红军叫什么名字呢？
不知道。聋婆婆看到的红军都是青年小伙子，数刚才到她家给挑水的那人年岁大， 说话又和气，又体贴人，心想他大概是个“伙夫”吧！于是就来到红军的厨房里，问一 个年轻的炊事员：“小同志，你们那个老伙夫在这里吗？”小炊事员莫名其妙地说： “我们这里都是小伙子，哪里有什么老伙夫？”聋婆婆耳聋听不清话，只顾焦急地在屋 里来回找，谁也不知道她要找哪一个“老伙夫”。正巧这时朱军长笑盈盈地走进厨房来 了，桂香一个箭步扑了过去，喊了声“老伯伯！”聋婆婆回头一看，正是自己要找的 “老伙夫”，便连忙把红布包着的鸡蛋塞到他手里，说：“同志，小沟里也没有什么好 吃的，几个蛋，请收下吧！”朱军长关切地在她耳边说：“老婆婆，我已经吃过了，你 老人家自己留着吃吧！”说着把鸡蛋放在厨房里的菜板上，含笑走了。这时，聋婆婆可 有点生气了，她对那些红军小炊事员们说：“你们这个‘老伙夫’真客气，看不起我这 个老婆子……”，正说着，小桂香已经打听出了“老伙夫”是谁，连忙尖着嗓子在她耳 边叫着：“奶奶，奶奶！那个伯伯不是伙夫，他是朱军长！”聋婆婆一听，又惊又喜， 连忙问小炊事员：“他真的就是从井冈山下来的朱军长？”小炊事员肯定地点点头。聋 婆婆一听替她担水的是朱军长，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她自言自语地说：“呵！难怪 他这样爱护穷人”朱德的这些故事象长了翅膀，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着。人们一见到红军 就想到朱德；一说起朱德，对红军就更加信任，更加疼爱。有一次，朱德带着一支红军 驻扎在湘赣边境的“三坪”（上坪、中坪、球坪）一带，他和警卫员住在中坪村尹菊英 婆婆家里。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朱军长正和尹婆婆以及她的孙女坐着谈话时，突然间 闯进来两个身穿农民服装的民团密探。朱军长拿起他那件又潮湿又破旧的棉袄装着捉起 虱子来。一个又矮又胖的探子，揉着田螺眼，上下打量着朱军长，看他不象个当“官” 的，倒象个“伙夫”。于是摆了摆手里的皮鞭，皮笑肉不笑地说：“老伙夫，你一定认 得朱德吧！他在什么地方，你说出来，要多少光洋就给多少。”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十块 银元，托在手里，转脸又问尹婆婆：“老婆子，你要想多享几天清福，你就说出朱德在 什么地方，也奖给你这个……”。说着，掂了掂手中的银元。尹婆婆正害怕朱军长出事 时，却见朱军长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装出耳朵不太灵便的样子，问那探子：“你们是问 朱军长吗？啊！他住在球坪，这里走下去，一、二里就是。”两个探子听了暗暗高兴， 但又怕这“伙夫”说谎，再问尹婆婆：“老婆子，朱德住在球坪吗？”尹婆婆连连点斗 称是。小孙女阿宝也在旁帮腔说：
“是！我看见了，日落山头时，我还看见他骑着一匹又高又大的马走进球坪村哩。” 两个探子一听，拔腿跑出门，带着躲在门外的一群民团，大声喊着：’快跑！快跑！不 要让朱德跑掉！”
直向球坪奔去。这时，朱军长一面要警卫员通知各连到后山上集合，准备战斗；一 面拉着阿宝、扶着尹婆婆也上了后山。
当民团正在球坪搜查朱德时，朱军长已经率领红军分两路把他们团团围住。敌人被 打得东逃西窜，乱成一团。直到他们喊着“饶命”纷纷投降时，还弄不清楚：“这是怎 么搞的？我们到处抓朱德，追来追去连个影子也没追着，怎么忽地一下从地下冒出来这 么多朱德兵？……”
这时，朱军长正和战士一群众爽朗地笑着。那两个已经做了俘虏的民团探子，吃惊 地看着：“啊！原来他就是朱德呵！”
1939年，八路军总部设在王家峪村时，为了保密，起初谁也没有公开过朱德的身份。 老百姓虽然从这里架起的电台、通出的电话线以及川流不息到这里来的战场指挥员，猜 想出住在这里的八路军一定有大官，但他们很难具体说出谁是最高指挥官。对于朱德， 老乡们只知道他经常和大家一起劳动，唠家常，待人非常和蔼，还有年岁比较大。后来， 有人看见他和炊事员一起抬锅，给哨口的哨兵送饭，就以为他是“老伙夫”。又有人看 见他经常上山开荒、种菜，吃穿都很俭朴，又觉得他象“老管理员”。还有人看他和战 士们一起摸爬滚打，练习军事技术，就断定他是军事教员。最后，由于谁也说不清他到 底是什么身份，索性就亲切地叫他“老头”，朱德总是很愉快地答应。以后日子一长， “老头”的身份终于暴露了，老乡们谁也没想到这位每天和大家生活在一起的“老头”， 竟然就是使日寇魂飞胆丧的八路军总司令。
抗战时期，朱德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率领部队与日冠浴血奋战，狠狠打击了侵略者。 日冠对他恨之入骨，常常编造谎言，肆意歪曲污蔑他的形象，在日军的一幅宣传画上还 无耻地把他描绘成一个凶神恶煞。
凡是见到过朱德并了解他的人对此都非常愤慨，一位《大公报》记者曾这样描写他： 今天将军穿了一套青布中山装，戴着一顶旧军帽，黑褐的面色，嘴巴周围有着浓浓的新 生出来的黑髭。他朴实如农民，慈和如老妪，但在炯炯目光内射出坚定的光线时，则又 严肃如钢铁。虽然穿着军服，可是他在举止上完全是工农无产者姿态：简朴、诚实、有 决断。他的声音很低，很沉重，他的句子很短、很简洁。这伟大的脸膛上，不时地发出 真挚的笑。
另一位中央社记者这样报道他：下午，我们去总指挥的办公室，一个穿士兵衣服， 戴眼镜，满脸胡子的人站在门口，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十分注意而跨进了门。可是他们参 谋长立刻过来向我们介绍，这位是朱德指挥，刚从前线回来。这时我们的内心真是无限 的惭愧。可是这实在也难怪，他没有领章，没有符号，更没有一般高级长官的派头，额 上既不刻着字，你说对一个不相识的人，如何分别出谁是长官，谁是士兵？他开始和我 们说话，同样没有什么寒暄和客套，说着他所要说的话、很缓慢而很有力，态度是沉着 而刚劲，言语间很少含有理论，。好像每一句话的出发点，都根据着事实上的体会或经 验。虽仅有一天的晤谈，他那起初给我的平凡形象，已经给不平凡的谈话，特殊的风度 完全冲破了。的确是的，世界上有许多不平凡的人，常常在一种平凡的外表下隐藏着。 透过硝烟战火的朱德形象是一个侵略者害怕而人民热爱的形象。
1927年4月，朱德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当时 他只穿一身粗布军服，打着绑腿，穿一双旧皮鞋，或是草鞋；他不坐黄包车，总是夹着 皮包走路上班，工作忙吃不上饭，就买几个烧饼吃。长征途中，每个战士都永远不能忘 记朱德的形象：他穿着打了不少补钉的灰色粗布军衣，赤脚穿着一双草鞋，背上背着一 个斗笠和一个公文包，经过草地风云的搏斗，他的脸庞黑瘦，额头皱纹加深，两眼里闪 出阳光一样温暖的光线。
1937年1月，美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来到延安采访朱德， 在《伟大的道路》中，他这样写道：
最先映入眼帘的，乃是一张在蜡烛光映照下，堆满了书籍、文件和信件，未经油漆 的桌子，和一个因为我们进去而站立起来、身穿蓝灰色棉制服的人的朦胧身影。
双方对面而立，先互相打量一番。我原知道他当时是五十一岁，不过，当面看来， 脸上皱纹很深，双颊下陷，至于见老了十岁。那时，正是史诗般的红军长征刚刚结束， 营养失调和苦难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烙印。
身高大概是五英尺八英寸，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 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略微隆起，颊骨也颇突出。 一对有力的上下颚，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 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 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
从前早就对我说过，他是一个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 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
我在这一瞬间，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不论以他的哪一部分来看——从声音、动作， 以至他的每一个脚步，都充满了大丈夫气魄。我对屋里的阴暗光线稍能适应后，发现他 的制服因为常年穿着，洗得已经破旧褪色。而且，我注意到，他的脸并非没有表情，而 是蕴藏在心头的感情强烈地在脸上显现出来。……他的脸，犹如悲剧中的人物，痛苦而 呆滞。就在这一瞬间，我捕捉到了一种深沉的悲戚感情，这大概是不轻易在朋友和同志 们面前流露的。因此，不知底蕴的人，才传出了他永远是一个乐天派的传说。……当他 问我愿意在延安做些什么时，我回答说：
“我希望你把这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为什么呢？”他惊讶地问道。我回答说：
“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 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史沫特莱说朱德“跳舞和他工作一样，孜孜不倦，似乎觉得这也是打破旧中国封建 传统的方法之一。”那么，他的农民式的装束又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意味呢？无论他走到 哪里，身上总是晃动着一位老农民的平凡身影，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平平常常甚至浑身带 着泥土气息的形象，在出乎一般人所料的同时，也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力。1928年4月 26日，砻市的老百姓听说朱总司令要回来了，高兴地互相转告着。天还没亮，大家就开 始准备欢迎朱德和他率领的队伍。贴标语，腾房子，准备慰劳品，大街小巷贴着“欢迎 朱总司令！”的标语，老乡们心目中的朱德是骑着高大膘肥的粟色马，穿着军官制服， 威风凛凛，可队伍里始终没有出现这样一位军人。人们寻找着，猜测着，原来朱德就在 队伍中，只不过他不是大家所期望的那个样子，而是一位普通战士的装束，一身灰色军 装，腰扎皮带，打着裹腿，戴着平顶帽，左肩右斜地挎了一支短枪。难怪大家找不到朱 德呢？最后还是凭着他那一口四川语和特有的和气风度，才认出他是朱德。立刻欢声四 起：
“欢迎朱军长！”1938年，朱德作为东路军总指挥，受国民党云南第三军军长之邀， 前去部队讲授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技术。云南第三军为此准备隆重欢迎朱德，当他们看 到前来的这位总指挥衣着朴素，平易近人，和他们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时，就悄悄 把那套预先准备好的仪式取消了。
这就是朱德，他并不试图刻意地扮演一个为普通人心目中所预期、所想象的总司令 的形象，相反，他一直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即使在客观条件充裕和允许的情况下，他 也乐于以“伙夫头”的形象出现在烟雾弥漫的战场，出现在人民群众和普通百姓之中， 不仅敌人误把他当作“伙夫”，就连普通群众也多次误认为他为“老伙夫”。可以说， 朱德作为军事家的丰采是包裹在农民的装束之中的，他不肯脱去这种装束，似乎隐约地 暗示出他对农民阶层和劳动者的“角色认同”。在毛料，洋布和土布之间，他选择土布 制服；战士的棉衣在长征时三年换一次，朱德的棉衣六年还不肯换，他主张“新三年， 旧三个，缝缝补补又三年”；长征途中，到处流传着他补衣服、编草鞋的故事；解放以 后，他仍然克勤克俭，从不铺张浪费。这些农民式生活习惯的保持表明，朱德不仅是一 个以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的农民，也是一个用农民的态度和习惯不断对待自己的军事家， 他曾说：“我似乎只会按照军事条件来考虑问题！”这只是说出了他的性格中作为军事 家的一面。1922年10月，三十六岁的朱德到达柏林留学时，首先象一个军事家熟悉作战 地形那样来熟悉柏林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物和每一个值得一看的机构。每逢周末 和节假日，便可以看到他在公路上行进，口袋里塞满了地图和笔记本，他有条理地写下 了考察笔记。这种“实地侦察”告一段落后，有关德国的笔记本、地图和旅行指南已经 满满地装了箱子。与此同时，朱德又不得不“用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在用钱方面精 打细算。如果说前一种举动象军事家，那么后一种举动则更象农民，事实上，在朱德的 身上，军事家和农民两种心理成份是并行不悖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农民是一种“底 色”，也可说是“本色”，朱德的农民装束已成为一种符号标志，它是“有意味的形 式”，它载明了一种土生土长的特性，在我们后人看来，朱德正是从千千万万的普通农 民中成长起来的伟大军事家，朱德用他那普普通通的农民装束表过了他对农民的偏爱和 认同，实践着寓伟大于平凡的诺言，我们从他的平凡无奇的农民打扮中看到的不仅是一 个“伙夫头”，而且还有一种“根性”，一种“苟富贵勿相忘”的寻根意识，一种终生 不能摆脱也不愿遗弃的“出生印迹”……
朱德不愧为杰出的农民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