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的方脸上，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镜。大家对此有很多的议论。有人说，那是望远镜，因为他看得远，深谋远虑；有人则说，那是个显微镜，因为他能看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能从现象看到本质，全面看问题；还有人说，那是副照妖镜，因为他能识破伪装的东西，能看穿打扮成美女的妖魔鬼怪。
1941年冬，5万日军“扫荡”山东沂蒙山的时候，我军在济南的地下工作人员，从日本谋略部（日本高级特务机关）弄到一份绝密情报，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长官姓名，重武器数目，出发时间，进攻路线……都写得很详细。
这份情报，和我军从各方面收集到的敌情，几乎是一致的。
所不同的是，对东面的敌情，说得比较模糊，特别是台潍公路和沂沐河之间平原上，只提到多据点增兵，一点也没有提到这两个地方的坦克、骑兵和装甲部队。
这份情报引起指挥员和参谋们的重视，在研究的时候，有个同志提出疑问：
“为什么东面的敌情，这样马虎呢？”
“提供情报的人，不一定掌握全面的情况。”另一个同志说。
“从情报的准确性看，是掌握了全面的情况，问题是情报送来以后，敌人才在台潍公路和沂沐河平原，派来坦克、骑兵和快速部队。”
115师政治委员罗荣桓对这个情报也很重视，他考虑的是提供情报者，不是一般的人，否则不可能了解这样机密的情况。他打电话叫来敌工部长，问道：“给我们这份情报的是什么人？”
敌工部长说：“是济南日本谋略部的特务，名叫水野清。”
“是不是上次提供铜井敌据点情报的那个人？”罗政委问。
“就是他。”敌工部长答。
罗政委点点头。他清楚记得，几个月前，鲁中八路军根据水野清的情报，打下铜井据点，消灭日军一个分遣队，缴获一挺九二重机枪，俘虏了百十个伪军。
“你们对水野清这个人，还知道一些什么？”罗政委问。
“他自称是日本共产党员，是日共中央派他打进谋略部的。”敌工部长说。
“这个人很不简单，要进一步了解。”
“好的。”
敌工部长走了，罗政委在屋里走来走去。“这个水野清到底是人还是鬼呢？”他思考着，觉得不能轻易下结论。他怀疑这是敌人的一个大阴谋。他的眼睛从墙上的地图，移到桌上那份情报。
“这份情报，是日军‘扫荡’前拟好的作战方案，不可能没有东路的兵力部署，为什么水野清把这方面疏忽了？看来有鬼！”
从这个疑点出发，罗政委想到：“敌人每次‘扫荡’沂蒙山，我军多半向东移到滨海区，这一规律敌人是知道的。这么说，敌人在东面近处合击圈的兵力不多，而在远处埋伏下快速部队，是想引诱我们上当！”他进一步考虑：“单是诱我军钻口袋，敌人大可不必把这样绝密的情报泄漏出来，一定有更大的阴谋。”
想来想去，罗政委断定是用“打草惊蛇”的诡计，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敌人想用强大兵力，把我们吓跑，好让他们放手实行“三光”政策，而在台潍公路和沂沐河之间，消灭我有生力量。
狡猾的敌人卖弄的聪明，经过罗政委的“照妖镜”，现出了愚蠢的原形。至于水野清是人是鬼？一时很难断定。
空前残酷的沂蒙山区大“扫荡”开始了，水野清带着几个人，来到泰安东南山区，搞了一个“王道乐土”的实验区。
在实验区的范围内，日本鬼子和汉奸队，都不敢进去。因此，我军有些伤病员、老弱妇女和逃难的老百姓，跑到他的实验区隐蔽起来。水野清还懂得医道，他亲自给伤病员治疗，用流利的中国话同伤病员聊天，暗示“王道乐土”实验区，虽然是日本特务机关办的，但他本人却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经过50天的战争，我军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1942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罗政委在豆油灯下，看着秘书递上的一份电报。电报是游击区的地方部队发来的。电报上讲，有个叫水野清的日本人，带着26个我军在反“扫荡”中被俘的人员，从敌占区跑来，被我边沿部队扣留，请示如何处理。
“哦，水野清来了！”罗政委看完电报，不禁自言自语，这个被放在一边的水野清的突然出现，使他感到兴趣，要慎重对待。他对站在一旁的秘书说道：
“发个报，叫他们派个干部，护送水野清到师部来。要注意他的行动，生活上优待点。”
几天后，水野清来了，罗政委决定以一个普通保卫人员的身份亲自讯问，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老乡的一间堂屋里，坐着一个长脸瘦高个、穿中国便服、四十来岁的人，高鼻梁上一双小眼睛，不时焦急地望着门口，一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忽地立正站起来，一连站起来几次，门口没有进来人，他又索性坐下，闭着眼睛等待。罗政委一行进屋，他睁开眼睛，慌忙站起来。
“请坐。”罗政委说，陪同的李同志翻成日语。李同志是朝鲜人，在日本反战同盟里工作。
穿便服的人哈了哈腰，未敢落座，直看到罗政委先坐下，打手势让他坐，他才把半个屁股挨着椅子，上身挺着，显然心里有些紧张。
“你就是水野清先生吗？”罗政委问，李同志又翻成日语。
“不敢当，我是水野清。”他用流利的中国话回答。
“你的中国话讲得蛮好吗，”罗政委说。
“我小时候在大连读书。”
“你是日本什么地方人？”
“神户。不过我从小随父母在大连生活，后来回东京上的大学。”
“你父母在大连做什么？”
“爸爸做生意，妈妈是个家庭妇女，她是高丽人。”
“你会说朝鲜话吗？”李同志不由用高丽语插话问道。
“会的。”水野清也用高丽话回答，“跟妈妈学的。”
罗政委继续问：“你是怎么来到中国的？”
“是党派我来的。”水野清进一步解释道，“我念医科大学的时候，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战争开始，党命令我打入日本谋略部，设法到中国来，反对日本军阀的侵华战争。”
“去年冬季，日军‘扫荡’沂蒙山的情报，是你提供的吗？”
“是的。”
“这样绝密的情报，你是如何搞到的？”
“济南日军司令部有个女机要秘书，荒术信子，是我们的同志，是她偷出来的。”
“你这次为什么跑出来？”
“工作暴露了，荒术信子受到特务监视，她通知我马上离开济南。”
“你去得那么急，怎么还能带出来二十多人呢？”
“我还没被监视，走得不急。那二十多位同志在城外劳动，我弄了个文件说要带他们去泰安实验区，没引起什么麻烦。”
看到水野清从容回答，未露出破绽，罗政委换了话题，问了一些济南日军的情况，水野清都详细说了。
“好，欢迎你参加反战同盟，希望你放心工作。”罗政委说完站起来，伸出手去。
“谢谢，”水野清握手说。
离开水野清，在回司令部的路上，罗政委对陪同的敌工部长指示：“这个人不简单，要仔细考察。可以给他工作，但还要多方调查甄别。”
不久，济南的敌伪报纸上大字标题刊载了“水野清叛国事件”，同时刊登了捉拿他的“悬赏启事”。水野清的妻子也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她骂水野清背叛天皇，是大和民族的耻辱，从此要与水野清一刀两断。
一个月后，边沿区的武工队，从一个跑买卖的商人身上搜出一封秘密信件。信是用日文写的，经翻译，是济南的日本谋略部写给水野清的信。信上叫水野清安心在八路军工作，他的薪水每月如数照发，他的家眷已得到特殊的照顾。
敌工部长把信送给罗政委，他反复看了两遍，问道：“这封信是怎样搞到的？”
“是武工队从一个商人身上搜到的。”敌工部长答道。
“那个商人是不是敌人的探子？”
“不是。根据对他的审讯和了解的材料分析，是个来回跑敌占区和根据地的小商贩。”
“他怎么会替日本人带信的？”
“日本人把他抓起来，说他是我们的间谍，威胁要枪毙他。
日本人还教给他，带进根据地，买上一个信封，写上地址投入邮筒就没事了。”
“哦？这么说日本人是有意让信落到我们的手里。”
“看来是这样。”
罗政委又看了一遍信，联想起一个月前敌伪报上登的水野清事件，觉得这复杂的案件，是教育干部、提高对敌斗争艺术的好机会，于是他对敌工部长说道：
“开个会，让保卫部、敌工部和情报处的人员都参加，好好研究一下敌人的意图，请大家都谈谈。什么时候开会，通知一下，我也参加。”
开会的时候，大家发言很踊跃，对这封奇怪的信，进行分析研究，联系济南敌伪报纸文章，同志们都认为这封信是一个阴谋，但对阴谋却有不同的看法。
多数人认为是“借刀杀人”，理由是：水野清过去给我们送过重要的情报，现在又公开投靠八路军，对日本特务机关是个沉重的打击。谋略部故意将信送到我们的手上，使我们不信任他，是一出“借刀杀人”的把戏。少数人则持不同见解，认为把这封信看作“借刀杀人”可能要上当，还有几个人觉得事情太复杂，不能轻下结论。
会上争论非常激烈。罗政委很满意，觉得大家开动脑筋，就会提高对敌斗争的水平，更好认识狡猾的敌人。
“我同意这封信是个阴谋。”罗政委做结论时，首先肯定了大家的意见，又补充说：“整个水野清事件也是一个阴谋。”
屋里人的视线，都集中到罗政委的脸上。窗外射进来的一道阳光，在他的眼镜上反射出两道强光，就像小人书上画的照妖镜。同志们都屏着气息等候聆听他高超缜密的分析，因为每个人都有体会，每次听罗政委讲话，都能得到一些新东西和启发。
罗政委没有继续说下去，他转身问旁边的一位干事：
“你说济南的敌人，为什么要在报纸上大肆宣传水野清事件？”
“这个……”年轻的干事没有精神准备，一时答不上来。
罗政委启发他：“敌人公开宣传这个事件，对他们的影响好不好？”
“不好，”那个干事说。“是不是想让我们相信，水野清是诚心反战的？”
罗政委点点头，向大家说：“日本人公开宣传家丑，还是第一次。鬼子不会白下本钱，一定有目的，那些报纸是专门印给我们看的。这封信也是故意落到我们手里的。”
说到这里，罗政委又向对面坐着的一个科长问道：“你刚才说，敌人这封信，是想陷害水野清，好借我们之手除掉他，对吗？”
“对。”那个科长回答。
“你会杀他吗？”罗政委又问他。
“不会。”那科长说。
“你不杀他，当然会更信任他了？”
科长没有回答，他对自己的看法开始动摇了。
罗政委说：“这就是敌人的目的，敌人变换花招，耍阴谋，就是想使我们信任水野清。”
大家恍然大悟，心里的疙瘩解开了，脸上露出敬佩的笑容。敌人玩的把戏，让罗政委几句话就戳穿了。
罗政委看大家认识明确了，就转到另一个话题：
“有的同志说，水野清掩护过我们的伤病员，带着二十几个被俘的人员跑回来，这都是事实。但是给我们送的情报，就有真有假，提供我们打下铜井的据点的情况是真的，‘扫荡’沂蒙山的情报，就有真有假，真里掺假。水野清到底是人还是鬼？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看了看正在思考的大家，罗政委接着说：“敌人为什么下这样大的本钱，看来是想放长线钓大鱼。至于水野清是什么样的鬼？想钓的是什么鱼？还要大家努力，进一步调查研究，彻底把它搞清楚。”
敌人卖弄的小聪明，在罗政委的“照妖镜”下，再一次显示出其愚蠢的原形，充当了我们的反面教材，提高了大家的鉴别力。
敌工部根据罗政委的指示，加紧搜集水野清的历史材料。
并向延安和各地发出电报和调查信件，指示济南的我党地下工作者，通过各种关系了解水野清的情况。
一年以后，从各方面得到的材料，证明水野清是个国际间谍，是日军在华北的四大特务之一。他曾打进友邻国家的共产党组织，进行破坏活动。1940年，他从大连到山东烟台，就找关系想钻进八路军。他的原名还没有查清，平时用许多化名，但水野清是他用的最后一个。
审讯开始了。
水野清装出一副受害者的可怜相，大声为自己叫屈鸣冤，强调做了许多有利我方的工作。没有办法为自己解释时，就装疯卖傻，逃避关键问题的回答。
但狐狸总逃不过猎人的枪口。经过长期的审讯，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水野清这个日军特务不得不低头认罪。他哀叹自己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是日本间谍的奇耻大辱。
交待中，水野清供认了日军特务机关派他打入我军的四大任务：一、在山东共产党中，发展托洛斯基派；二、挑拨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的关系；三、瓦解山东八路军；四、收集全国八路军、新四军的情报。
在革命的照妖镜下，这条披着羊皮的恶狼终于现了原形。
1943年秋，水野清被处以死刑。
防微杜渐，居安思危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基本素质。
罗荣桓以他的聪明才智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从蛛丝马迹中抓到了问题的本质，防患于未然，避免了革命的更大损失。要说有“照妖镜”，那就是罗荣桓缜密的思想与卓越的辩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