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袁的老朋友唐绍仪从上海发来一封劝退电，既呼先生，又称执事，语句之尖刻，比打袁耳光还厉害。原电如下：
“北京袁慰亭先生鉴：白宫睽隔，瞬已连年。忆从癸丑电请执事解职，既蒙严谴，即蛰居沪上，对于政事，从未妄发一言，妄建一议。坐是亦久缺笺候，甚罪！甚罪！执事数年来所有不忠于《约法》之行政，世人注视方严，固有公论微言，执事亦自知之。
自帝制发生，以至滇、黔事起，举国骚然，不可终日。仪虽雅不欲言，而国事重大，亦万难漠视。近阅报悉撤销承认帝制之令，而仍居总统之职。在执事之意，以为自是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人视之，咸以为廉耻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试就真理窥测，今举国果有一笃信执事复能真践前誓，而实心拥护共和者乎？今兹之变，致吾同胞日寻干戈，自相残杀，仪亦深信执事目前所握兵力、财力之充足，亦暂胜于起义之滇、黔、桂数省。但力服不能心服，古有明训。
此次义举，断非武力所可解决。为执事劲敌者，盖在举国之人心，人心一去，万牛莫挽。兹陈唯一良策，财只有请执事以毅力自退。诚以《约法》上自有规定继承之人，亦正无俟张皇也。抑更有请执事深加注意于前事之可危者，庚子之攻使馆，壬子之掠商场是也。仪秉性狂戆，素荷恕原，愚昧所及，故敢呈最后之忠告，采纳幸甚。绍仪叩。有。”
唐绍仪和袁缔交于朝鲜，共事数十年，自民元唐担任内阁总理被袁欺侮而下台后，就由北京迁来上海，经营实业，小隐于商，绝口不问政治，可是在上海商场和民意中，已成领袖。他对袁的伤心自民元起已到极点，直至劝袁退位电发出，才算一吐胸中之气。
张謇、徐世昌和袁订交最早，袁帝制后曾列徐世昌及张謇均为嵩山四友，但徐、张都未参与洪宪帝制，迨袁撤销帝制，请徐出山后，徐有函向张请教，张则复徐函劝袁下野，函如下：
“菊老相国前辈阁下：违侍左右，忽忽半载。辱奉明问，累读增唏。当筹安会发生之时，正下走朴被出都之日。濒行谒辞洹上，语及君主问题。謇无似，自以获交洹上三十余年，知而不言，言而不尽，隐情惜己，非所以对故旧。因本恳挚之愚，陈是非，说利害，反复更端，至二小时之久。而蓄窾未竟，洹上颇不以为忤。私心窃喜，谓旦夕之顷，可以消弭无形。不图群小交蔽，以帝制为投机，居洹上为奇货，浸淫酝酿，以成今日之祸，思之痛心，夫复何言？公于帝论勃兴之时，洁身而退，及睹时局颠危，慨然出山，取消帝制，自任天下之重。风谊卓然，谁不饮仰！
夫今日海内洹上故旧，缔交最久，如公与下走者，殆无几人。而公与洹上昔日同官尤久，相信尤深，故公之爱洹上也，自较下走为尤挚。惟明问所谓国步益棘，痼疾已深，责望下走，罄其愚虑，贡于左右，复督下走北上行期，下走自解职得请以来。专意村落，不一语及世事。此闻桂继滇、黔而起，乃前尽此二三月之报纸，撮要而观，不禁太息于热中群小之误，洹上遂至于此也！目前则粤继之，浙又继之矣。
公所谓痼疾已深者，则下走尚有一最后罄虑效忠之说，请毕陈之：辛亥之役，海内骚然，中外人士，咸以非洹上，不能统一全国。故南中各省，拥护不遗余力。凡可以巩固中央者，举不惜牺牲一切以徇之。苏、鄂两省，尤为显著。癸丑之事，洹上得收迅速蒇事之功，虽由北方将士之用命，亦全国人心信仰之效也。
自帝制告成，而洹上之信用落。帝制取消，而洹上之威望坠。无威无信，凭何自立？考中国往史，国事扰攘之会，皇帝下罪己之诏，则父老感泣，人民鼓舞，史册载之，以为美谈。若总统则非皇帝比也。今取消帝制之申令已自承为有罪，而人民之感想愈恶。甚且号举义旗者，即曾膺勋爵之人，此无他，不信固不威，不信先伏于人心，故不威乃见于军事，今且不必论法律，不必论是非，而专论利害。曹锟、张敬尧所统，皆北方劲卒，进退趑趄，顿于泸叙之间，湘省北兵，号称三万，以当滇军数千之众，未闻有若何奇功伟绩。浸假而两粤会师，分途入湘，此三万不相统属之北军，能保必胜乎？湘失则荆襄必动摇，荆襄动摇，则蜀中北军之后路断。报纸固言某省，且为浙续，纵未必遽成事实，而中央则不能不防，防多则力分。以军略言，中央已成反攻为守之势。以政治言，中央即无统治全国能力之可言。此不可救药者。
报纸又有调和之说，谓公将罗致反对之人，组织责任内阁，此非下走所敢知，否则窥意梁、蔡，既抗颜行事，败非身殉，则作海外逋客耳，尚冀其伈伈伣伣，俯首惕息于北京侦探之下，其可得乎？此不可救药者又一。
武力与调和。皆不易解决，而中央六个月必平乱之认期，转瞬即届，外人诘问，将益见逼，何以应之？
今为国计，为民计，为洹上计，惟有以真悔救已失之信，以大勇留未泯之威而已。报言汤、唐诸人曾有劝退之电，不知确否？不知洹上能舍己以听否？下走原始要终，反复度之，亦以为无逾此说。下走非贸焉附和而雷同之也，为国计免外人之干涉；为民计免军民之荼毒；为洹上计上不失为日月更食之君子，次不失为与时屈伸之英雄。洹上之承认帝制也，固尝以救国救民牺牲一切，号于天下矣。帝制成而有所牺牲，帝制消而又有所牺牲，宁复乐此无聊赖之虚名，供不相谅之描画，逞忿一朝，与国人搏，使牺牲一切之意，转无以表白于天下乎？
或者谓北方军警，非洹上不能统驭，一旦受代，恐生骚乱。证以壬子三月之变，诚亦应有之虞。但洹上果于辞职之时，推诚布公，晓以大义，令其以感戴私恩之意，移而爱惜国家，军警果信赖洹上，必能体洹上一旦豁然大公之意旨。公与芝泉总长，复左右维持其间，安在必不可以弭止。设也受代之顷，中外晏然，匕鬯不惊，则今日之反对洹上者，他日将转而敬佩，谓命世之杰，其器量果度越寻常，不在华盛顿、林肯下也。抑洹上今日虽不如昔日之能统一全国，但尚有一部分之军人，为其心膂，此虽反对者，亦不能不认。夫此一部分之军人，使之统一虽不足，而听其生乱则有余。如洹上仍惑于群小，必欲竭此一分军人之力，延长战祸，使民生糜烂而无遗，外交危迫而更酷。此则益非下走所敢知。下走之爱洹上，自谓不后于公，故敢本爱人以德之言，贡诸执事，以间接效忠于洹上。以洹上不远而复之明，与执事守正不阿之忠，必察区区之愚，而谅其无他也。
下走自辛壬癸三年以来，须发日白。故去秋南旋，杜门谢客，日惟以书生结习自遣，为慈善事，每念乡里朋辈之宴欢，益绻海内生平之旧雨。洹上倘深思鄙言，急流勇退，则下走近所经营江上之五山，与洹上之村，公之百泉，俱可为联袂偕游之地。人世未来之事，听彼英俊年少为之，而倚仗观焉。尔时洹上当信下走今日之言，为不愆也。属者洹上与公所触苦恼，极可念，宁不愿一往省视，顾奉晤时，所欲贡者，亦不外此，而转不若笔述之，犹可曲达。且军时方扰，旅行不便，不能远赴嘉招，临颖惘然，蓄窾亦仍若未竟也。幸鉴谅之！伏祈为国，万万珍重。”
帝制取消后，3月15日袁用黎、徐、段三人名义致电陆荣廷、梁启超、蔡锷、唐继尧说：“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4月2日蔡锷有回电给黎、徐、段三人说：“默察全国形势，人民心理，尚未能为项城曲谅。凛已往之玄黄乍变，虑来日之翻云覆雨，已失之人心难复，既堕之威信难挽。若项城本悲天悯人之怀，为洁身引退之计，国人轸念前劳，感怀大德，馨香崇拜，岩有涯量！”这个回电是相当的缓和。
4月1日袁又用黎、徐、段三人的名义向护国军提出议和条件六项：
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
二、三省治安由三省长官负责维持；
三、三省新兵一律解散；
四、三省派往战地的兵士一律撤回；
五、三省自即日起，不准与官兵交战；
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
以上六个条件根本不是议和，简直是胜利者对战败者的条件。当然这都是袁自拟的，黎没有过问，段不肯表示意见，只得到徐的一人支持。
4月中旬，护国军回答黎、徐、段三人，针对议和条款另提六条：
一、袁退位后贷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
二、诛帝制祸首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
三、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六千万，应查抄袁及帝制祸首十三人的财产赔偿之；
四、袁子孙三世应剥夺公权；
五、依照民元《约法》，推举黎副总统继任大总统；
六、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均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须接受护国军都督的指令。
这六个条件和袁的六个条件相比，真是瞒天喊价，就地还钱，相差两极。正和辛亥革命时，袁代表清廷与武昌革命军洽商停战的情势如出一辙。
这当然只是表面文章，骨子里另有一套，由于护国军的补充，无论在兵力、武器、钱粮方面，都有实际的困难，因此通过和谈以达到迫袁下野的目的便成为一种手段，而议和如果是全面性的，则条件一定差得很远，一定很难谈得拢，于是袁世凯和徐世昌便仿照辛亥年的前例，把停战分为全国性的地方性两种。全国性的谈和请冯国璋居中斡旋，地方性的则由四川将军陈宦和蔡锷直接接洽。蔡锷和陈宦在私交上是极莫逆的朋友，他们之间早有密使密函来往，区域性的停战当然容易获致。
4月中旬，冯有两件重要电报给袁，抄录如下：
其一：“国璋耿直性成，未能随时俯仰，他人肆其谗构，不免浸润日深，遂至因间生疏，因疏生忌，倚若心腹，而密勿不尽与闻，责以事功，而举动复多掣肘，减其军费，削其实权，全省兵力四分，统系不一，设非平日信义能孚，则今日江苏已为粤、浙之续矣。顾国璋方以政府电知川省，协议和平，用意既复略同，敢弗赞助？以故力任调人，冀回劫运，乃报载陈将军政中央电，声明蔡锷提出条件后，滇、黔于第一条未能满意，桂、粤迄未见复，而此间接到堂转陈电，似将首段删去。值此事机危迫，犹不肯相见以诚，调人暗于内容，将何处着手？现虽照电川省，商论开议事宜，双方未得疏通，正恐煞费周折。默察国民心理，怨诽尤多，语以和平，殊难餍望。实缘威信既隳，人心已涣，纵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追，保存地位，良非易易，若察时度理，已无术挽回，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庶几令闻可复，危险无虞。”
其二是著名的铣电：“窃自滇事发生，国璋屡欲有陈，辄以干冒尊严，惧受谴责。兹者祸迫燃眉，难安缄默，谨为钧座沥陈之，比年以来，枢府采用集权，无论兵力财力，均归中央遥制，即以军队言，各省自有之兵一律裁减，一旦发生事变，统系不一，调遣为难。将军巡按使之实权，几至限于一城，不能更及省外，苏省秩序虽称宁谧，然初闻浙警，全部震惊……。倘国是久不解决，星火或竟燎原，国璋即欲尽守土之责，亦恐力不从心……。我大总统斡运中枢，统驭全国，而滇、黔抗命，粤、桂风从，民鲜安居，军无斗志，文告既无从感格，武力尤不易挽回。杞人之忧，又不仅在一隅而在全国矣……。国体甫改，劫运忽闻，致乱之由，可思其故……。阿谀者取悦，憨直者见猜……。为今之计，惟有吁恳大总统念付托之重，以补救为先，已失之威信难返，未来之修名可立，及此尊重名义，推让治权。对于未变各省，不必抽派军队，致启猜疑，前敌战事已停，亦无容加增兵卫……。国璋仰荷恩知，追随最久，纵丛谤招尤，而素怀不改，钧座在职一日，誓竭一日之孤忠，设事与愿违，则私谊拳拳，亦不忘于毕世。”
这两个电报全是牢骚，虽然没有明言反对帝制，可是其意却呼之欲出，且是袁亲信中首先劝袁退位的。
自冯的电报发表后，北方军阀们就纷纷通电劝退。袁对冯的电报不能不答复，他仍然用顾左右而言它的态度作答：
“铣电悉。该上将军忧心大局，切实陈词，披览再三，莫名嘉佩。集权之争，采自东邻，法律专家，言之成理。顷以施行未善，利少害多，诚有如该上将军所言者。琴瑟不调，则改弦更张，自当别订政治保邦之计。该上将军如有办法，尚望详细指陈以备采用，……现在停战期内，亟应早日解决，息事宁人。该上将军谋国真诚，务望会商各省，迅筹调停之法。至于引咎已往，补过将来，予虽不德，敢忘忠告！”
到4月26日，冯不再含混其词了，其致徐世昌、王世珍、段祺瑞“三元老”之一电如下：
“元首统驭民国，四年于兹，咸以保邦制治望之一人。乃帝制发生，未及数月，一时舆论大变，实缘威信已坠，人心已涣，纵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追。国璋对元首具有特别感情，特以耿直性成，未能随时俯仰，他人肆其谗构，不免浸润日深，遂致因间生疏，因疑生忌，倚若心腹，而密勿不尽与闻（帝制之初），责以事功，而举动复多牵掣（张、倪监视）。减其军费，削其实权，各省兵力四分，统系不一，沪上一隅，复与中央直接。……近以政府电知川省协议和解条件，与国璋用意略同，方且担任调人，冀回劫运。惟报载陈将军所致中央一电，声明蔡锷提出条件后，滇、黔对于第一条未能满意，而此间接到处转陈电，似将首段删节。值此事机危迫，犹不肯相见以诚，调人暗于内容，将从何处着手？……大总统本一代英杰，于举国大势谅已洞烛靡遗。顷者段将军离奉入京（被逐也），未见明令，倪将军调防湘省，湘又拒绝。……至财政之困窘，军心之懈怠，上交之困难，物议之沸腾，事实昭然，无可讳饰。……察时度理，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苟长此迁延，各省动摇，寝至交通断绝，国璋纵不忘旧谊，独以拥护中央相号召，亦恐应者无人，则大总统孤立寡援，来日殊不堪设想。……诸公谊属故人，近参机要，请以国璋电文上陈省览。”
袁最怕看这一类的电报，他认为他的亲信的这类电报比蔡锷、唐继尧的电报更可怕。由于冯既侣始于前，所以各省劝退电比之以前的劝进电更多，而劝退最力的就是那些从前吁恳速正大位刻不容缓的人。只有“孤忠耿耿”的王占元一言不发。
于是，袁乃派阮忠枢南下向冯国璋疏通，当阮忠枢南下之前，有段故事值得一写。一天，袁把公府顾问张国淦找到府里来（张丁内艰，不肯做官，仅接受这个虚衔）。向之说：“我打算让位给宋卿（黎元洪），但是宋卿不懂公事。请你向他说，请他到府里来和我一同办公，让他的公事摸熟了，我就放心退位了。”张说：“总统与副总统之间，平日是哪位传话？”袁应以“杨五（杨士琦）。”张就推开来说：“那么还是请杏丞传话的好。”
张是湖北人，袁想利用他以同乡人资格探听黎的口气。张既不肯去，袁只好和他瞎扯。
袁说：近日外间舆论如何？张答：都在讨论退位的问题。袁问：你看，退位好不退位好？张答：要从三方面分析一下：外交、军事和舆论。袁说：什么舆论？我看中国就没有这件东西。外交我很有把握（实则无把握）。三者的重心是军事。你看，蔡松坡打得倒我吗？……（他脸上泛着冷笑。）张答：时局重心，在东南而非西南。袁问：什么，你说华甫（冯国璋）吗？……（态度极不自然。）张答：华甫做了总统几十年的部下，知道他的莫如总统。我是局外人，不敢妄置一词。袁问：你以为华甫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吗？……（又像在平心静气地讨论这问题。）张答：左右袒倒不怕，独怕他不左不右耳！……（意思是说以第三者自居，处于敌友之间最难应付。）袁……（微叹，无语。）张说：我想有八个字贡献总统：“急流勇退，实至名归。”袁……（仍无语，又重复地哼了一声。）
等到张退下来的时候，袁又唤他转来说：“你去和菊人一谈。”张的兄弟国溶是徐世昌的得意门生。张赴到徐宅，徐刚刚驾好了车，对他说：“请你宽坐一会儿。我应公府的电召，马上就回。”隔了不久，徐果然从公府回来了，并且说：“你刚才向他所说：‘不左不右’的一句话，他倒听得颇入耳。因此他叫我去，问计于我，我胡乱地答以‘派人疏通一下’，他现在叫斗瞻（阮忠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