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刘邦大传》第03章 动乱再起</h1><hr /> <p> 中央与地方间的距离，造成统治命令贯彻上的困难，尤其遥远的齐、燕及荆楚， 几乎不可能贯彻法治主义，因此还是保持着半独立的封建制度。 </p> <div class="item">中央集权，成功中暗藏危机</div> <p> 当秦国在雍岐一带重行建国时，在组织结构上仍承续祖先蜚廉、恶来的传统武 风，一直维持着部落式的战斗团体组织。为强化各部落的机动性和独立性，在统治 管理上便相当松懈，全赖领导者的个人魁力以作整合。因此，建国以来其战斗力虽 强，国力则一直未能作强有力发挥。只有像秦穆公般的英雄人物出现，秦国在国际 舞台上才有较高的表现，秦穆公去世后，便又停滞了下来。 </p><p> 秦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是秦国文明发展的另一个高峰。他运用其父亲秦献公 时代设计的地方基层组织——什伍制度，加上实行连坐法，使原本松散的部落组织， 成为关系密切并可以相互监督的基层团体。十年后的第二次变法，更以郡县制度使 传统的战斗部落集团正式解散，各部落的武装部队改由秦王室直接指挥，彻底达成 中央集权的军队国家化。 </p><p> 这不但是秦王室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经验，也完全不同于数千年来华夏文明的 传统式平行政治组织，就算周公旦所创制的宗法和封建制度，在结构的严密上也无 法和其相提并论。 </p><p> 换句话说，商鞅的改革，是纯理论逻辑推论下的设计，可以说是空前大胆的尝 试，全无前例可循。因此，秦孝公和商鞅在执行上是非常的小心谨慎。 </p><p> （有关其过程及细节，在拙著《秦公司兴亡史》中有较完整描述，以供参考。） </p><p> 幸好秦国是移民式部落组织，本身没有什么包袱，思考上较为单纯，加上武装 集团一向较服从指挥的传统习性，使秦孝公和商鞅连续两次“大地震”式的改革运 动，尚无太多的阻力。 </p><p> 作战式部落集团一向便较富积极性和行动力，变法以后，所有军士全归中央统 一管理，力量更为集中，所以自秦惠王、秦昭襄王起，一直到秦王政初年，秦国的 声势一直迅速膨胀。 </p><p> 配合这股力量，秦王室当局不停地发动更多更大规模的战争，不但使秦国的版 图跟着飞快成长，统治人员也迅速增加，加上各地方结构日益复杂化，于是中央集 权式的统治效率开始遭到严重的挑战。 </p><p> 秦昭襄王时代，便曾在韩、赵两国的新占领区上试行郡县制度，试图和秦国本 土建立同样的管理模式。但到了吕不韦和秦王政期间，由于占领区急速膨胀——特 别是较远的齐、燕、楚地，根本无暇作较有系统的规划，只得暂时维持军事占领方 式、未曾纳入秦王室中央集权的体制中。 </p><p> 统一六国的政治规划，虽然一直控制在外籍政团手中，但真正指挥作战的，仍 大都是本土派的部落领袖，因此在完成征讨后，负责镇守新占领区的，便是这些作 战军团的将领。为了有效达成任务，他们也大多能和被征服国家的残存政治势力保 持相当程度的合作态度，所以对各地区的情形反而能有较多实际的认识。 </p><p> 如果依照周王朝的封建和宗法制度，有资格成为新占领区统治者的，自然是这 群军事将领了。所以，虽然秦国本土已在外籍政团规划下，取消氏族式的部落组织， 改采官僚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但这些本土派的领袖们仍抱着希望，在统一后的新占 领区中，能够依循传统的华夏文明体制获得封地，成为新皇朝的贵族。 </p> <div class="item">新旧党争，暴露新政权问题</div> <p> 秦王政称帝，新皇朝成立后，以丞相王绾为首的本土派领袖，便向秦始皇提出 建议： </p><p> “我们刚刚并吞了各国，一统天下，版图增大很多，尤其燕、齐、楚地相当遥 远，最好先设立诸侯王，以建立永久的统治根基，因此请立诸皇子为王，以有效统 领新增加的版图及各国族民。” </p><p> 但是，对主政的外籍政团而言，秦国的现行体制才是他们的理想，秦国有能力 统一全中国，更是他们最为骄傲的成就。况且，传统的封建制度，一直是他们最为 摒弃、认为最不合理的现象，应该加以彻底的改革，如果又恢复封建体系，他们也 很可能再度成为“无权阶级”。因此，只有彻底维持现行的郡县制度及官僚系统， 才是他们的执政理念，也是他们投入热情及生命的目标，对他们而言，封建制度早 就该淘汰了。 </p><p> 秦始皇早年夺权成功，是靠本土派领袖的拥护，才有力量驱逐吕不韦等外籍政 团。即使他后来接受李斯进谏，再度重用客卿，但在皇廷中，仍是以本土派的领袖 占有绝对优势。因此面对新的政治态势，在本土派领袖们积极建议之下，虽然并不 合乎秦王室现行政制精神，但秦始皇仍不得不慎重考量这件事的利害。《史记》上 记载： </p><p> “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 </p><p> 但身为外籍政团领袖的廷尉李斯，立刻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挺身辩护： </p><p> “周王朝在实施封建制度时，也分封了不少他们的子孙，在众诸侯中，同姓宗 族也占了绝大多数。但随着时间流逝，这些同姓诸侯的亲密关系疏远了，甚而为了 利害相互攻击，如同仇敌一般，周天子根本就无力阻止。 </p><p> “如今好不容易赖陛下神威，天下再归一统，就更应该坚持我们秦国的新体制， 将全天下分为郡县，由皇室直接统治。诸子和功臣以赋税作为奖赏便可以了，切不 可再封给土地，使能够真正依法令统治，使天下无异议，这才是政权安宁之术啊！ 封建诸侯势必会造成日后更多灾难的。” </p><p> 对现况充满自信、又长于推论思考的秦始皇，在评估双方意见后表示： </p><p> “天下已经历过太久的兵荒马乱了，人民更是深为战争所害。昔日所以会长期 战乱不断，大多是诸候们为了扩张或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势而造成的。 </p><p> “现在好不容易仰赖我秦国宗庙之福，天下得以安定，如果又恢复封疆建侯， 那是会重新惹起战争祸端的，即使要再恢复安定也是非常困难，因此我赞成廷尉的 意见。” </p> <div class="item">废除封建，建立中央集权</div> <p> 在秦始皇的决策下，“多数服从少数”，下令新纳入的版图也全采取郡县制度， 将天下划分为三十六个郡。郡设有行政长官的郡守、军事首长的郡尉及司掌监察权 的郡监。郡下设县，县设县令，并由县丞作辅佐。所有百姓和各国族民（包括失权 的诸侯贵族）均称为黔首（秦国尚黑，故以黑色头发作为百姓之称谓），地方官吏 均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并统理，形成相当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 </p><p> 本土派的军事将领们，由于长期进驻在各诸侯国中，使他们实际地感受到各国 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尤其组织松散又复杂的齐、楚两国，更是他们所无法了解的。 </p><p> 实际进驻异乡，也使这些领袖们真正体会到，中央与地方间的距离将造成统治 命令贯彻上的困难。尤其是遥远的齐、燕及荆楚，在交通非常不方便的当时，想强 行贯彻法治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还是保持半独立的封建制度，较能有效地统 治并管理这庞大又复杂的地区。 </p><p> 这些本土派领袖的父执辈，又正好是商鞅变法下的牺牲，为了有效集结国力， 他们传统的地位和权力都被剥夺了，包括自己家族原拥有的军团，也被并入国家的 武装部队中。因此虽然在习惯上，他们常能服膺于秦王室强有力的领导，但他们对 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制度，可是一点儿也不热衷的。 </p><p> 其实，这些本土派领袖的亲身体验，有不少很值得新政府在下决策时用以作调 整思路的重要参考。只是这些长年驰骋沙场的老将，本身论理思辨的能力太差，又 不善于说明自己的看法，因此他们提出的论点，仍脱离不了传统的常识，这种政治 立场也和他们自我的直接利害关系太近，对于一向长于合理性思考的秦始皇，自然 是没有丝毫的说服力了。 </p><p> 以李斯为首的外籍政团，基于他们对传统封建制度的失望，以及对秦国新法制 的过份热情，使他们对眼前政治环境的急速变化也有了盲点。虽然他们个人的权势 几乎仰赖于秦始皇的信任，但在秦国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下，他们是可以真正拥有 实权的经营层，因此保有现行体制才是他们真正的利益。李斯等人反对封建制度的 论点，其实也不见得完全是客观的。 </p><p> 童年期由邯郸回咸阳后，秦始皇便一直未曾出国，因此对齐、楚等国的距离遥 远和复杂性，是无法亲身去感受的。虽然他一向擅长于合理性的思考和推论，但实 务经验的缺乏也常会造成前提假设上的偏差，自然在推论上也很难有正确的判断了。 </p><p> 何况秦始皇自己也正沉醉在大成功的高度自信中，既然中央集权制度可以有效 地让秦国达成一统天下的目标，必然也能有效地统治这个国家。对秦始皇而言，这 种推论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p><p> 这次的廷议，表面上是各派对其理想制度所作的争辩，其实更隐藏着派别权势 的争夺。不论是本土派领袖或外籍派政团，都已不像早年的改革派大将——百里奚 和商鞅，能针对客观情势的需要，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作认真的思考；更没有仔细去 观察，统一天下后，秦国客观政治环境上的改变，已有必要作制度上的大幅调整了。 如同英国史学大师汤恩比所讲的，这些具有创造力思考的少数，由于迷惑于成功的 华丽灿烂中，他们的创造力消失了，因此很快地由创造的少数成为了当权的少数， 秦帝国的衰败也由此开始了。 </p> <div class="item">天下国家化，赢了面子输了里子</div> <p> 强大的作战力，加上卓越的政治革新，使秦国能够以单一国家的力量并吞天下， 完成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统一。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廷议争辩后，秦始皇裁定 以国家主义原则，力行“天下国家化”的政策目标。接下来的工作，自然是度量衡、 货币、车轨、文字等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统一了。 </p><p> 华夏文明原本就是多种族、多文化的。每个地区的语言、文字、食、衣、住、 行等生活习惯都有很大的不同，度量衡和货币也非常杂乱。特别是南方的楚国，由 于采分权体制，地方势力较大，即使在其本国内，语言、文字、货币、度量衡的制 度都有很大的差异。 </p><p> 在这方面作得比较有系统的是东方的齐国和秦国本身。齐国是商业国家，鉴于 通商的方便和需要，加上管仲早年所作的革新运动，使齐国这方面显得较有体制些。 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力求中央集权，因而在这方面也建立了较完整的标准。但即使 是这两个国家，在度量衡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 </p><p> 以容器的计算单位来讲，秦国采用合、升、斗、斛，十合一升、十升一斗、十 斗一斛。齐国用的则是升、豆、区、釜、钟等单位，五升一豆、五豆一区、五区一 釜、十釜一钟。 </p><p> 天下统一后，为了租税征收的方便、官僚薪俸计算的准确（当时有部分薪津是 以实物供应的），以及全国性商业活动推展的需要，统一度量衡的标准的确是件相 当重要的工作。 </p><p> 不过这方面的改革却不那么顺利，从秦始皇26年公布统一全国度量衡以来，一 直到二世皇帝期间，史料上不断出现当时政府法令的诏书在修正着有关这方面的新 规定，似乎新的标准在执行上困难颇多，所以一直未能确定下来。即使日后从秦国 本土出土的遗物资料来看，民间似乎同时存在着商鞅升和始皇升，可见新的制度似 乎一直未受到大家的彻底接受。军事及政治上的统一比较容易达成，但生活文化上 的统一，则不是短期内光靠法令的宣布就可以作得到的。（台湾早年也尝试以公斤 制代替台斤制，但仍没有成功。） </p><p> 货币分歧上的困扰更大。齐、燕等东方国家一向使用刀形的“刀钱”，中原地 区的国家则采用鍬形的“布钱”，南方的楚国则流行卵型的“蚁鼻钱”，秦国的货 币则是圆形的“圆钱”。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下令重新铸造半两钱的“圆币”，作 为全国统一的通货，圆形币中间有个方孔，旁边则分别刻有“半”与“两”二字。 </p><p> 为了经济活动的顺畅，货币的统一绝对有其必要。不过，秦始皇统一货币的政 策，和度量衡相同，实际的效果似乎不大。标准通货的始皇半两钱，除了秦王室的 大本营——陕西省和四川省曾有出土外，其他的地方均未出现过，显示其真正流通 的范围相当狭小。 </p><p> 车轨的统一是为了运输上的方便，皇室的政令为求能在最短期间到达全国各地， 交通网的建立自然是当务之急了。始皇27年，也就是统一后的第二年，秦始皇宣布 动工修筑由咸阳通往全国各地的大驰道。为了加强驰道上的运输效率，以及保障来 往车辆的安全，车轨的统一大小的确也有其必要。 </p><p> 但问题是旧的车子怎么办？要同时将全国的车辆统一规划，势必要有相当长的 缓冲时期，秦国统一前后不过十五年左右，更换车轨的成效如何，实在令人怀疑。 </p><p> 在所有的文化统一政策中，被后世学者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文字的统一。战 国时代每一个国家的文字都有其特色，因此统一天下不久后，新任的丞相李斯便提 出了文字统一的计划。 </p><p> 后汉时代的许慎在其名著《说文解字》中，列有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汉字，并对 这些汉字的发展，作了如下的记载： </p><p>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丞相李斯上奏，废除不同型态的各国文字，并建议以 秦国的文字作基础，以设计帝国的新文字。李斯所作的《仓颉篇》、中书府令赵高 的《爱历篇》，以及太史令胡毋敬所作的《博学篇》，都是建议将史籍的大篆加以 较简略的改良，形成一种叫作‘小篆’的新文字。” </p><p> 也有些史籍记载，小篆是李斯发明的。只是李斯身为新帝国的宰相，要负责推 动多方面的统一政策，任重而事繁，是否还有时间自己设计新文字，实在令人怀疑， 因此，与其将他视为发明人，不如视之为新文字的推动者，似乎更为合理些。 </p><p> 其实，即使是政府所推动的小篆，真正使用的时间似乎也并不太长。同属秦始 皇时代的程邈，便已正式公开表示，他花了十年时间的努力，已将大篆和小篆改成 一种更简单的文字——隶书。 </p><p> 愈是简单而倾向抽象化的文字，流行起来一定更快。因此，隶书虽不是政府大 力推动的，但依现有史料来看，它在民间的流传似乎比小篆更广些。 </p><p> 除了程邈外，也有人认为隶书是一个名叫作王次仲的官员更改古书而发明的， 由这些记载来看，想必当时参与文字创造设计工作者必不在少数。 </p><p> 不过，后来在山东临淄县的古墓中，却赫然发现在齐国姜太公的六世孙——胡 公的棺木上（约西周末年）有类似隶书的文字，或许隶书在秦国统一六国以前，便 曾存在于东方的齐国。 </p><p> 将天下统一在单一政权体制后，秦王朝便决心贯彻其中央集权的理念，统一文 字、货币、度量衡及车轨，都是政策上的必然结果。不过这种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 的制度和习惯，绝不是靠强制的法令便可以有效推动的。因此秦始皇和他的决策官 僚集团，虽然也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所完成的绩效，似乎远不如他们在军事和政治 上统一的成就。 </p> <div class="item">巡幸天下，拚死维持公权力</div> <p> 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最引人注目的活动，便是巡幸天下了。 </p><p> 9岁时从邯郸被送回咸阳， 到了39岁统一天下的三十年间，秦始皇似乎并无远 游的习惯。但自从统一后的第三年起，步入中年、体力逐渐转弱的始皇帝，却反而 展开了一系列巡幸天下的活动。 </p><p>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在他最后生涯的九年间，曾作过四次长 途巡幸，最后甚至病死于途中。 </p><p> 第一次为始皇28年，统一后之第三年：咸阳→峰山（山东省邹县）→泰山（山 东省泰安县）→黄（山东省黄县）→腄（山东省牟平县）→成山（山东省文登县） →之罘（山东省烟台市）→琅琊（山东省诸城县）→彭城（江苏省徐州市）→衡山 （湖南省湘潭市）→湘山祠（湖南省湘阴县）→南郡（湖北省南方）→武关（陕西 省商县）→咸阳。 </p><p> 第二次为秦始皇29年：咸阳→阳武（河南省阳武县）一之罘→琅琊→上党（山 西省长治市）→咸阳。 </p><p> 第三次为秦始皇32年：咸阳→碣石（河北昌黎县）→上郡（陕西省北部）→咸 阳。 </p><p> 第四次为秦始皇37年：咸阳→云梦（湖北省云梦县）→海诸（安徽省相城县） →钱塘（浙江省杭州市）→会稽（浙江省绍兴市）→吴（江苏省苏州市）→琅琊→ 劳山（山东省青岛市）→成山→之罘→平原津（山东省平原县）→沙丘（河北省平 乡县）病死途中。 </p><p> 虽然有不少史学家认为，秦始皇大规模的巡幸天下，是为了好游乐及显示自己 至高无上的权势，后者或许有其必要，但只为游玩似乎不用如此辛苦的跑得那么远， 况且巡幸的地方也几乎都是最不稳定的齐地和楚地。 </p><p> 秦始皇在年轻时，便非常认真于工作，统一天下后，要推动的政治、文化、经 济上的改革又那么多，想必他更是日夜不停地繁忙着。《史记》上便记载有： </p><p> “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p><p> 换句话说，秦始皇每天必须批示的文书，重达一百二十斤（一石）。当时纸尚 未发明，公文都刻于竹简上，一百二十公斤的竹简大约有一个人的高度，而且自我 要求，不批示完则日夜不休息，可见秦始皇的确是拚着命在工作的，这样的君王哪 还有闲情去游山玩水？ </p><p> 不但长途巡幸，秦始皇也常微服出巡咸阳。 </p><p> 微服出巡，显示他并不急着显示自己的权势。29年他第二次巡幸时，险些在博 浪沙遇刺，31年在咸阳微行时，也险些遇害。可见这些行动有相当高的危险性，如 果不是工作上的绝对必要，绝不会有君王想去作的。何况，二千多年前的交通不发 达，道路情况也不好，光是长途跋涉，已经是相当辛苦的了。 </p><p> 与巡幸类似，便是有关刻石的工作。 </p><p> 始皇28年，峰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 </p><p> 始皇29年，之罘刻石，之罘东观刻石。 </p><p> 始皇32年，碣石刻石。 </p><p> 始皇37年，会稽刻石。 </p><p> 刻石象征秦皇室的影响力，也代表秦国统治力量到达这些地区，可见秦始皇的 巡幸和刻石都有其政治目的——宣扬秦皇室的公权力。 </p><p> 如前所述，秦始皇巡幸的路线，大多在齐、楚两地。由于这些地区一向和中原 文化的差异性较大，地方性组织复杂且较富独立性，对秦皇室的公权力也较不服从， 尤其是对有关经济和文化的统一政策，更是一点也不买账，当地的政府官员势必也 深感头痛。为了贯彻中央集权的决策，也为了协助公权力的执行，秦始皇不得不以 皇帝的声望，东奔西跑巡幸各地。以他在宫中庞大的工作量，加上长途跋涉的辛苦， 秦始皇终于病死在沙丘的东巡途中，严格来讲，他应该是累死的。 </p> <div class="item">【陈文德说评】</div> <p> 老子《道德经·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 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俞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p><p> 许多人喜欢把“大公无私”挂在口头上，却不知道只要有所喜好和厌恶，便不 可能真正的“无私”。仁政本是儒家施政上的最高理想，但心里老惦着仁政，行事 必有所偏好，有着自己的标准，便也不再是“大公无私”了。 </p><p> 老子以“无”为处世的最高境界，便在于将万物一视同仁，无所偏私，这是不 仁，也是大仁。 </p><p> 刍狗是用草扎成的狗，只是一种装饰陪衬物，无所谓的喜恶。是以天地不懂得 何为仁，将万物视成刍狗，完全一视同仁，没有喜爱或憎恨。圣人也是大公无私， 将所有百姓一视同仁，如同刍狗一般，也是没有喜好、没有憎恨的。 </p><p> 橐音陀，禽音悦，橐龠是打铁匠用来焗火用的风箱，风箱的特色在其中间是空 虚的。因为空虚，所以才能蕴藏空气，任其流动而产生风力，当其摇动愈大时，风 力便愈强。天地有如橐龠，廓然空虚，所以才能生化万物，养育万类，因其没有任 何偏见，包容并蓄，使万物万类滋生繁衍，愈来愈多，无穷无尽。 </p><p> 由此而得到的人间启示，也在于为政者宜清静无为，让一切自然发展，养成自 生自得的力量。多所作为，多所设施，反而容易导致失策，所以不如无为不言，谨 守住心中的空虚世界，宽宏容忍来得合乎正道。 </p><p> 以现代的效能主义来看，或许很难同意这样的政治理念，但老子是楚国人，楚 国是幅员广大的分权式部落国家，着重的是任凭各地方自然发展，以保持其本性， 人为的干预，可能带来更大的祸害。 </p><p> 三国时魏人刘邵的《人物志》中，也明白指出：“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 …是以王化之政，宜于统大……。” </p><p> 以无味和五味，指的是水以无味，故甘、酸、苦、辛、咸等五味皆能与其和。 如果为君王的，能体会为政之平淡。清静、无为，便能使百官各施其用。是以统合 一国的君王若宽和，天下之理反而易得也。在中国这种复杂又幅员庞大的国家，君 王的清静无为，拱己身而南向为王，不正也是儒家理想中的尧舜圣君吗？ </p><p> 秦始皇在治理工作上，不能算不认真。面对华夏文明崩溃后的乱局，秦始皇急 着有所为，积极主动想引导新文明的建立。心中有强烈的理念和使命感，正好也是 秦始皇和李斯为主的外籍政团执政时的最大问题。 </p><p> 秦孝公的变法使秦国的发展实力大增，但秦惠王以后的过度膨胀也带来了新的 危机，昭襄王中期后不断采行恐怖的屠杀政策，已充分显示这股新的文明，也发展 到了力不从心的瓶颈了。 </p><p>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这个问题更形严重。战争结束后，本来也有机会让秦始皇 去思考新的策略，规划长治久安的制度，但秦始皇本人和宰相李斯心中的政治理念 太强，反使他们看不到问题所在，甚至曲解了问题的征候，使新成立的帝国，因行 动力的僵化而面临崩溃的危机。秦始皇的勉强力行强制式中央集权，其实只是使问 题更加的恶化而已。 </p> <script><!-- getPageBottom(); --></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