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3月31日，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第九次会议，并就中国革命性质以及白区工运、苏区工作等问题作了发言。
秋，由莫斯科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
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2年1月至3月，在《红旗周报》、《工运指南》上，先后发表《罢工策略》、《国民党封闭永安二厂工会及逮捕工人，我们应否号召工人反对？》、《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和《一九三一年职工运动的总结》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批评白区职工运动中“左”的倾向，阐述应采取的正确方针。 组织领导了以上海沪西17家日本纱厂为主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的罢工斗争，联络各阶层群众组织义勇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3月14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工会工作问题，认为刘少奇在领导职工运动中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刘湘（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工作的指示。会议决定，撤消刘少奇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
5月2日，在《红旗周报》上发表《苏区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一文。针对苏区把一切“沿门卖工”的个人劳动者排除在工会之外的做法，提出凡属以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活主要来源的工人、职员、雇农、苦力，都是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都可加入工会。
冬，离开上海，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3年春，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执行局的任务是领导苏区和白区的工运工作。
4月1日至7日，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国农业工人的任务》的报告。
5月1日，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国店员手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关于革命形势和工会工作任务》的报告。
5月10日，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学校）讲授《中国职工运动史》。5月至7月，共讲12讲。
11月5日，在中央苏区农业工会十二县查田大会上作《农业工会十二县查田大会总结》报告，指出在查田工作中将中农当作富农来侵犯，将富农当作地主阶级来消灭是错误的。
1934年1月，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3月31日，在《斗争》第53期上发表《论国家工厂的管理》一文。文章要求提高工人的劳动热忱，建立完备的工厂制度，科学地组织生产。
4月7日，在《斗争》第54期上发表《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一文。
7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9月，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紧急会议，针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严重局势，作了工作部署。
10月，随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在长征中，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第五军团党中央代表，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筹粮委员会主任等职。
冬，刘少奇夫人何宝珍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刘少奇称赞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1935年1月，出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6月26日，出席在四川懋功县两河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发言支持北上的战略方针，分析了在甘川陕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希望各部队做好动员解释工作。
11月3日，出席在下寺湾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刘少奇分工主管工会工作。会后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任委员长。
12月，出席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等问题作了发言。
1936年1月，离瓦窑堡去华北，3月抵达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
4月10日，在《火线》第55期上发表《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文章指出：当前“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在同期《火线》上发表《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一文，指出追悼郭清举行抬棺游行是一种“左”的偏向，应予纠正。
4月，撰写《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的提纲》，总结大革命失败后白区职工运动的经验，阐述了白区职工运动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原则。
5月24日，以莫文华的化名写信给邹韬奋，希望在组织人民阵线时，“更大胆些，更放手些，把门完全打开”，在抗日救国共同目标下，把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团体联合起来。
6月中旬，根据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新形势，在研究了宋哲元有可能转向抗日后，及时地将一二·九运动初期群众喊出的“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转变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
7月，撰写《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一文，发表于《火线》第58期。
8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信给北方局和河北省委，指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即刘少奇）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秋，在日军进攻华北的前夕，经中共中央批准，组织营救薄一波等61人出狱，有效地保护了这批党的重要干部。
11月至12月，在《火线》第65期、67期上发表《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一文，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策略转变和战略任务的关系，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特别着重阐明了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
1937年2月，写信给张闻天，谈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信中说大革命失败无疑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除客观原因外），但在失败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尤其在工人运动中，“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率领北方局机关，由天津迁往北平。
4月，离北平回延安。
5月2日，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共苏区代表会议，就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作了发言。
5月17日，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白区工作会仪，作《关于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报告全面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评“左”的错误，提出了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策略原则。
6月1日至3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白区工作问题时，着重阐述了对过去白区工作的看法，认为“左”倾关门主义的传统是顽固的，是基本问题上的错误。
7月下旬，由延安到达山西太原，重新组建北方局机关，任北方局书记。
8月3日，向华北各地党的组织发出指示，要求在平津附近和日军后方普遍发动游击战争，在我军后方，加紧统一战线活动，在战区准备建立战地委员会等抗日政权。
10月16日，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文，强调要使华北游击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必须建立能够正确执行各种政策的游击队，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里建立有能力领导游击战争的抗日政权。
11月上旬，太原失守前夕，率领北方局机关移驻临汾刘村。
11月15日，为中共中央北方局起草《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提出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的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
12月9日至14日，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阐述了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12月中旬，离延安到临汾。
12月31日，主持召开山西省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
1938年3月，奉调回延安，继续领导华北地区党的工作。
4月21日，毛泽东、洛甫、刘少奇联名发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和发展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指示。
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作《华北三年来工作的基本总结报告》和《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
12月20日，在河南渑池八路军兵站，召开豫西特委和中心县委负责同志会议，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1939年1月，到达中共中央中原局驻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
3月，由竹沟镇返回延安。
5月，在延安工人学校作《中国工运简史》的讲演，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
7月8日、12日，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篇“提倡正气，反对邪气”的好文章。《解放》杂志第81至83期发表了报告的前两部分。
9月，离延安回竹沟镇。
12月，率领中原局机关到达皖东津浦路西藕塘地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1940年3月，领导皖东新四军在反磨擦斗争中创建津浦路西、路东敌后根据地。
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大会上作题为《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进一步阐述加强共产党员意识修养的重要性。
12月，在《江淮》创刊号上发表《论抗日民主政权》一文，论述了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