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娄迦谶简称支谶，是后汉桓帝末年(西元１６７年顷)从月支来到洛阳的译师。他通晓汉语，除了独自翻译而外，有时还和早来的竺朔佛(一称竺佛朔)合作。他译经的年代是在灵帝光和、中平年间(１７８—１８９)，比安世高稍迟，译籍基本上属于大乘，内容广泛；可见他的学问广博，思想细致，但他后来不知所终。
支谶所译佛经究竟有几种，因当时无记载，很难确定，晋代道安著述经录时，见到的写本，年代可考的只三种：１．《般若道行经》十卷(光和二年，即１７９年译)。２．《般若三昧经》二卷(现存本三卷，译年同上)。３．《首楞严经》二卷(中平二年，即１８５年译)。其中《首楞严经》一种，现已缺佚。另外，从译文体裁上比较，道安认为像支谶所译的还有九种：１．《阿阇世王经》二卷，２．《宝积经》(一名《摩尼宝经》)一卷，３．《问署经》一卷，４．《兜沙经》一卷，５．《阿(音同触ㄔㄨˋ)佛国经》一卷，６．《内藏百宝经》二卷，７．《方等部古品曰遗日说般若经》一卷，８．《胡般泥洹经》一卷，９．《孛本经》二卷。其中后三种现已缺佚。又支敏度《合首楞严记》里提到而为道安所未见的还有一种：《闪真陀罗所问宝如来三昧经》一卷。
总计支谶译籍现存九种，缺本四种。僧祐《出三藏记集》依据《别录》加了《光明三昧经》一卷，这是支曜译本的误记。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又依各杂录加了《大集经》等八种，也都出于附会，不可信。
支谶译籍里比较重要的《般若道行经》和《般舟三昧经》，原本都由竺朔佛传来，支谶为之口译。以支谶学识之博，这两种佛经也应该是他所熟悉的，因此译功专归于他，并无不可；但从费长房以来，经录家都说竺朔佛也曾翻译这两种佛经，就未免重覆了。那时候的翻译，因有安世高为先导，遣词造句都已取得一些经验，译文比较流畅，读来有‘审得本旨’之感。不过翻译的总方针依然是随顺佛说，了不加饰，要求尽量保存原本面目；就是在译文结构上做了一些‘因本顺旨、转音如己’的工夫也是极有限的。所以后人辨别他的译文仍用‘辞质多胡音(即多用音译)’为标准。
支谶译籍的种类恰恰和当时安世高所译的相反，几乎全属大乘，可说是大乘典籍在汉土翻译的开端。支谶的译籍反映了龙树以前印度大乘经典流行实况。例如，他译的《宝积经》、《阿(音同触ㄔㄨˋ)佛国经》、《般舟三昧经》都是构成大部《宝积》的基层部分。《道行经》是大部《般若》的骨干。《兜沙经》又属于大部《华严》的序品。可见印度的大乘经典开始就是向境、行、果各方面平均发展的。还有支谶译出的《阿阇世王经》(异译本题名《文殊普超三昧经》，道安经录说它出于《长阿含》不确)、《问署经》(也作《文殊问菩萨署经》)、《内谶百宝经》、《首楞严三昧经》，都以文殊为中心，发挥‘文殊般若’的法界平等思想。这些方面暗示出文殊对于大乘传播的重要关系，也属宝贵资料。
对于以后义学发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道行经》。这因为大乘学说本来以般若的缘起性空思想为基础，由于这部经的译出便有了趋入大乘的途径。又因当时思想界有道家的‘无名为天地始’等一类说法，恰好作了接受般若理论的准备，也就是通过这类思想使般若理论更快地传播开来(如在支谶的译文里译‘波罗蜜行’为‘道行’，译‘如性’为‘本无’等，都是借用道家思想来传播般若的)。从此《道行》成为研究佛家学说特别是般若理论的入门之籍。只因它译文过于简略，好多义理难得彻底了解，引起了朱世行的西行求法，与《道行》同源异流的《大品般若》(魏晋的义学家都将《大品般若》看作《道行》的母本)也陆续有各种异本的译传。这就丰富了般若学说的内容，但《道行》始终受到重视。
在支谶从事译经的年代中，有一批月支的侨民数百人入了中国籍(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支谶传》)。月支人信仰佛教较早，他们依照原来的习俗，立寺、斋僧，举行各种宗教活动。其中有支亮(号纪明)从支谶受业，发扬了支谶的学说。佛学的初传虽然依附了道家，使它外观混同于方术，可是在已入汉籍的月支民族中仍旧保持其传统和特点。这对后来佛学传布而逐渐接近真相，起了相当作用。(吕 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