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中医养生学》第二章第四节　宋元时期</h1><hr /> <p>两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在思想上倡导融道、儒、佛三教于一炉的所谓“理学”，又出现“新学”哲学流派，他们既有争论，又互有渗透，互有吸收和发扬，这对医疗保健有一定影响。在医药卫生保健方面，改进医事管理，发展医药教育，促进医药保健的发展。此外，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医疗保健取得成就提供了有利条件。活字印刷术的使用和发展，对医学的著述和传播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古代的养生学说，得到了较好的结承，并且有了进一步发展。金元时期，许多著名的养生家和医家，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见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养生方法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充实和完善了中医养生学的内容。</p> <h3>一、养生保健方法的日臻完备</h3> <p>宋元时期，养生理论和养生方法也日益丰富发展。</p> <p>北宋末年，官方出版的《圣济总录》，共二百卷，二百多万字，包括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及养生、杂治等分66门，内容十分丰富。该书前数卷大量论述了当时流行的“运气”学说，而且对养生保健的一些方法做了相当详尽的介绍。可见，当时十分肯定这些方法的效果，并倡导这些保健方法的适用。宋代宫廷编著的方剂专书《太平圣惠方》，不仅是一部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医书，而且载有许多摄生保健的内容，尤其注意药物与食物相结合的方法，如记述了各种药粥、药酒等。这些方法符合医疗保健的需要，对后世有一定影响。</p> <p>宋元时期，全面整理了前代本草文献，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同时期世界药物学领域占领先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元医家和养生家根据阴阳五行等理论对于药物的性味功用等多有发明，使其既适用于疾病辨治，又有利于防病保健。例如寇宗（大+皕=爽字形）编撰的《本草衍义》中，根据体质和疾病，选择相应性味的药物。指出只有明了药性，有的放矢，方可收到治病保健的目的。此外，张元素的《珍珠囊》，李杲的《用药法象》、朱震亨的《本草衍义补遗》等，对此多有发挥，更切适用。</p> <p>针灸学在宋元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闻名国内外的“针灸铜人”以及新的针灸专著，如《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针灸资生经》、《十四经发挥》等，同时，又出现了子午流注针法，主张依据不同时间，选择不同穴位，达到治疗保健的目的。</p> <p>宋代整理的《正统道藏》及其辑要本《云笈七签》，虽属道家书籍，但书中记述很多导引、气功、按摩等有关方法，对于防病保健具有重大的价值。</p> <h3>二、老年医学的充实和发展</h3> <p>在唐代孙思邈重视老年保健的基础上，宋元医家、养生家寻求新的老年保健方法，全面认识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丰富老年人的治疗保健原则和方法，促进了老年医学的发展。宋代陈直撰《养老奉亲书》，元代邹铉在此书的基础上继增三卷，更名为《寿亲养老新书》，内容颇为详尽，是老年医学专书。金元时期学术争鸣，对老年保健的理论和方法的认识更趋完善。</p> <p>（一）强调精神摄养</p> <p>根据老年人的精神情志特点，陈直指出：“凡丧藏凶祸不可令吊，疾病危困不可令惊，悲哀忧愁不可令人预报……暗昧之室不可令孤。凶祸远报不可令知，轻薄婢使不可令亲”。说明保持老年人情绪稳定，维持心理健康是非常必要的。邹铉还指出了心病心医的情志保健的原则。《寿亲养老新书》中载有一首诗：“自身有病自身知，身病还将心自医，心境静时身亦静，心生还是病生时”。说明了只有进行自身心理保健，才可杜绝情志疾病。</p> <p>（二）主张饮食调养</p> <p>对于老年人，合理调节饮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高年之人，真气耗竭，五脏衰弱，全仰饮食，以资气血；若生冷不节，饥饱失宜，调停无度，动则疾患”。因此，提出“老人之食，大抵宜温热、熟软、忌其粗硬生冷”，及“善治病者，不如善慎疾；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寿亲养老新书》）的主张；这是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的。朱丹溪对于老年人的饮食提出“尤当谨节”、“茹淡”，强调节制饮食，又要避免摄入燥热厚腻之物，以保养精气。忽思慧的《饮膳正要》、贾铭著《饮食须知》等，又都丰富了饮食调养的内容。</p> <p>（三）提倡顺时奉养</p> <p>《内经》提出四时养生法则，到宋元时期不仅尊崇其说，而且增广其法，从而丰富了顺时养老的内容。对于老年人，顺应四时的阴阳消长来保养身体，更为重要。故陈直指出，老年人要“依四时摄养之方，顺五行休王之气，恭怡奉亲，慎无懈怠”（《寿亲养老新书》）。朱丹溪亦指出：“善摄养者……各自珍摄，以保天和”（《格致余论》）。故养老大法，必然要依据天和的性质，顺四时变化而摄养，才能老当益壮。此外，邱处机著《摄生消息论》亦从不同角度对四时的精神调养，起居调摄、饮食保健等，都有所阐发和发挥。</p> <p>（四）重视起居护养</p> <p>老年之人，体力衰弱，动作多有不便，故对其起居作息，行动坐卧，都须合理安排，“竭力将护，以免非横之虞”（《寿亲养老新书》）。护养方法是：“凡行住坐卧，宴处起居，皆须巧立制度”。例如，老年之居室宜洁雅，夏则虚敝，冬则温密。床榻不宜太高，应坐可垂足履地，起卧方便。被褥务在松软，枕头宜低长，可用药枕保健。衣服不可宽长，宜全体贴身，以利气血流畅。药物调治，汗、吐、下等攻伐之剂，切宜详审，防止不良后果。总之，处处为老人提供便利条件，细心护养。</p> <p>（五）注意药物扶持</p> <p>老年人气色已衰，精神减耗，所以不能象对待年青人那样，施用峻猛方药，欲速则不达，反而危及生命。《寿亲养老新书》提出：老年人医药调治应采取“扶持”之法，即用温平、顺气、补虚和中、促进食欲之方来调治，切不可竣补猛泻，这些原则是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特点的。</p> <h3>三、食养方法的丰富</h3> <p>历代医家和养生家都非常重视饮食保健，因为这是防病治病、健体延年的基础。在宋元时期，由于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食养食疗不仅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取得显著的成就。</p> <p>（一）四时五味养脏法</p> <p>在宋元时期，对食养理论的认识更加深化。蒲虔贾根据五味入五脏，五脏分别旺于四时以及五行生克理论，提出了四时的饮食五味要求：“四时无多食所旺并所制之味，皆能伤所旺之胜也。宜食相生之味助其旺气”。认为“旺盛不伤，旺气增益，饮食合度、寒温得益，则诸疾不生，遐龄自永矣”（《保生要录·饮食门》），这在食膳发展史上有着一定的意义。陈直对先秦时期“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的原则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在具体运用上明确提出</p> <p>了：“当春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酸增甘，以养脾气”；“当夏之时，宜减苦增辛以养肺气”；“当秋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辛增酸，以养肝气”；“当冬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咸而增苦，以养心气”（《寿亲养老新书·卷一》）的观点，这种饮食原则的好处在于既不使当旺之脏气过于亢盛，又不使所克之辨气有所伤代。刘完素提出以臊焦香腥腐五气助所克之气。他说；“是以圣人春木旺以膏香助脾；夏火旺以膏腥助肺；金用事，膳膏臊以助肝；水用事，膳膏膻以助心；所谓因其不胜而助之也”（《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摄生论》）。这可与陈直以五味平调五脏之气的见解互为发明、相得益彰。</p> <p>（二）食养食疗的新进展</p> <p>随着对营养保健理论认识的深化，食养和食疗方法更加丰富多彩。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撰《饮膳正要》一书，是一部古代营养学专著。它从健康人的实际饮食需要出发，以正常人膳食标准立论，制定了一套饮食卫生法则。书中还具体阐发了饮食卫生，营养疗法，乃至食物中毒的防治等。附录版画二十余幅，文图并茂，为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饮食卫生和食疗专书，也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古代食谱。另外，李东垣、朱丹溪等对饮食保健的有关原则和诸般宜忌也有很多精辟论述，也是他们身体力行的经验总结，更加丰富了食养的内容。</p> <h3>四、“金元四民”对养生学的主要贡献</h3> <p>（一）刘完素主张养生重在养气</p> <p>刘完素在王充提出人之寿夭在于“先天禀赋”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主性命者在乎人”，“修短寿夭，皆人自为”的思想。这种“人主性命“说，说明只要发挥摄养的主观能动性，就能达到延年益寿的境界。他重视气、神、精、形的调养，但尤其强调气的保养。对于养气方法，他认为当从调气、守气、交气三方面着手。他以：“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导引按跷，所以调气也；平气定息，握固凝神，神宫内视，五脏昭彻，所以守其气也；法则天地，顺理阴阳，交媾坎离，济用水火，所以交其气也”（《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原道论》）。这种调养之法可起到舒畅阴阳，灌溉五脏，调畅气血的作用。</p> <p>（二）张子和提倡祛邪扶正</p> <p>张氏主张用攻法防病治病，认为祛邪即所以扶正，邪去则正气自安，反对唯人参、黄芪“为补”的狭隘观点，他还提出“养生当用食补，治病当用药攻”（《儒门事亲》）的主张。他的养生保健的思想核心是“君子贵流不贵滞”的观点，并指出调饮食、施药物、戒房劳、练气功等方法。在防病保健中，还特别重视人与社会环境的整体观和机体与情志的整体观，从而丰富了中医学中有关心身医学、医学社会学的内容。</p> <p>（三）李东垣注重调理脾胃</p> <p>李氏认为促成人之早夭的根本原因在于元气耗损，他说；“人寿应百岁，……其元气消耗不得终其天年”（《兰室秘藏·脾胃虚损论》，而“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这说明调养脾胃之气，维护后天之本，是防病抗衰，延年益寿的一条重要原则。调养脾胃的方法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调节饮食护养脾胃。他认为“饮食不节”是酿成内伤的一个重要原因，“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即伤，而元气亦不能充，则诸病之所由生也”。故合理饮食是防病保健的一个重要环节；二是调摄情志保护脾胃。李氏指出：“凡愤怒、悲思、恐惧，皆伤元气”。说明精神情志密切关系着生理变化，尤其易伤脾胃功能，因此，须从积极方面调摄，静心寡欲、不妄作劳，以养元气；三是防病治病顾护脾胃。东垣防治疾病之立法遣药，处处考虑到脾胃之升降生化机能，用升发阳气之法，注重调补脾胃。东坦以顾护脾胃而益寿延年的精辟理论为养生别树一帜，另辟一途，为后世实践所肯定。</p> <p>（四）朱丹溪强调阴气保养</p> <p>丹溪力倡“相火论”基础上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并一再强调阴气“难成易亏”，因而在治疗与养生上，都主张以滋阴为主。围绕保阴精，强调顺四时以调养神气，饮食清淡冲和以免升火助湿，节欲保精以息相火妄动，并为此而著《色欲箴》以戒众人。在老年病方面，认为老年阴气暗耗，相火易亢炎为害，故养老大法，总要在于承制相火的亢极。此外，朱氏对防病于未然的养生理论和方法也有所论述。</p> <p>综上所述，金元四家的学术观点虽异，然崇尚养生则一。尽管他们所研究的专题各有侧重。所得成果也不尽相同，但等到合流之后，终于汇集成比较完整的养生理论和方法的体系。</p> <p>此外，宋元时期还有不少养生专著，如周守忠的《养生类纂》及《养生月览》、钱称《摄生月令》、刘词《混俗颐生录》、愚谷老人《延寿第一伸言》、姜悦《养生月录》、韦行规《保生月录》、李鹏飞《三元参赞延寿书》、王珪《泰定养生主论》、瞿祐《居家宜忌》和《四时宜忌》等，均为养生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p> <p>总之，在这一个时期，涌现出了不少养生学家及养生专著，尤其是金元的学术争鸣，更促进了养生学的发展。宋元时期不仅充实和发展了前人的养生理论、原则和方法，而且对老年病学的防治和摄生保健有了突出的发展，形年了比较完备的体系。中医养生学发展至此，其理论渐趋完备，其方法更加丰富。</p> <script><!-- getPageBottom(); --></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