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驻日先遣队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只等六十七师启程来日本。随后朱世明电告南京政府，请调“中国驻日占领军”正式出发进驻日本。
但是自电报发出之后，国民政府拨给驻日占领军的后勤物资迟迟不能到位，这令朱世明焦急万分，经确证才知道这些物资早已分发至反共战场上。几天后，朱世明突然接到国民政府来电，要先遣人员立即全部返回，投入到反共的战场当中。
据当时的重庆《东南日报》记者赵浩生回忆，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其驻日军事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在战败后的日本享有各种特权。可惜的是，作为战胜国最重要体现的中国军队没有进入日本，而英国所派军队也不过3 000人，这就使得盟国对日本的管制缺乏威慑力和强制力，而且使得后来中国要求日本反思战争罪行的愿望没有实现，东亚局势更加摇摆不定。
就在中国陷入全面内战的同时，朝鲜半岛也处于南北政治对立之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朝鲜半岛终于从殖民地中解脱出来了。这一天被朝鲜人民认为是从1910年开始持续了35年的日本的黑暗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重获光明之日”，因此称为“光复”或“解放”。
迎来解放后，朝鲜人民期望社会安定，重新建立国家。刚一解放，全国各地就成立了名为“朝鲜建国准备委员会”的组织。参与这个组织的人们担负治安和行政等工作，目的是使社会安定。各地区的朝鲜建国准备委员会支部后来改名为“人民委员会”。
但是，对于应该将新诞生的朝鲜建立成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朝鲜人因受美苏两国的不同影响而分歧很大。占领朝鲜南部的美军不承认人民委员会等朝鲜人自己成立的自治行政组织，希望朝鲜重新建立一个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新政权。相反，苏联认可人民委员会，同时支持成立共产党政权。于是朝鲜出现了持续的政治对立局面，期间还发生因南北之争而导致的济洲岛起义。
结果，在获得解放整三年后的1948年8月15日，在南朝鲜成立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大韩民国，北朝鲜于9月成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半岛最终没能建立统一政府，形成了南北分裂的局面，这为日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 “冷战”
二战一结束，为争夺世界霸权，特别是各国在东亚的利益，美英和苏联长期潜伏的矛盾与斗争开始日益激化。
1946年3月5日，正在美国作私人访问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来到杜鲁门家乡密苏里州富尔顿镇名不见经传的威斯敏斯特学院，作了一次题为“和平的中流砥柱”的演讲，这就是战后历史上著名的“富尔顿演说”。富尔顿演说揭开了“冷战”的序幕，标志着战时的盟友已成为彼此激烈竞争和对抗的对手。所谓“冷战”，是指虽然没有实际的战争，却呈现出严重对立的紧张状态。
演说中，英国首相丘吉尔针对战后美苏之间出现的紧张局势，发表了他的看法。他恭维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拥有最大的力量”，“对未来负有令人敬畏的责任”，建议“英语世界”和“英语民族的联合”，建立“以英联邦与帝国为一方和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另一方的特殊关系”。他随即又把话锋一转，声称：“不久刚被盟国的胜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经笼罩上了阴影”，“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亚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丘吉尔的演讲实际上是呼吁美英建立反共军事同盟，以对付以苏联为首的“铁幕”后的国家。丘吉尔的直言不讳说出了杜鲁门一直憋在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和不便说的话。
到了1947年，苏美之间的摩擦更为频繁，斗争更为激烈。美苏对立已发展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局面。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对国会提出的咨文中论述了美国的对外方针，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创造各种条件，以使我们和其他国家能够促成一种不受强制行径支配的生活方式……”他攻击苏联和东欧国家是“极权政体”，要求世界人民在所谓“自由”和“极权”两种生活方式中进行选择。这就是战后历史上著名的“杜鲁门主义”。“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标志着美国政府把“遏制”苏联的“冷战”正式作为国策，吹响了东西方冷战的号角。
随着“冷战”局势的形成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关系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但是扩展到世界规模的冷战给东亚各国及国际关系都带来了重大影响，东亚仍持续地动荡不安。由于中国国民党政府日益衰败，美国要在亚洲保持军事力量，只有把日本抓在手中。于是战败国日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两大集团斗争的前沿地区。为了使日本能对共产主义“发挥防浪堤的作用”，在1947年底，美国开始重新估价日本的地位和作用，修订对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