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国民党政府与关东军签订了《塘沽协定》，关东军的势力扩展到长城以南。土肥原贤二也把其魔爪深深地伸向华北地区。日本特务机关为统一领导，将日本在华北的特务组织也划归土肥原贤二领导，从而大大扩大了土肥原贤二的活动区域。他肆无忌惮地放开了手脚，决定在华北大干一场。
1935年1月，关东军迫不及待地在大连召集会议，有坂垣副参谋长、土肥原贤二特务机关长等重要人物参加，协商进占华北问题，并出动关东军部队讨伐宋哲元军队，迫使宋军撒出热河。1935年2月，土肥原贤二策动华北自治。
1935年5月，4名日本军人在察哈尔省由多伦经张北县沿途偷绘地图，到达张北时因无证件而被中国军队扣留。土肥原立即以此为由向冀察当局施加压力，逼迫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与之签订《秦土协定》。该协定主要内容包括：1.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2.停止国民党在察哈尔的一切活动；3.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29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4.取缔察哈尔省的排日机关及排日活动；5.撤换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
1935年10月，土肥原特务机关进入北京后，继续策划以分裂中国为目标的“华北自治运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证，土肥原曾亲自与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进行密商，并要求殷“起事”。在土肥原的煽动下，殷汝耕于11月25日在通县宣告脱离国民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发表了亲日宣言。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土肥原又鼓动主持华北军政的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成立“华北五省联盟自治政府”。宋哲元得到国民政府同意后，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土肥原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并安插了一些亲日分子充当委员。土肥原贤二的一系列“出色”表现，也使他的肩牌换成了中将军衔。
1936年3月，土肥原贤二调回日本，担任了师团长。他已经不满足干幕后策划的事情了，日本侵华全面战争即将开始，他想统兵直接加入战争。日本人要成立的伪组织都成立起来了，骚乱、暴动等等手段也被武装进攻代替了，土肥原终于脱去了白手套，拿起了指挥刀。
1937年7月的一天，在一个军用操场上，日军第14师团的官兵排列得整整齐齐。骄阳似火，烤得地面发烫，但是这支全副武装的部队仍然笔直站立着。“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已全面展开，这支日军部队就要开赴中国战场。此刻，他们要接受师团指挥官的检阅。
随着汽车马达声，一辆汽车驶来。停下后，从车上走下了一个大脑袋军官。他紫红的脸上不禁露出满意的笑容，他就是师团长土肥原贤二。站在大操场上，他朝自己的部下大声训话，要他的士兵到中国去建立“功勋”。而所谓的“功勋”，就是残杀中国人!
土肥原贤二的部队从日本大阪港登船，在中国塘沽港登陆，尔后即投入战场。他们先后攻占了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新乡，直抵黄河渡口。因其进军迅速，被日本媒体称为“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1938年5月，土肥原率部渡黄河，进入陇海铁路向郑州方面进攻。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沿平汉铁路进攻武汉，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堤岸，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行进。土肥原部被洪水围困月余。黄河决堤造成中国人民数十万人死亡和1 200余万人流离失所。日军的侵略是该事件的根本起因。
土肥原的凶狠行径令人发指。中国的老百姓纷纷称他为“土匪原”，人们对他简直是“谈虎色变”，甚至连几岁的小孩子，只要一听大人喊“再哭，‘土匪原’来了”，便不敢再作声，缩进父母的怀里，惊恐万状。
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土肥原走到哪里，灾难就降临到哪里。就这样，在尸骨和血泊中，他从“九一八事变”起不过十年间，由大佐升到大将。
◆ 扶植“汪伪政权”
1938年6月，没等土肥原贤二过足杀人瘾，日本政府又将他召回国委以新任。日本为在占领区组织统一的伪政权，成立了对华特别委员会，特调土肥原中将负责，称“土肥原机关”，后改称“重光堂”。
土肥原贤二便再次回到中国。他原想在上海开展活动，没想到，国民党军队作战无力，连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都丢失了。土肥原贤二便决定把伪政权的所在地设在南京。
但让谁来充当伪政权的“领袖”，却颇费周折。土肥原贤二先后对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做工作，但并未取得成效。1938年底，汪精卫叛国出走，日本便将汪作为统一中国伪政权的对象。他们虎视眈眈、伺机而动。
汪精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革命投机主义者，年轻时曾经积极追随孙中山，崇尚革命，在孙中山临终前他甚至比蒋介石还受器重，得到国民党内外的一致推崇。
然而，当日本军国主义猖狂进攻中国时，汪精卫却堕落成一个大汉奸。他一再鼓吹投降理论，说什么：“不要拿起武器，日本三天就能打败中国。”
汪精卫的投降行径不仅激怒了普通百姓，也激怒了国民党内部成员。在国民党六届中央全会上，装扮成记者的国民党军官孙奋民开枪打伤汪精卫。后来，汪精卫经救护又苟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