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条：“但个子长得太快，孩子的双亲来不及缝补。”
季南：“1942年的‘巴塔丹死亡行军’，强迫战俘在酷热的气候中长途跋涉，大批被弄得筋疲力尽的俘虏在‘行军’中遭到毒打、刺杀和枪杀。对此你负有什么责任?”
东条：“按照日本的习惯，执行特定任务的司令官不受东京具体命令的约束，享有相当 大的自主性。”
季南：“据我们所知，经日本最高当局批准，强迫战俘在恶劣的条件下用双手修建泰缅铁路，路基两旁遗下成千上万战俘的白骨，是这样的吗?”
东条：“我们没料到会做出这样的事来。按日本人的性格，我们相信无论天上还是地下都不能容忍犯下这种罪行。”
东条英机在法庭上坚持军国主义极端立场的顽固形象，激怒了众法官。受刺激最深的，恐怕要算傲慢的美国人。同时被所有的法官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在甲级战犯中几乎只有东条英机一个。
接着，季南开始太平洋战争阶段的盘问。检察官塔培纳指控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9名被告对德、意、日三国结盟和发动太平洋战争负有责任。东条英机试图推卸自己在战争中的责任，但季南就是抓住不放，而且他的提问也越来越尖锐，终于把盘问的重点引向日本和美国在开战前的谈判上。
日本在对美国开战前的两个月里，频频召开高层会议，阴谋策划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和美国人周旋，他们制定了两套最后的谈判方案：甲案和乙案。
季南就甲案和乙案盘问东条英机。
季南：“东条先生，第二天（1941年11月5日）东乡外相没有向野村大使发下面的电报吗？（电报说）‘上述方案不可能达成妥协时，作为最后的对策，准备出示乙案，因此希望火速通报美国方面对甲案的态度。提出乙案时须预先请示。’这个电报是东乡外务大臣根据你的训令发出的吗？”
东条英机：“不是我的命令，传达的是政府的意思。”
在法庭上，东条英机极力想摆脱他下令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责任，所以他才诡辩说这是政府的意思。而季南之所以抓住东乡茂德11月5日发出的电报不放，就是因为，正是在那一天，东条英机已经明确无误地确定了内阁总方针：如果这最后两个方案都谈不拢，日本就要和美国开战。
季南通过盘问，达到了他的目的，那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在东条英机主持下，已经决意要阴谋发动太平洋战争了，而甲案和乙案的谈判，完全是个幌子。东条英机正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
于是，在法庭上，检察方面和辩护方面围绕着一个焦点展开激烈争论。
检察官席根斯指控日本违反国际法，不宣而战，实施了对珍珠港美国海军的偷袭。
席根斯辛辣地说，日本非常狡猾，一面和美国进行谈判，一面进行战争准备，已经决心开战，却又装模作样地维持太平洋的和平。席根斯还引用了日本内阁的大量文件证明，日本是蓄意进行对美国的偷袭。
这时候，日本辩护团突然组织了一次凌厉的反击，使出杀手锏，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官们大吃一惊：为日本人作证的，竟是美国陆军部作战局军事谍报部远东科科长，布拉顿上校。
1941年，日本与美国开战时布拉顿上校正在华盛顿，他的任务是负责截收、解读、破译日本外交电报。
布拉顿上校作证说，1941年12月6日，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一天，日本在向其驻美国大使馆拍发那份宣战电报的时候，美国陆军部作战局军事谍报部远东科把电报从头至尾都截获了。那个电报很长，一共有14个部分，特别是最重要的第14部分，也就是向美国政府宣布终止谈判的最后通牒，远东科截获的时间，要比日本大使递交给美国国务卿赫尔的时间明显早得多。
布拉顿上校作证起初使检察官们变得鸦雀无声，没有人进行反驳。
但是，检察官们很快就找到了反击的目标：无论如何，日本驻美国大使馆递交那份电报的时间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1个小时20分钟以后。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没人可以否认。
而且，在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4个小时以后，日本大本营才通过电台宣布：“帝国陆海军于今天凌晨于西太平洋与英美军进入战争状态”。华盛顿时间晚上9点40分，日本电台播发了日本天皇裕仁的宣战诏书。
采取偷袭的手段进行战争，则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侵略扩张的时候素来喜欢使用的手法，在“甲午海战”、“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中莫不是如此，这早就被历史所证明。
◆ 东条英机袒护天皇裕仁
季南在法庭上继续盘问东条英机。他突然就日本舰队准备攻击珍珠港，天皇是否知道对东条英机进行质问。这时候，法庭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日本天皇是否应当承担战争责任的问题突然间公开在众目睽睽的法庭上。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理中，人们一直感到疑惑的是，难道一个东条英机就能发动对盟国的庞大战争吗？他背后的支持者又是谁？
1948年1月7日上午，卫勃开始代表法官亲自讯问作为证人的东条英机。卫勃突然问道：“是谁最后就开战问题向天皇进言的？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向天皇建议对英美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