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同盟国组建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一开始就是个错综复杂、险象环生的角斗场。虽然不见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但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一样夹带着毫不留情的攻击与抵抗。一旦中国检察方面对日本战犯的指控被推翻，或者为法庭裁决提供的证据不成立，那么，公理与正义就有可能沉冤。事关国家荣辱、民族尊严，他们没有退路，必须斗智斗勇。人们紧张地注视着，在法庭控辩双方激烈的对抗中，谁将占得上风？
◆ 唇枪舌剑第一回合
1947年9月10日，法庭进入被告个人辩护阶段，这也是检方反驳、反证的关键时刻。双方都打起了十二分精神，丝毫不敢大意。对于控诉方和辩护方来说，这也是最后的机会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理逐渐走向高潮，日本国内上上下下对审判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人们早早地就去排队，希望能在第二天开庭的时候争取到一张旁听票。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中国检察团准备了相当庞大的证据，用来对日本在中国的犯罪行为进行严厉的追究。”
1947年9月16日，审判进入被控犯有破坏和平罪、曾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的土肥原贤二的个人辩护阶段。
倪征燠登场对土肥原进行盘问和反驳。在法庭上，土肥原显得十分紧张，脸上挤出的两个深深的凹坑神经质地蠕动着，瞪大眼睛盯着法庭审理的进行。
土肥原的第一个证人，是土肥原主持沈阳奉天特务机关时的部下、新闻课长爱泽诚。爱泽诚作证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当时他们主要是收集新闻情报，并无其他秘密活动。
倪征燠讯问爱泽诚：“你是否知道你的上司土肥原1935年想在平津组织‘华北五省自治’的事情？”
爱泽诚摇头说：“不知道。”
倪征燠问：“既然你是关东军特务机关的新闻课课长，当时外国报纸对此有大量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
倪征燠拿出一份由爱泽诚签字并上报日本政府的外国报纸出示给法庭。爱泽诚无话可说。
倪征燠没给对方喘息的机会，立刻就向法庭提出了一件物证：《奉天特务机关报》。
1935年，在日本关东军出版的《奉天特务机关报》上有这样一段话：“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坂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倪征燠引用这份文件，巧妙地把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联系在一起。
这时，土肥原贤二的辩护律师华伦立刻发言表示反对。
倪征燠予以解释道：“之所以要提出这份证据，是因为证人爱泽诚一开始说土肥原贤二为人忠厚坦白，这是证据法里的‘品格证据’的一种，我现在针对证人的陈述，提出被告人为人如猛虎，完全符合证据法则规定的‘反驳时所提出的证据必须具有针对性’的要求。”
华伦说不出什么，只好悻悻地回到律师席。倪征燠所提出的这份物证被法庭采纳。
土肥原的辩护律师们推出的另一个证人，是日本原驻天津的总领事桑岛主计。1931年秋天，当土肥原到天津活动，打算挟持溥仪前往长春时，桑岛主计曾多次对土肥原进行劝阻，并用电报告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务省担心在外交上陷入被动，曾经指示桑岛劝阻土肥原。
但桑岛主计出庭作证却说，当时他的所有报告都是听信了社会上的流言写出来的，不可靠。倪征燠立刻向法庭出示了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查到的一份桑岛主计发给日本外务省的电报。
倪征燠质问道：“在打给外务省的电报中，你不是汇报说，你和土肥原有过多次谈话，他仍然不听劝告，一意孤行。这也是外边的流言吗？！”桑岛主计看着那封电报，目瞪口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土肥原的辩护律师又提出了许多证人和证据，法庭在你来我往的辩论中接近尾声。人们希望土肥原能自己站出来为自己辩护，倪征燠更希望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抓住他的马脚。
但是，土肥原贤二自从在东京审判开始时当庭说了两个字“无罪”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也不为自己作任何陈述。依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英美法的诉讼规则，被告有权力保持沉默，法庭不能强迫被告发言。
这一招果然老辣高明，充分显示了土肥原贤二的心计和他多年从事间谍活动的过人之处。他不为自己辩护，检察方面就没有理由在法庭上对他直接盘问，也就没有机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证据并进行反驳。
土肥原贤二的这种做法让中国检察方面始料不及，但又无可奈何。他们为了对付狡猾的土肥原贤二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搜集了一大批证据，几乎是成竹在胸，只等着在法庭上向土肥原贤二发起强大的攻势，但土肥原贤二的沉默使他们无计可施。
◆ 舌战第二回合
1947年9月的东京，秋高气爽，但中国检察成员却无心去感受秋意，他们必须集中精力，因为下一个将要面对的是扬言要和中国检察方面大战三百回合的日本陆军上将坂垣征四郎。他不仅是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的元凶，而且还扶植了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策划了内蒙独立和华北自治。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指控坂垣征四郎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公诉人季南检察长还对坂垣征四郎出任日军驻朝鲜司令官后，强征、拐骗大批朝鲜妇女送往日军所在的各战场及占领地充当“慰安妇”的罪行进行了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