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一开始就充满起伏跌宕的戏剧性，火药味十足。英美法系宽松的审判方式渐渐让日本战犯和他们的辩护团有了信心和斗志，法庭上的证据成了左右这场较量的重要砝码。究竟谁输谁赢，还要看谁在法庭上能提出更有分量的证据。因为，有没有证据，证据是否有力，会不会被对方驳倒，是能否判定战犯罪名的惟一标准。
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以来，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人员就一直为错综复杂的法庭斗争感到担忧。
在美国人占主导的法庭上，他们更重视对美国发动袭击的那些日本战犯，对他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对他们的证据搜集得也更多、更严密、更具有杀伤力。但对于像土肥原贤二与坂垣征四郎这样的侵华老手、阴谋家，重视程度就大大降低了。
审判中，美国政府极力操纵法庭，提出了种种有碍审判工作正常进行的规定，寻机为一些没有直接危害美国利益的战犯开脱罪责。有些极其重要的战争罪行和战争罪人轻易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特别是日军的“七三一”细菌部队和毒气施放部队的罪行就被人为地掩盖了。有大量证据表明，掩盖者正是美国，美国军方以不指控“七三一”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为条件，要他交出试验结果。
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国民党政府没有充分的准备，国内绝大多数人的看法还是维持着千百年来形成的“胜者王侯败者寇”的老理，以为只要法官、检察官的金口一开，大笔一落，就能严惩战犯，所以没有准备足够的人证、物证材料。审判一开始，中方代表就陷于有冤难伸、有苦难言的被动局面。在战争中，中国受日本侵略危害最重，大半河山被日军践踏，千百万同胞惨遭杀害，亿万财富被劫掠焚毁。而今，在国际法庭的审判席上，中国却拿不出证据审判那些曾横行中国的战犯。代表们痛心疾首，又气又急，深感若不能严惩战犯，真是无颜再见江东父老。
于是，向哲浚的秘书裘劭恒频繁地回国，前往过去的敌占区，到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裘劭恒最终找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约翰·梅奇牧师等关键人物。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利害冲突，以及有些人出于保全自己的目的，有相当一批日本军政要人向检察局提供了各种情报和证词，那些想百般抵赖的战犯，在铁证面前很快就被检察官驳斥得哑口无言。
1946年6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日本战犯进行历时一个月的起诉。国际检察局的检察官们用令人信服的证据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毒化国民、走上军国主义战争道路的事实。接着，法庭很快就进入了日本侵略中国部分的审理。首先面对的，就是满洲阶段。满洲阶段即日本阴谋侵略中国东北阶段。这也是起诉书控诉日本侵略扩张的开始。1946年7月1日，美国检察官达尔西首先出庭发言，他从日本1928年制造“皇姑屯事件”开始，直到1932年在日本扶植下建立溥仪傀儡政府，揭示了日本阴谋破坏和平，发动战争的过程。
在庭审中，被告和他们的辩护团试图把“皇姑屯爆炸案”的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上，而且，为了逃避惩罚，被告辩护团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借口，有的辩护律师甚至以战争中杀人不应构成杀人罪为由，为被告开脱。一时间，法庭上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1946年7月5日，一个神秘证人突然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让所有被告和他们的律师感到震惊。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手中掌握着的第一张牌———田中隆吉。
田中隆吉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从1923年起就在日本陆军参谋部工作，1927年以后被派往中国，在北京、张家口一带长期从事侵华活动。1935年任关东军参谋，1939年任陆军省兵务科长，1940年晋升少将，升任陆军省兵务局长，但是因为跟东条英机意见不合，在1942年被东条英机罢免了。他深悉日本对外侵略内幕，一开始就“全力配合检察活动”，将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写成详尽的供述材料，并在法庭上公开出庭作证。
美国检察官萨盖特出场讯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炸死张作霖的，究竟是谁？
田中隆吉作证说，我查过卷宗，张作霖之死，是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计划并实施的。1931年6月3日，在南满铁路和京奉线交叉处炸毁了北京开来的列车，车上的张作霖没有逃过此劫，第二天就死了。
田中隆吉的证言极具杀伤力。被告们鸦雀无声，特别是东条英机，狠狠地盯着过去的部下，满脸怒容，焦躁不安。
但田中隆吉紧接着在法庭上把自己知道的日本军部的内幕一一道来。就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南京大屠杀等侵华罪行做了尤其详尽的叙述和证明。他的作证使日本战犯的侵略罪行大白于天下。其实，向东京法庭提供各种情报和协助检察活动的日本人为数不少，绝非田中一人，只不过大多数人的协助活动是秘密进行的，而田中则是公开以证人的身份出现的。
◆ 艰难取证
在法庭上，面对那些战争狂人和一批西方善辩的律师，审判将是一场无硝烟的战场，是另一种形式的较量。证人证据找准了，有说服力，那就是一枚枚抛向恶魔的“重磅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