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虽然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也是抗日战争的主要战胜国，但由于国力弱小，审判开始时并未受到他国的重视。最后，经过梅汝璈等人的努力抗争，才在这一场审判中为中国争得了一份荣誉和尊严。在此过程中，“法官座席之争”尤其显得苍凉悲壮，发人深省。
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集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将按什么样的顺序来排列？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前各国法官最为关注的问题。梅汝璈也不例外，他对助手说：“任何国际场合，争坐次在所难免，这并非个人名利，而是关系国家、民族地位和荣誉的大事，故应有的位置必须当仁不让，力争得到之。”
虽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却极其敏感，法官会议曾有过激烈讨论。按理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是由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受降各国所派遣，法官的席位当然应该以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即按照美国、中国、英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荷兰、印度、新西兰、菲律宾顺序排列。许多法官，特别是中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法官都赞成这个安排。但是，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庭长———澳大利亚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卫勃却不喜欢这个安排，他想使两位与他亲近的英美派法官（特别是英国法官帕特里克勋爵）坐在他的左右手，千方百计地反对和变更这个安排。
在法官会议上，卫勃庭长提议法官席次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惯例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是，有的法官当即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是以中、法、苏、英、美（按照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这样一来，两个非英美派的中国和法国法官将坐卫勃的两旁，而卫勃所倚重的英国和美国法官便不能居于中央席次。卫勃的提议落空了。于是卫勃庭长又提议：我们不是联合国的组织，不必按五强居中的惯例来安排，可以适用按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办法。但是，这样一来，事情就更乱了，因为居中央的将是中、加两国的法官，而庭长所希望接近的英、美法官反而离他更远了。
这时又有人提议：远东法庭既然是国际性的法庭，就不必强调法官所属国家而应该以法官个人的年资深浅为序。但是，此论一出，马上就有人问道：“年资”是什么？是法官出生年月日的先后，还是在本国任法官职务时间的长短？何况法官职务尚有高低之分，任一年地方初级法院法官是否能够等于任一年全国最高法院法官？如果不能，又应该如何折算？当律师、当教授的“年资”同任法官的“年资”又应该如何折算？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非得组织一个委员会去细致地调查研究一下各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可。于是，大家为此事争来争去，莫衷一是。
微笑着倾听良久的梅汝璈终于说话道：“个人的坐次，我本人并不介意，只因与各位同仁一样，是代表了各自的国家来的，所以我还须请示本国政府。”
这一军“将”得厉害。盖因预定的开庭日期将至，法官们如果都要请示国内而后定，必拖延时日，准时开庭谈何容易?庭长卫勃认定不能开这危险“先例”，忙说：“为确保准时开庭，坐次问题必须尽快排定，希望梅先生从大局出发。”
梅汝璈收敛笑容：“同意庭长尽快排定的意见，但中国代表应排在第二位。众所周知，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审判的又是日本战犯。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故我提议，各位都不用争了，法官的坐次，按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列，实属顺理成章。”他接着报了受降典礼上各签字国的顺序：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尽管当时的中国是受侵略之害最深的国家，亦号称“世界四强”之一，可国力不够，徒有虚名。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因此对于梅汝璈的提议，那几个西方国家代表心里根本不愿接受，却又无令人信服的理由。英国法官一脸尴尬，又带几分恼怒，会场气氛显得紧张起来。
梅汝璈成竹在胸，有意以调侃的口吻缓和一下空气：“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个办法，那我们就以体重为标准吧，各自过磅，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按照它来安排席次，重者在前，轻者居后。这样，我们便可以有一个最公平、最客观的标准。”
话音刚落，法官们哄堂大笑。卫勃庭长对梅汝璈笑道：“梅先生真会讲话，是法官更是个幽默大师。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我们是国际法庭而不是拳击比赛场。”
梅汝璈以笑对笑，绵里藏针：“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还是按体重排列为好，我即使被排在最末一位，也毫无怨言，对本国政府也算有了交代。政府如果认为我坐在后边有辱使命，可另派体重者取而代之，再来较量。”显然，梅汝早已意识到庭长是在千方百计地排挤他，不让他占据法官第二席。
这个问题就这样半认真、半玩笑地在正式开庭前的法官会议上被谈论来谈论去。卫勃庭长既不做出决定，又不愿付诸表决，一任其混乱、僵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