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家境清贫、毫无背景、不通英语，甚至连官话（普通话）都讲得不大好的农家子弟梅汝璈而言，清华学校的生活所带来的种种不便和各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半军事化的作息制度必须严格遵守，西式体育锻炼必须积极参加，任何一门功课都不能马虎，否则便有留级甚至被开除的危险。最使梅汝璈感到尴尬的，是语言问题。不少外籍教师都用英语授课，多数同学都具备一定的英语基础，而梅汝璈却一句英文也听不懂，一个字母也不认识。
由于学校的课业实在太沉重，有的学生不堪压力，精神都几乎崩溃了。但有的家长因望子成龙心切，还时常来信批评自己子弟成绩不佳，甚至以“有何面目再见江东父老”相责问，更加重了其子弟的心理负担。梅汝璈的父亲则正好相反。就在梅汝璈为英语基础太差而焦虑万分的时候，父亲的来信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和鼓励。父亲在信中说：对于功课，尽力而为即可。倘若实在达不到要求，我们还可以退学，再报考其他学校———中国的好学校很多，清华并不是惟一的选择。我们来自穷乡僻壤，见识、眼界，特别是西洋文化的根底自然比不上生长在通都大邑的书香门第或官宦人家的子弟。再者，人家往往是先在别的学校念完初中，然后再考进清华从头学起———这当然要轻松一些。而我们则是在小学毕业以后直接入学，文化基础虽差，在年龄上却有一点优势。经过努力完全可以赶上来，而不必一天到晚忧心忡忡，徒增烦恼。接到父亲的这封信以后，年幼的梅汝璈放松了焦虑的心情。他决心从头学起，迎头赶上。
梅汝璈的家境在清华学校的同学中算是清苦的。小时候的一件棉袍，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加长了三次。但清贫的梅汝璈在学习中却十分刻苦。每当晨曦初露，清华园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畔，在“水木清华”匾额之下，便会出现这个少年的身影。他口中念念有词，由艰涩到流利，由简单到复杂。这便是梅汝璈在补习英语。经过一段时间的起早贪黑，他的英语水平不仅赶上了其他同学，而且还处在了领先的地位。语言障碍的扫清，又自然地促进了其他课程的学习。8年之中，他的学业成绩始终保持优秀。他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还担任了清华学校校刊的主笔，令老师和同学们刮目相看。他来自历史上（特别是宋明以来）人文荟萃、科举人才众多，但在近代却新风迟开、保守封闭的江西省，以自己顽强的奋斗精神在这个典型的洋学堂中显示着华夏儿女的智慧和品格。这也为他日后完成国际大法官的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海外留学归来
1924年，梅汝璈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两年后他就以优等生的成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并被选入“怀白塔卡帕”荣誉学会。1926年夏至1928年冬，梅汝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并在24岁那年获得博士学位。有位教他德语的教授曾称赞他有着“令人惊异的头脑”。
海外留学生活不但未使梅汝璈淡忘祖国的命运，反而促使他更加关注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为了响应国民革命军“打倒北洋军阀”的北伐行动，梅汝璈与先后来美的施璈、冀朝鼎等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名叫中山主义研究会的团体，积极地宣传革命主张，并开展了与留美中国学生中的国家主义派争夺留美学生总会领导权的活动。
1929年春天，提前完成学业的梅汝璈离开了美国。他把多余的奖学金用作欧洲之行，广泛地游历了伦敦、巴黎、柏林和莫斯科之后回到故乡。以后的十几年，梅汝璈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讲授英美法、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论等课程。
梅汝璈最初应聘到山西大学法学院任教授，主要是由于考虑到山西大学历史悠久，而且山西大学具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特点，因为山西大学也是外国人用‘庚子赔款’创办的。任教期间，梅汝璈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还经常以清华人“耻不如人”的精神勉励学生。他谆谆告诫同学们：“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建立都与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有关，其用意是培养崇外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明耻’，‘耻’中国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国家，‘耻’我们的大学现在还不如西方的大学。”
由于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闭关锁省”，不知“明耻”且“夜郎自大”。因此，不久后梅汝璈又应聘到由张伯苓担任校长的南开大学任教。抗日战争开始后，南开迁往昆明与北大、清华合并成立“西南联大”。梅汝璈途经重庆，应当时担任教育部次长（副部长）、在中央政治学校兼职的清华校友顾毓琇的邀聘，担任该校的法律系教授。
后来，梅汝璈还兼任过中山文化教育馆副主任和《时事类编》（半月刊）主编，撰写、翻译、编辑了很多外交和国际政治方面的文章。此外，他还在当时的国民政府立法院中担任委员，在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以及司法部法官训练所兼职授课。他留学期间学习的法律专业知识不仅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为他后来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侵华战争使得中国山河破碎，民生多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想到年事渐高的父母和诸多亲友正在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追击而东奔西走，看到政府中某些官员正在大发国难财，一介书生梅汝璈的心情就像山城重庆上空的浓雾，显得阴郁、灰暗。尽管呈现在梅汝璈面前的现实生活几乎是一片漆黑，然而，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公平和正义的理想决不会在梅汝璈心中轻易地泯灭，所需要的只是时机而已。
当梅汝璈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时，他才42岁。在当时的中国法学界和司法部门，资望深、年龄大的人士比比皆是。可是，执法东京的重任却偏偏落到了刚刚步入中年的梅汝璈身上———这无不得益于梅汝璈多年来在法学研究、教学和司法实践方面的出色表现。舆论对他的评价是：精通法学理论，善于雄辩而又头脑冷静。
梅汝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法律知识，全程参与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在那场马拉松式的审判里，梅汝璈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礼有节。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和“坚持死刑处罚”等关键问题上，他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学识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让世界记住了这位来自中国的大法官。
梅汝璈的日记写到1946年5月中旬，直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十多天后。最后一篇日记后有行铅笔字，写着“以下转入另外一册”，但梅小璈说没有找到这“另一册”。这样，后来中国检察官和顾问在庭上精彩的反诘和辩论，那些只有梅汝璈经历过的、现在难以想像的11位法官之间复杂的斗争和斡旋，那些法官们在宣判前做的秘密讨论，以及历时近3年的审判中坐在法官席上的中国法官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就都随着日记的丢失，成为永远的谜了。